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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下午好！主讲人：余敏江苏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后一、要不要开展社区党建工作？•（一）几次“姓资姓社”大讨论：•第一次“姓资姓社”大讨论，是邓小平主持的以推翻华国锋中央政府的“两个凡是”，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以此来推动“改革”进程。•第二次“姓资姓社”大讨论，是在九十年代初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以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已经离休后的邓小平，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携家人十数口乘专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了视察，并在沿途发表了许多谈话。谈话内容，包括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要胆子放大一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改革开放不要争论，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坚信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等等。•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以后，全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开始形成。由于缺乏经验，缺乏配套措施，改革开放的成本非常巨大，黄赌毒和贪污腐化开始盛行，“公退私进”和“国退民进”、“国退外进”形成浪潮。•第三次“姓资姓社”大讨论，不是由境内学者挑起的，而是由境外学者提起的，即著名的“郎顾之争”。•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被称作“讨顾檄文”。此文一经网络刊载，即刻引进社会关注，一片哗然。•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公平、公开、公正问题，推上了台面。这场争论，触及到几个要害问题：国企改制到底应不应该？“国退民进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国资流失与否谁来评判？国企改制是否足够透明、程序是否足够合法？国企产权激励是否具有合法性？（二）争论升级•争论期间，经济学家厉以宁、张维迎、郭小年等人，有的力挺“国退民进”的代表顾雏军，有的批判郎咸平。顾雏军以涉嫌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郎咸平。不料，一年后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罪在内地被捕。•吴敬琏撰文：•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批评道：“一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禁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重新提出十几年前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并否认左翼人士指出的中国过去20多年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否认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他给左翼人士扣上“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刘国光撰文：•1、当前意识形态存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一个是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左倾右倾问题。指出“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2、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流，不能搞经济学双轨制。•3、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包括：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迷信市场自由化；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这些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国情是格格不入的。•4、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人取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在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领域，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刘国光与吴敬琏之争，就是一场深入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争，亦即科学社会主义、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论争。（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三个佐证•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为了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都先后在我国流行过、尝试过，但它们都失败了，成了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佐证一、民粹之殇••中国的民粹主义有着两个重要来源，一是20世纪初期从俄罗斯引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提倡的“到民间去”的社会思潮，相信民间代表一个纯真的有道德感的底层社会，可以从中取得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资源；另外一个来源是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的“绝圣去智”的反智论传统，简言之就是对知识、文化等价值系统鄙视、否定，扩展到对代表此价值系统的知识分子进行全盘否定的历史“潜流”。•反右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民粹主义发展到巅峰，知识分子纷纷接受“洗脑”，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全盘否定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文化思想，在公共场合检讨脱离了人民，成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忙和帮闲，中国农民和工人被认为是最有知识、最有道德和最有实际能力的群体，知识分子都成了被讽刺为牛鬼蛇神的政治贱民，应该到五七干校、牛棚、夹皮沟等地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佐证二、台湾式民主失败•1986年，民进党成立的时候，有些台湾和西方媒体欢呼，台湾从此开启了“两党政治”的新时代。2000年，民进党上台，台湾和西方一些媒体更是高唱台湾进入了“政党轮替”的新时代。