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后现代主义__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生态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陈世丹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一、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解构主义大潮渐渐退去，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Spretnak,1946-）提出并建构了生态后现代主义这一新的理论。斯普瑞特奈克常常称“生态后现代主义”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或“重构的后现代主义”（reconstructivepostmodernism）。斯普瑞特奈克是美国女权运动和绿色运动的积极分子，是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和生态后现代主义（ecologicalpostmodernism）的积极倡导者。迄今为止，她已经参与组织、策划了5次有关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国际讨论会。她的工作在精神性、文化史、女权主义和其他社会批评以及•生态学思想（绿色政治、生态女权运动、生态哲学）等领域内得到国际的认可。通过她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期的工作，她成为女性精神运动的创立人之一。她的第一部专著《失落的早期希腊女神：前希腊神话集》（LostGoddessofEarlyGreece:ACollectionofPre-HellenicMyths,1978）是2500年后首次对奥林匹亚神话的重构。1982年，斯普瑞特奈克编辑了一部标题为《女性精神政治》（ThePoliticsofWomen’sSpirituality）的文选，提出一个理解自然发生的女性精神运动的框架。这部文选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恢复女性精神历史，第二部分论述个人精神成长，第三部分论述受到精神实践鼓舞的政治行动主义。1991年，她写了《优雅状态——后现代时代的意义•恢复》（StatesofGrace:TheRecoveryofMeaninginthePostmodernAge）一书，这部著作是对四大精神传统及其对现代性危机解决的相关性的阐释。书中所探讨的传统是佛教、美国本土的精神、女神精神的当代复兴和亚伯拉罕教群（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波士顿世界报》赞扬这部著作，认为斯普瑞特奈克具有在学问和“现实”世界之间架设一座桥梁的杰出天赋。斯普瑞特奈克还写了三部论述生态政治和生态哲学的著作。她与卡普拉合著《绿色政治：全球的许诺》（GreenPolitics:TheGlobalPromise,1984）一书，该书成为德国绿党运动形成的催化剂，斯普瑞特奈克成为共同创始人。1986年，她在美国E.F.舒马谢学会年会上的演讲以《绿色政治的精神维度》（TheSpiritualDimensionof•GreenPolitics）为题目出版。她的著作《真实的复兴：极度现代世界的身体、自然和地方》（TheResurgenceoftheReal:Body,Nature,andPlaceinaHypermodernWorld,1997）以其独到的视野、批判的洞察和洗练的笔触而被誉为重要的杰作和思想的灯塔，被《洛杉矶时报》称为该年最佳作之一。与其他的后现代主义著作不同，《真实的复兴》不但揭露了现代社会中以人和理性为中心的种种现象，分析了其背后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而且还进一步关注近代以来人们在现代世界观一统天下的背景下所做的抵抗运动。在她的最新作品《思念玛丽：天后及其在现代宗教中的再度出现》（MissingMary:TheQueenofHeavenandHerRe-EmergenceintheModernChurch,2004）中，斯普瑞特奈克向过去40多年被•现代化了的罗马天主教会中圣母玛利亚地位和意义的大贬值挑战，该教会很大程度上否认圣母玛利亚象征、宇宙论和神秘的维度。在阐释宗教与现代性接合点上的几种社会力量时，斯普瑞特奈克不仅解释而且充分促进了当代圣母玛丽亚精神性的草根苏醒。此外，她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演讲和访谈录。这些著作和文章不仅直接推动了绿色政治运动的发展，而且也正是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斯普瑞特奈克提出了自己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从而为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在思想渊源上，斯普瑞特奈克提出的生态后现代主义与大卫•格里芬（DavidGriffin）、理查德•福罗克（RichardFalk）和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Jencks）等人的“非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nondeconstructionistformsofpostmodernism）一致，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联系密切，可以说它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态后现代主义拒斥现代性，因为“在许多深层意义上，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①现代性既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也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带来一个“自由的世界”，反而带来许多问题，例如今日的美国不仅面临现代性外在的危机(诸如自然世界的毁灭、核威胁、第三世界的牺牲)，而且面临现代性内在的危机(诸如理想的破灭、意义的失落等)。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另外的生存方式的动力孵育了生态后现代主义”，“我们被迫寻找新的，或许是已被发现的理解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方式”。②•斯普瑞特奈克深刻分析了现代性危机，将其外在表现形态描述为：1.经济人假设；2.工业主义；3.客观主义；4.理性主义；5.机械论世界观、科学主义；6.标准化；7.官僚政治和集中；8.人类中心论；9.与自然对立和轻视乡下人；10.分隔化、逃离宗教和宇宙论背景的缩小；11.极度男性。其中经济人的假定是现代性的最核心的假定之一。正是基于这一假定，自然被视作毫无价值的，只是为了国民生产总值而对其进行开发的“资源”。③也正是基于这一假定，人生的意义被等同于与自然作斗争。斯普瑞特奈克认为，这种现代世界观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中对“真”（thereal）的伤害是其主要的负面影响之一。在《真实之复兴》一书中，她具体分析了现代性对真实的三个方面—•身体、自然和地方的伤害。斯普瑞特奈克指出：“现代生活允诺人们可以脱离变幻莫测的身体（body）、脱离自然（nature）的限制以及脱离对地方（place）的乡土联系”。④按照现代世界观，“身体被看成一架生物机器，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现代经济的外壳，地方观念成了世界主义者眼中未开化之物”。⑤日复一日，人们深受这种世界观的毒害。生态后现代主义则认为，“身体”是“统一的身心”，“自然”是“与我们的身体密不可分”的“物理环境”，“地方”是“生物区域，是社区和个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场所”。