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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同哪里来“大同”在中华民族具有上千年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早已有之的朴素思想，又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并已广泛深入地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大同从哪里来呢？如果单从字面来解释“大同”一词，那么可以望文生义。“大”即有“远大、伟大、正大、大众或大致”等含义，“同”即有“共同、协同、合同、相同、雷同”等含义，这里应取“远大共同”（TheGreatHarmony）之义，远大即为远大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共同即为共同理想—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的理想必须立足于民情、党情、国情及世情，是务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体现了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统一，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体现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务实与宏伟，既根植于民族与传统，根植于阶级与时代，又连接历史延伸未来，复兴中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坚定信仰。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不是上帝的骰子，不是冥冥之注定，不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而是这是文化延续的必然回归、升华和普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与趋势，是人民期待的必然认同与选择，是共产主义事业发展之必然理想与追求，“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见金”。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代表那个阶段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共产党人要敢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纵观历史，“大同社会”主要是体现了“公正、和睦、幸福”的理念。迄今为止，大同思想主经历了元典时期、持续时时期、发展时期和成熟时期。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典表述。甚至有人从《易经》的《大有》和《同人》的合并中寻找大同的涵义,“大有”是大的所有，伟大事业的意思；“同人”是求同存异，团结众人以治理天下的意思。二者合起来有“积极的广泛与人和同，才能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TheWell-to-do）两种社会模式均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极富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这是中国大同思想的元典时期。“大同”原是其最高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单就这段话来看，主要从公有制度、公正的选举原则、和谐的人际关系、完善的弱势保障体系、稳定的婚姻就业状况、良好的社会治安等方面进行了美好而简练的描述。这是所有的描述中最美好而全面的经典。“大同”理想反映了先人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平等与和谐状态的怀念与向往,反应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对新新会的构建热情与憧憬。但是那种原始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极其低下，即使所有产品公有、人人道德高尚，每个人得到的产品也是极其有限的。在那时，人类整体生存状态非常低级，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同”社会，大同理想只是一种“幻想”。即使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广泛存在着各种不公平的事情。现在，不少资料证明一些部落甚至出现残酷的人吃人的现象。“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以着其义，以考共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小康”则比“大同”低一个层次。“小康社会”原是建立在小生产、小农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世袭社会，终归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思想，不是全体人民的理想，“天下为家”，但社会生活稳定，治理有方，国泰民安。这里的家多指诸侯之类的达官贵族，可不是平常百姓的“家”。小小百姓有口饭吃就知足了，岂有丝毫非分之想？据说，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大雅·民劳》，其中有“民劳亦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礼运》所描绘的小康大同虽然是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但从思想内涵来看，这种思想具有终极关怀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历史上，是先“大同”后“小康”，是对历史的感慨而发的猜想，无论哪种境况，都并不十分美好，野蛮的过去都被时间过滤了。在今天是先“小康”后“大同”，是对理想的追求而定，虽不绝对完美，但是会愈来愈好。另外，道家有“小国寡民”的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老子在《道德经》中记道“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阵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饶有兴趣的是，这种看似平淡无为的思想成了汉代初期推行黄老之术休生养息的理论依据，经济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却造就了“大汉帝国”而不是“小国寡民”。对后来各朝代开国初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农家有“并耕而食”。《吕氏春秋·贵公》中“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他们虽然与提法上与儒家有些不同，但是从精神实质来说都是追求平等富裕幸福的思想。概括起来，春秋战时期是中国大同思想的元典时期。东汉公羊学家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观，其中“升平世”类似于其《礼运》中的“小康”，“太平世”则与“大同”类似。在《洪范》、《庄子》等典籍中也有“大同”的字眼或者类似的思想。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的没战乱、敬老少、纯风气的世外桃源，同现实形成鲜明对比，主要反映了处于压迫阶级对不平等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佛家有“极乐世界”“人间净土”等。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行访录》中“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以三化之治为范式，试图建立“公天下”的制度。由此可见，对人类未来产生无限憧憬的大同思想流传长，范围广，内容深，各抒己见，一言难尽。简而言之，共同点却都说是大同社会是个“礼乐教化、公平诚信、民风淳朴、人人快乐、天下为公”的“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传统农业“太平盛世”。些古老的封建的思想基本上延续到了近代太平天国之前，这一漫长的时期是大同思想的持续时期，思想内容没作太大的更改。