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来湖北印学发展简史

清末以来湖北印学发展简史清末以来湖北印学发展简史张浪张波根据考古学的发现，长江流域的古文明和黄河流域的古文明一样源远流长，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勤劳智慧的楚人以“上下求索”的精神，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独具魅力的楚文化。1975年，在楚国故都纪南城边发掘的江陵70号秦墓中，出土“泠贤”两方私印，一大一小，一玉一铜，现存荆州博物馆。大的一方为玉质，以小篆入印，秦传二世仅15年，秦代下葬的人多生活在战国晚期。此印打破大篆入印的陈规，直接采小篆为文，即使在秦朝也属大胆创举。小的一方为铜质，基本是大篆，但已接近后来才定型的摹印篆。摹印篆取代大篆是汉印的标志，这种历史瞬间的飞跃在楚印上得到印证，可谓楚印对中国印学的贡献。1981年湖北随州擂鼓墩出土的曾侯乙成套大型编钟、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出土的楚简更是让世人惊叹。湖北地区历代金石遗迹星罗棋布，著名的有李白“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诗刻、黄庭坚襄阳诗刻、苏东坡西山题名，黄鹤楼、米公祠、松风阁、三游洞等名胜古迹令人流连忘返。楚地文化积淀丰厚、金石文物众多的盛况，也催生了楚地文人对金石文字的探索激情，于是乎严观的《湖北金石诗》、陈诗的《湖北金石存佚考》、叶志诜的《湖北金石录》等著作先后问世，经缪荃孙、杨守敬编撰、校审的《湖北金石志》更是集腋成裘，补史传之缺失。《湖北金石志》三十二万字，引证书籍涉及经、史、子、集达一百八十余种，涵盖商周至元代九百余件金石器物，成为楚地最重要的金石文献。从清朝末年一直延续到当代，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兴起了涵盖金石考据学、文字学、篆刻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即汉派印学，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篆刻家和印学理论专着。今天研究汉派印学的发端，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是武汉自身形象宣传的需要，也是尊重人团结人，营造良好的湖北良好人文环境的需要一、汉派印学的萌芽期（清朝末年）“两湖熟、天下足”，湖北向为江南富庶之地、鱼米之乡，武汉为九省通衢之要塞，在张之洞的倡导下，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武汉作为督抚所在地可谓占尽天时、力拔头筹。经济的繁荣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个时期武汉的书籍出版、私家藏书、金石收藏居国内重要地位，汉派印学在这样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萌芽滋生。端方、杨守敬、黄牧甫是汉派印学的萌芽期的重要人物，其金石学、篆刻学成果为国内翘楚。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中国清末金石学家。一生嗜好金石书画,大力搜集收藏青铜器、石刻、玺印等文物。着有《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端方自称：“余少稽此业，自为京朝官，及杖节方州，盖尝物色求，自诡以实验为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争以购归余。其旧者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罗。”1900年因庚子之乱护驾有功，端方先后任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黄牧甫(1849-1908)名士陵，晚清印坛杰出篆刻家，“黟山派”创始人。黄牧甫一生为客，四海漂泊，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应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所邀,携长子黄少牧来武昌，协助端方从事《陶斋吉金录》的编纂工作，这个时期黄牧甫创作了大量作品，也为端方及其家人刻了大量印章。1904年归老故乡到1908年病逝，黄牧甫再未出山。据《同听秋声馆印》跋：“士陵篆刻无所师承，每自愧不足为知己者用……”可知，黄牧甫篆刻并无具体师承，其转移多师、勤奋善悟，加上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其艺术成就的关键，黄牧甫对历代金石的广博涉猎，使其篆刻艺术实现了由“印中求印”到“印外求印”过渡。