①•在经济、政治和教育中，技术在创造极度现代的条件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对技术（包括信息时代的技术）的批判也成为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斯普瑞特奈克•认为，“每种新技术的目的和设计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技术革新把现代价值观带入到了极度现代的形式之中”，②要判断信息时代的技术，仅仅依据狭义的可量化的“效率”是不行的，那将忽略它的复杂的、系统的影响。以电视为例，电视虽然提供了娱乐，但它起着商业作用和导向作用：它传播现代价值观。它用屏蔽其他观点的方法来调和价值和愿望。斯普瑞特奈克批评了现代人对技术的盲目乐观，她指出：“我们当中那些在现代社会中被社会化的人，对技术普遍持有极不合理的非批判态度”，③其结果是人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各种技术试验的被试。人们之所以相信新技术，是因为现代性关于对技术革新的信仰正像对进步的信仰一样是遍布在人们的思想中的。因此，要破除对技术的迷信，•就要从根本上反思现代性。•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我们的时代是极度现代的”，④因为现代世界观、现代性仍然很有市场，而且现代性的条件正在被技术的大规模发展和全球经济所驱动。“‘赛伯空间’（在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网络里的虚拟现实——笔者注）绝不是后现代的”，⑤因为它是如此的不实际、非嵌入和脱离背景。相反，计算机时代可以说是最现代的。斯普瑞特奈克明确指出：“真正的后现代的选择应该从身体、自然和地方出发去和现代意识形态斗争。这将是一种踏实的、生态感强的和精神的后现代主义”。⑥要想摆脱现代危机，人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找到一条新路。后现代主义（不论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还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性的突破和对新思维寻求的结果。•虽然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和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都是对现代性的突破，但是生态后现代主义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重大分歧。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核心是对“真实”的否定。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而言，不存在稳定不变的统一的真，统一性是统治、压迫的结果，是特定修辞策略的暂时成功，一切知识结构都是虚构的。一种未知的权力意志隐藏在对真理的要求中。追求真实掩盖了西方哲学家有朝一日想要主宰世界的愿望。⑦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强调在人类经验中只存在概念（诸如语言、知识体系和文化）的“社会建构”，我们在自己所接受的文化结构之外无法认识自然或我们的身体，即否认人类能够接近真实。斯普瑞特奈克认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否定绝对真理是对的，但将真理本•身也否定了则无异于“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了”。⑧可见，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否定成为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内容。斯普瑞特奈克批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者多少年来引用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等人的著作，却从不提起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那部分反基础主义的存在、19世纪后期科学实证主义的信心丧失、尼采反复无常的观点、维特根斯坦整体化的“语言游戏”、知识社会学、以及60年代草根运动对理性主义、父权制及种族主义的思想体系做出的各种政治批判。①更为重要的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仍囿于现代性的父权制藩篱中”。②斯普瑞特奈克指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通过将身体看作一个充满权力侵犯的无知无觉的容器，一个不可靠的甚至奸诈的通敌者，而继续不信任和贬低身体•的父权制工程”。③实际上，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接受了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科学革命的元叙事，这种元叙事脱离更大的实在而将人神化了，从而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如此，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深受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将经济术语（诸如“力比多经济学”、“社会生产”）视作描述一切的恰当方式。•按照生态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实际上还是“现代的”，因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者所受的教育一直是科学主义-人道主义的。在他们所处社会环境中，这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漠视自然的权利和在场，从未挑战现代性所设立的人与自然、身体与精神、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二元对立。这就是为什么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者不批判各种歪曲真实的思想（诸如视真理为一种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实体），反而反对人们对真理的追求，不抨击黑格尔的绝对体系，不批判柏拉图式的具有反生态意味的稳定不变的实在。斯普瑞特奈克明确指出，现代性将人类摆在自然之巅的一个玻璃盒子里，坚持人与自然界的激进的对立，将人类故事与更大的地球共同体分离开来；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应该拒斥这种对立，应该打开盒子重新将人类放回到更大的背景，即地球、宇宙、神圣的整体中去。换句话说，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应该是“生态的”。④•但在对生态的关注上，生态后现代主义不同于环保主义，也不同于广义的生态学（因为后者缺乏对现代性危机历史的、政治的、哲学的认识）。生态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本体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它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不仅所有存在都在结构上通过宇宙联系之链联系在一起，而且所有存在都内在地与他人的关系构成”。⑤斯普瑞特奈克指出，“最重要的是，‘生态后现代主义’改变了基本的格式塔。我们不再把自己当作社会的‘原子’，这些‘原子’在与其他抽象‘原子’的相撞中结合成为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再把概念运用和投射到自己的背景（自然）上去。我们感知的是一个由下述环节连接而成的不间断的连续体：宇宙／地球／大陆／民族／生物圈／社区／邻居／家庭／个人。这些都是自我的扩展了的界限。我们的场、我们的根基、我们的存在就是宇宙。再有，我们最终抛弃了现代的逃离自然的思想，认识到人类一切行为都是由地球共同体派生出来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式。正如‘地质学家’托马斯•贝里提醒我们的那样，•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