清代对宋元明六书学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文字研究》第十二辑1清代对宋元明六书学的继承与发展党怀兴【摘要】宋元明三朝关于六书学的许多问题的研究承先启后，如六书、小学与经书研究的关系，六书体用说、兼书说、假借论、引证钟鼎古文、文字子母相生说等方面都启发了清代学者的研究，一些观点实际上开清人小学研究的先河，这说明清代学人的小学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无源之水。这是学术发展的事实。【关键词】清代；宋元明三朝；汉字；六书宋元明三朝关于六书学的许多问题的研究承先启后，如六书、小学与经书研究的关系，六书体用说、兼书说、假借论、引证钟鼎古文、文字子母相生说等方面都启发了清代学者的研究，一些观点实际上开清人小学研究的先河，这说明清代学人的小学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学术发展的事实，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清代《说文》学大盛，前所未有，据《说文解字诂林》“引用诸书姓氏录”统计，约有二百多人，著述多至千餘卷。然而，清代学者以恢复汉学为己任，崇尚汉学，贬斥宋学，如清·戴震所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生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①”“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视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②”钱大昕说：“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释经典。③”这些是清代学者对宋学的有代表性的看法。其实清代学术的许多方面是受到宋学影响的。如张舜徽先生《论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所述：“当乾嘉朴学极盛时，举世以征实博考相高，鄙蔑宋儒空疏为不足道，诋讥诸子尤厉。章学诚独昌言矫之曰：‘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舜徽尝广其意以推寻之，则有清一代学术无不赖宋贤开其先，乾嘉诸师特承其遗绪而恢宏之耳。校订《说文解字》，自徐铉始；为《说文解字》作传，自徐锴始；昌言右文，自王圣美始；考论古韵，自吴棫始；为《尔雅》作疏，自邢昺始；此清代小学出于宋也。攻《伪古文尚书》，自吴棫、朱子始；斥《河图》、《洛书》，自欧阳修始；……此清代经学出于宋也。他若金石考证，欧、赵兆其端；目录解题，晁、陈启其绪；自郑樵有《校雠略》，而校雠之学始号专门。……由此观之，有清一代之学，莫不渊源于两宋，后之从事实事求是之学者，数典忘祖，反唇相讥，多见其不知量也。④”在《论宋人经说不可尽废》中张先生感慨说：“宋儒何罪何辜，而深不厌人意，必尽屏绝而后快耶？”这都是有案可稽的实事求是之论。唐兰先生曰：“清代学者因为他（指郑樵）批评许慎，都不愿称道他，但未尝不受他影响。⑤”于清代语言学，何九盈先生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分析：“清代语言学的成就很突出，问题也很突出。首先，他们有严重的复古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对汉以后的语言文字学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明万历年间的语言学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不可一概否定。到了戴震、钱大昕，【作者简介】党怀兴，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710062)①转引自齐佩瑢《中国文字学概要》，第48页，国立华北编译馆1942年8月。②《戴东原集》（下），第33页，万有文库本。③《潜研堂文集》（卷24），第349页，万有文库本。④参张舜徽：《广校雠略》，第123—124页，中华书局，1963年4月。⑤参唐兰：《中国文字学》，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2不仅批判明朝人，对明朝语言学的成就否定过多，就是对晋唐宋的语言学成就也否定过多。①”这是公允之论。对宋元明三朝学者的“小学”研究，清代学者多不屑一顾，这主要是因为宋元明三朝学者的研究大多自立新说，不墨守，不盲从。尽管宋元明三朝学者的六书研究存在不足，尽管清以来学者对他们的批评有不实之处，有偏激的地方，但学术发展的事实表明，清以来学者的小学研究得力于宋元明三朝学者著述的地方不少，受到他们著述的影响、启示的地方良多，这是学术发展的事实，是我们必须给予承认的。清代学者的许多学术观点或多或少地都受到宋元明三朝学者的影响，这表现在许多著述中自觉地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引用了宋元明三朝学者著述中的观点和材料。一、六书、小学与经学的关系关于“小学”与经学的关系，宋元明时的学者普遍认为：六书是文字之本，文字是六经研究的基础，“小学”通而经意明。如郑樵《六书略·六书序》所说：经述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藉六经。六经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对郑樵的这一看法，清人也有给予较高评价的，如清·嵇璜、曹仁虎等奉敕撰《钦定续通志卷八十九·六书略一》所说：“臣等谨案：郑樵作《六书略》，推本于经术之明皆由小学，其义诚当已。②”郑樵之后学者继续推阐这一观点。宋元·戴侗在《六书故·六书通释》中说：六书者，群经诸子百氏之通释也。六书苟通，由是而往，天下之书，不待注疏皆可读也。六书不通，而以臆说谬为之注疏，是瞽而为向者，祗益其迷。天下之物，犹有出于六书之外者乎？其寡已矣；凡天地万物之载具于六书，能治六书者，其知所以治天地万物矣。夫不明于文而欲通于辞，不通于辞而欲得于意，是聋于律而议乐，盲于度而议器也。元·周伯琦《六书正讹·叙》曰：六书者，文字之本也。不达其本而能通其用者，不也。这一点在许多六书学著述中都有系统论述。这是这一时期学者们的共识，是他们进行六书研究的基本目的。清人于此也有几乎相同的论述：阎百诗曰：“学者能知六书，则群经如指诸掌。③”戴震《古经解钩沈序》论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④。戴震《六书论·自序》：“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①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20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93册，第4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③参《说文解字诂林·前编中·六书总论·说文解字索隐》，第125页。