武汉是黄牧甫做客生涯的最后一站，汉上丰厚的吉金乐石藏品滋润了黄牧甫的篆刻艺术向颠峰发展，同时黄牧甫也对汉派印学的萌芽产生重要影响。称黄牧甫为“黟山派”，是印坛以篆刻家出生地命名的习惯说法，其实黄牧甫一生的篆刻生涯在故乡的时间很短，汉派印学无须硬拉黄牧甫来壮大阵容，只是就历史而言，汉派印学的萌芽期确实烙上了黄牧甫诸多痕迹。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学者、大藏书家，精于版本目录学、金石文字学，着有《楷法溯源》《学书迩言》《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激素飞清阁评帖记》《望堂金石集》《寰宇贞石图》等著作。由于杨守敬一生著述颇丰，在多个领域广有建树，所以其学术声望掩盖了书名，其印学成就更是鲜为人知。《清代学案》一书只是对其舆地学进行评述。杨守敬在《壬癸金石跋》中有“古玺跋”“桑干镇印跋”“建州刺史印跋”，于古印鉴别详慎精微。杨守敬于印学的最大贡献是其对元押的收集整理，其序云：“有元一代书法，自赵文敏、鲜于困学后，承学者争仿效之，婉丽有余，而古意略尽。唯士大夫姓名押，尚有魏晋遗意，盖其时风尚所趋，又仅经营一字，故疏宕有奇气。顾嗜印章者，竞羡秦汉，而以元押时代较近置之……”受厚古薄今时风影响，印学界普遍存在对元押视而不见的现象，印谱编选多不纳，少数亦仅列数枚以为点缀，直至杨守敬《印林》刻刊问世后，印学界观念方为之大变。端方任湖北巡抚期间，端方和黄牧甫、杨守敬经常切磋印证金石文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端方凡获重要新藏，除找黄牧甫鉴别外，还多找杨守敬鉴赏印证。杨守敬若不能亲到，端方必致函垂问。端方在致杨守敬一函云：“自愧弇陋，徒饮其瑶，莫名其器，非博识多闻之君子，莫能辩此，特以拓本奉鉴……”由是可见抚台大人对学者的尊重程度。1903年张之洞、端方以“老成硕望，博览群书，致力舆地学数十年，于列朝沿革险要洽熟精详，着书满家，卓然可传于世”之誉，合力保荐杨守敬入经济特科。端方调任两江总督后，杨守敬应端方礼聘，于1906年、1909年两次赴金陵，为端方题跋所藏金石碑版。作为书法家、金石学家的杨守敬在当时即受到印坛的普遍重视，与之交往的除学者、藏家外，罗振玉、沈曾植、张裕钊、黄牧甫、吴石潜等书法家、篆刻家多与之友善。《邻苏老人题跋》云：“山阴吴君石潜精篆刻，藏印甚多，尝以其秦汉印选、国朝诸名家印及西泠八家印谱赠我，知其与杭州丁君辅之结印社有年。又出其《西泠印社图》属题，亦吾旧友陈君蓝洲笔也，余刻日归鄂，不及为之祥述，倚装书此以志之。”据《印林》序云，杨守敬曾于汉上王子上、王子石昆仲编汉唐印，惜目前难见实物。杨守敬也常和湖北学者东湖饶敦秩研讨元押。清代晚期，汉派印学的萌芽有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和条件，两湖书院的设立使武汉会集了很多学者，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潜江甘鹏云便是从两湖书院走出来的学者，其编撰《方志商》《崇雅堂碑录》在当时也较有影响。武汉也产生了杨守敬、徐行可、柯逢时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大藏书家，收集金石古物、鉴别考证、结集出书在武汉成为风气，这时期的丰硕成果为民国时期汉派印学的正式产生奠定了基础。二、汉派印学的发端（民国）民国时期篆刻艺术空前繁荣，自西泠印社起，印人广泛结社，随着印学期刊的出版和专业艺术学校的设立，中国印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民国时期既出现了吴昌硕、齐白石这样的篆刻大家，也有令人叹服的篆刻作品总量和综合成就。可以说民国时期的篆刻艺术足可与前代比肩。我们在考察民国时期印坛风貌时，除了将其整体成就与前代进行比较外，还应该重点研究印社的发起、印学期刊的出版和专业艺术学校的设立，因为这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创举，是民国印坛有别于前代的时代特征。民国时期是报纸期刊的发端，出现了专门的书画篆刻报刊杂志，这是前人不能想象和难以做到的。1931年，易均室先生创办了湖北地区民国最早的书画篆刻刊物《艺甄》，与北平的《艺林》、广州的《艺彀》相鼎足。可以说，民国时期出现报纸期刊就象今天出现网络一样重要，谁能否定今天电脑网络对人们生活、艺术的作用。中国清朝以前的书法史可以说是官僚贵族的书法史，或是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这样的政府要员，或是象米海岳等御用专职人员，再次是象怀仁等受到礼遇的高级宗教人员。还有就是依托达官贵人，也就是中国传统中的养“士”和门人之风而立足艺坛的一批文人。