但大同思想却一直是批判现实正本清源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山西省的大同市成为其思想符号在全国各地传播的愿望体现的一个缩影。太平天国为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明确提出“一律平均。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带有封建残余思想，如君权神授、称王封侯等级制、避讳制、选妃制等等。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必然导致起义的失败。同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的“天补均平”，宋代的李小波起义“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钟相扬么起义“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梁山起义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明中叶邓七茂起义自称“铲平王”、明末李自成起义“等贵贱，均田免粮”等等，充分反映农民呼声体现农民力量，积极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扩大了大同主体，丰富大同内涵，是中华民族推动大同发展的基层和中坚力量，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早期萌芽。近现代中国历史形势和社会矛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欧美风雨的洗礼和中西文明的交流碰撞中，传统的大同思想性被赋予新的时代特色，转化为批判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文化源泉和时代强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灾难深重屈辱重重危机四伏，以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不同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在探索救国救民的征途中,设计了多种各具特色的大同理想方案。它们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三者大同思想的演进更替过程,具有很强的民族历史继承性和文化内在的逻辑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乐观主义的时代气质。康有为著述颇丰，其代表的改良资产阶级的《大同书》，依据《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说，“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他认为大同之制是人类公理，实现大同必须破除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等“九界”，要废除君权、兴民权、行立宪，最终建立世界性的联合政府。康的大同观结合了《春秋》公羊学派的“三世说”、佛教慈悲平等、耶稣教博爱平等自由的教义、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因袭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些片断，反对阶级斗争，现实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幻想出一个未来的详尽的大同世界，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是近代中国最少有的气势恢宏的思想巨著。康有为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国界消灭,全世界统一于一个“公政府”之下,没有战争。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没有贵贱等级。男女完全平等，家庭已消灭，不存在父权、夫权压迫。但是，这只是良好的幻想。正如毛泽东对康的评价：“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同期的还有谭嗣同、梁启超等。《大同书》的完成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同思想的基本形成，是大同思想的发展时期，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孙中山为代表的进步的民主资产阶级试图缩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TheSocialism）及共产主义的差距，构建三民（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多次阐述的“大同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认为“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必须唤醒民众及联全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但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阶级继续存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孙中山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付诸实施，要求“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当时中华民国旗是用颜色来表示建国的历史与精神，那么国旗歌则是用声音来歌颂革命赞美祖，就可以看到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大同。“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毋自暴自弃，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后来中国国民党党歌也写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促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1923年前后，汪鸾翔先生应征的歌词入选为清华老校歌。其中“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讲该校的理想是使祖国达到大同社会。可见，民国时期大同再次历史性回归广为传诵。正是在大同思想的引领下，无数的仁人志士在推动历史进程和抵御外来侵略中贡献了无数力量和生命。近代的大同社会理想都不是成熟的新型社会，顶多算作中国早期“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初级版本。除了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外，他们更没有科学正确的指导理论、坚实广泛的阶级主体、严密周全的实施步骤和稳定安全的制度保障，缺乏足够的实力和坚定的信念来真正解读大同思想的时代内涵和彻底推翻顽固的旧势力，更不能如何构建维护新社会，注定了失败。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找到通往大同之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以失败告终，与农民阶级局限性密切相关。戊戌变法却被叛徒出卖史事证明改良资本主义在旧中国行不通。孙中山终生奔波革命，感慨“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临终时却依然叮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赋予了大同思想时代内涵新的内容，指导社会发展，进入大同思想的发展时期的重要阶段，为发展大同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上还有其他党派的思想，也没有取得最终成功。总而言之，大同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信仰和精神支柱。虽然大同社会非常美好，但实现的道路却是曲折而艰难的过程。历史的重任亟需新生阶级来完成。20世纪初，我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刚开始是以儒家“大同”理想来理解共产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