④参《戴震文集》第146页中华书局，1980年12月。《中国文字研究》第十二辑3广，统之不越六书，纲领既违，讹谬日滋。①”黄以周《说文解字补说叙》：“古圣既往，道载于文。六经之外，无所谓道；六书之外，无所谓文。故欲谭道者，先通经；欲通经者，先识字。②”徐宗干《说文字辨序》曰：“道学自经学始，经学自字学始。……芗溪徵君进呈《三礼通释论略》云‘通经者必先明小学，小学者，六书也，许氏《说文》为六书之权舆；六书明而后经义明。’韪哉！是言也。③”将清代学者与宋元明学者关于六书与经书研究的关系的论述加以对照，我们会发现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六书为小学的纲领，小学为读经的工具；欲明经义，先通小学；欲通小学，先知六书。六书明则经义明。清人关于六书与经典研究的关系的论述，实际上并没有超出宋元明学者的论述之上。二、六书体用说以及六书与文、字的关系目前学界的共识是戴震关于六书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四体二用”理论：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其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④”清·段玉裁曰：“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⑤”段玉裁的评价不可谓不高。戴震之后，王筠也有类似说法：“观乎天文，观乎人文，而文生焉；天文者，自然而成、有形可象者也；人文者，人之所为、有事可指者也，故文统象形指事二体。字者，孳乳而浸多也，合数字以成一字者皆是，即会意形声二体也。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法也。⑥”又曰：“象形指事，皆独体也，而有物然后有事，固宜以象形居首。会意形声，皆合体也，而会意两体皆义，形声则声中大半无义。且俗书多形声，其会意者，千百之一二耳，即此足知其先后矣。转注假借在四者之中，而先后也不可淆者，转注合数字为一义，假借分一字为数义也。”戴震以及王筠关于六书的事形、声意、体用的论述从语句上与宋元明学者的一些论述几乎是一致的⑦。如明人赵古则、杨慎、吴元满在其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应是戴震、王筠六书体用理论的源头。这一观点在清代以及近代即有学人指出，如清·孔广居《论六书次第》曰：“文为母，字为子，事意声之字皆生于象形之文，故皆以象名之，以文生字，字又生字，生生不穷，谓之转注，是转注即寓乎四象之中者也，转注多以本义相生，或本义有所不定，则变通其义而假借焉，是假借亦寓乎四象之中者也。明杨氏慎谓四象为经，注借为纬，诚不易之论也。⑧”如近人吴敬恒《说文解字诂林补遗·叙》曰：“六书之四体两用，发端于杨升菴经纬之论，而成立于戴东原，此实不刊之定义。⑨”这些论述将六书体用说已①参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补遗·前编上·叙跋类七》，第36页。②参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补遗·前编上·叙跋类七》，第59页。③参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补遗·前编上·叙跋类七》，第60页。④参《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⑤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7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⑥参王筠《说文释例》第3页，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⑦参本文“六书总论”一节。⑧参《说文解字诂林·前编中·六书总论》，第107页。⑨参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补遗·吴叙》，第4页。又韩小荆《杨慎的“四经二纬说”》（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24经追溯至明代杨慎，其实在杨慎之前赵古则就已有论述。以杨慎为体用说的发端已经不妥，而学术界至今仍然有一些学者认为“四体二用”说是戴震首创的，这就更不符合学术发展的事实。清代《说文》四大家中王筠的《说文》研究成果丰硕，代表作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等。王氏在《文字蒙求》中按自己的六书分类条理统属所收两千多字。王筠《说文释例》关于六书分类的研究最为深入，分类也最为系统，胡朴安曰：“王氏此书，解释六书之条例，远出宋元明诸家之上。”此论不虚。但王氏在许多方面都受到宋元明学者的启示。《说文释例》卷1《六书总说》曰：筠按：此书名以《说文解字》者，说其文，解其字也。《通志》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是也。观乎天文，观乎人文，而文生焉。天文者，自然而成、有形可象者也。人文者，人之所为，有事可指者也，故文统象形指事二体，字者，孳乳而浸多也，合数字以成一字者皆是，即会意形声二体也。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法也。或疑既分经纬，即不得名曰六书，不知六书之名，后贤所定，非皇颉先定此例，而后造字也。犹之左氏释《春秋》例，皆以意逆志，比类而得其情，非孔子作《春秋》先有此例。象形指事，皆独体也，而有物然后有事，固宜以象形居首；会意形声，皆合体也，而会意两体皆义，形声则声中大半无义。若谓之字源，则惟象形指事乃可谓之源耳。学者多称引王筠说，纵观宋元明学者的六书研究，我们会发现王氏这段话的基本观点是有渊源的：其一、迳引郑樵《通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说作为六书理论的基础。此说已成为六书学家的共识。其二、文统象形指事、字统会意形声，象形指事为文字之源，郑樵、戴侗、赵古则等有是说。近代学人也受其影响，如胡朴安《六书浅说·六书通论》“象形总论”在引述晋卫恒、唐贾公彦、宋张有、元戴侗、杨桓、明王应电、赵宧光之说后曰：“据各家说，象形文之为绘图，较然明甚。夫象形为一切文字之本。会意形声之字，由文孳乳而生。……赵古则所谓圣人造书、肇于象形是也。①”其实郑樵、戴侗都有这样的论述。其三、六书四经二纬说，源于赵古则，后来杨慎、吴元满都有发挥。其四、以六书为后贤所定之条例，明·赵宧光早有是说②。或以为此说乃王筠的首创，则不合学术发展的事实③。这些观点都是有案可稽的。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还有文字与声音关系的论述，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