可以说：专业的书画篆刻报刊杂志的诞生，艺术作品可以跨地域跨时空流传，平民艺术家登上艺坛永载史册有了更大的空间。中国人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是我们的自豪，民国时期有了专业书画篆刻报刊杂志是艺术界的骄傲。民国时期出现了专门的艺术类学校，这也是一个质的重大飞跃。蒋兰圃、唐义精等先生创办的武昌艺专在全国享有盛誉,一大批名家执教于武昌艺专，专门讲授金石书画课程，也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过去书画篆刻艺术都是师徒相传的单一传授模式，不外乎一师多徒，一徒多师转移多师等情况，与严格系统的教学、批量地培养艺术人才不能等同而论。这种艺术教学体制变化后的结果，简单的漠视近乎于无知。武汉作为民国时期文化中心城市之一，文人汇萃，引领风骚。民国时期武汉地区的印学成就奠定了汉派印学的基础，在当时全国具有重要地位。这个时期汉派印人虽然没有明显的创派意思，但已被当时的印坛称为“印学粤汉派”，这种提法与当时的行政区划有一定关联（武汉现在还有粤汉里、粤汉码头等老地名），汉派印学的发端和兴盛对中国印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艺甄》的出版和易均室对印学理论的研究，作为汉派印学的发端，奠定了汉派印学的基础。易均室（1886——1969）名忠箓、字均室、号穞园，斋堂为静偶轩，湖北潜江人。易均室先生早年就读于武昌经心书院，光绪末年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并参加了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易均室先生在潜江响应独立，后参加讨袁护国军。作为中国近现代印学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易均室一生对文物典籍悉心搜求、不遗余力，致力于金石文字考释之学，且著述颇丰，有《古籒臆笺》《静偶轩金石题跋》《柏风堂题跋》《说文部首形系》等十余种传世。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俞建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专条评述，沙孟海在他的《沙邨印话》中说：“世间不可无易均室。”1929年湖北省政府当局力邀易均室担任湖北图书馆馆长一职，易均室在图书馆馆长任间，征集和接触了大量古籍文献和金石拓片实物。在资料的整理过程中，易均室感到当务之急是培育大批金石学人才，并集中专家学者潜心研究。经过慎重考虑，易均室辞去了湖北图书馆馆长职务，执教于武昌艺专，专门讲授金石书画课程。1931年，易均室创办了湖北地区民国最早的书画篆刻刊物《艺甄》，汇编艺友雅集之金石书画和收藏的古玺汉印，共编印六期，其首期刊头即为先生手泽。为了搞好《艺甄》的作品征集工作，易均室不辞辛劳，千里迢迢奔波于齐、鲁、陕、豫等地，收获颇丰。一时间武汉成为海内名家汇聚之重镇，艺友之间互相考释印证、唱和切磋。到易均室寓所一饱眼福，观看其收藏的金石拓片、古籍善本是艺友们的一大幸事，海内名家也乐于为易氏奏技，刻印作书相赠。易氏则常常以所藏金石泉镜之妙品，亲自模拓并在拓片上题跋钤印答谢朋友，在当时传为佳话。五六十年间，与易均室先生交往甚密或有联系的知名篆刻家约四五十人，如赵叔孺、徐星洲、吴石潜、王福厂、唐醉石、易大厂、邓而雅、沙孟海、方介堪。黄宾虹1931年曾为其作山水图，易均室自题行书跋。沙孟海为其刻“静偶轩夫妇心赏之符”一印。王福厂拓钤印稿遇到古字，如有疑惑则常问教于易均室，王福厂之谦虚、易均室之严谨当为学者风范。易均室博古多识、赏析甚精，对自己要求也甚严，平生除部分自用印和应弟子所求外很少奏刀，印章刻成后满意而留下来的很少，往往是刻了磨掉、磨后再刻，一但定稿必是精品，博得同道赞誉。这种严谨的习惯影响到徐无闻、程白舟等人。（徐悲鸿的秘书程白舟先生存有易均室先生为其刻的一枚名章，并观看了其奏刀的全过程。）《陈子庄年表》称陈子庄与篆刻家易均室等相交往。四川书家曹建评易均室篆刻渊穆古雅、深得古法。由于易均室存世的篆刻作品绝少，故很多人介绍易均室于篆刻只赏析、不刻印，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看来，对易均室资料的整理、尤其是篆刻作品的收集，有待于后人进一步努力。随着印学史研究的深入，易均室作为近现代金石学巨匠的地位将为艺坛所共识。沙孟海说：“治近现代印学史，不可不知易均室。”易均室胸襟坦荡，虽然视文物典籍为生命，但从不把其所藏独占私有，曾将艺友为他刻印三百余方，先后辑为《均室鉨印》、《穞园印鲭》分赠同好。解放后，唐醉石任湖北文管会主任，筹建湖北博物馆，易均室和刘问山响应政府号召，捐献了大量文物典籍，其功不可没。易均室的艺品藏德为后人敬仰。“文革”中，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