但20年来，特别是民进党上台6年多来，台湾民主展现给世人的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概括地说，这幅图画就是：政党恶斗，族群撕裂，乱象丛生，弊案连连，经济停滞，生活滑坡，正气不彰，邪气横行，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在这幅图画里，政客呼风唤雨，设陷阱搞暗算，你咬我我咬你，抹黑对手不择手段；“立法院”内攻击对骂、肢体冲撞成了家常便饭；执政党抛开执政责任，无视经济，冷漠民生，意识形态挂帅，一切围绕选举转；陈水扁身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带头挑动族群斗争，一次又一次的“台独”言行把两岸危机推向危险的边缘，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诚信丧尽，寡廉鲜耻，前有靠两颗神秘子弹上台的疑团，后有面对百万“红衫军”民意和检方贪污指控而拒不下台的丑剧，如今在台湾已身败名裂，威信扫地；整个台湾，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被卷入无休无止党派争斗的漩涡之中，社会处于被严重扭曲的状态。为什么？•一、台湾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虽然有点现代工业，但基本上是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现在的台湾人的父辈、祖父辈大多是农民。另外，台湾虽然地域不广，民族单一，但由于在过去400年中不同时期、不同原因从大陆迁移过去的居民，其地域分布特点却极其明显，再加上不幸的历史，不同族群的心理感受是有差异的。台湾社会成分结构的这种特点，极易产生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2、违背“中道”、“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等中国人奉行的哲学思想和处事之道，是以各执一端的对立主义为特点的两党制民主在台湾运作不畅的第二个障碍。台湾是个中国人的社会，人民的绝大多数并不心悦诚服接受凡事“票决”的处理方式，因为那种形式上民主，实际上是以压制一部分人的意志、剥夺一部分人的民主权利为代价的。今天的台湾，在两党无法坐下来理性商讨问题的政治氛围下，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愈多，积累的矛盾也愈多。•3、台湾的舆论生态也不利于正常的民主运行。台湾发达的传媒业在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这种作用多半是误导的、负面的。由于各传媒在尖锐的政党对立的社会中很难不受政党的影响，它们常常表现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在很多问题上很难做到公正、客观。有些媒体更是赤裸裸地充当政党的工具和打手，捕风捉影，传播谣言，无中生有，恶意中伤，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不断制造震撼焦点和舆论风暴，对政治敌手狂轰滥炸，使普通民众真假难辨，是非难分。由于受到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保护，那些故意制造混乱的媒体，从来受不到真正有效的法律追究。这种不健康的舆论怎能推动健康的民主政治呢？佐证三、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称，目前俄罗斯举国上下正被一种恐惧的气氛所笼罩，全俄民众都被当局牢牢掌控，毫无自由可言，而这些正是迈向极权专制政体的第一步。卡西亚诺夫并说：“俄罗斯目前事实上已经没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司法部门也不再独立，民意无法得到切实反应，所谓的舆情民意全是假造出来的。”••这与普京实行的“可控民主”密切相关。这种可控民主既不同于苏联时期的极权主义的苏维埃制度，也不同于完全西方式的民主。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社会心态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对叶利钦推行的右翼激进自由主义政策感到失望和不满，也不愿回到苏联时期与计划经济的高度中央集权要求相适应的那种体制，试图寻找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寻求与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相适应。“俄罗斯不能再继续乱下去”已成为普遍共识。普京的“可控民主”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和社会心态。普京通过“可控民主”牢牢控制政治大局，大力推进改革，推进强国战略。•普京的“可控民主”也有其局限性。目前，俄国形式上实行“三权分立”，实际上是“总统集权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都听命于总统。俄罗斯表面上实行“多党制”，实际上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出现了“强势总统，弱势政党”的态势。俄罗斯的国家杜马变成了简单的表决机器。政党的作用和职能被削弱，杜马和政党无法真正起到反映公民的意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维护群众利益、监督总统、总理和各政府部门的作用。特别是官僚集团热衷于采取行政手段处理一切问题，促使政权机关的官僚习气和腐败现象蔓延滋长。•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我们必须实行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其中社会民主很重要的就是坚持村民自治、社区自治。但同时，由于民主的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在自治领域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增强党在基层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和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促进城市社区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党不可以独揽一切，而是发挥宣传、协调、服务、模范带头作用。因此，在新形势下必须探索社区党建工作的新模式。二、社区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一）社区管理高要求与党组织较低职位的矛盾问题由于镇党委或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内一些党组织、行政组织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权威性和约束力不够，在工作中难以协调好社区单位之间的矛盾。部分社区单位和在职党员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不高，有的纯粹靠领导之间的私人交情维系。这种“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削弱了镇党委在社区党建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社会、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够，有的下岗职工党员不相信社区、单位党员瞧不起社区、离退休党员顾不上社区、纯居民党员帮不上社区、辖区单位党组织不需要社区，他们参与社区党建的自觉性不高，有时在地方党委的号召和社区党组织上门做工作的情况下，参与一些社区共建活动，但形式上是被动型而非贡献型，又形成社区党建“一头热”的现象。•（二）社区党建工作的物质保证问题•首先，随着社区建设水平的提高，社区党建工作要求的工作环境等硬件条件比以前更高了。虽然各社区近年都对自身的可控资源进行了整合、扩大和发展，但许多社区党组织办公室狭小简陋，党员活动场所、场地普遍都遇到困难。•其次，随着社区党员数量的增加以及社区党员需求的不断上升，他们要求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和多种多样的学习材料。然而，由于社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严重短缺，使得社区党组织很难设计和开展一些突出党建特色的活动。这样一来，既不利于调动社区党员参与社区党建工作的积极性，又不利于党的工作方式的创新。•最后，社区党建工作者的待遇较低•近几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提高社区干部的收入。尽管如此，与社区党建工作者承担的越来越多的且十分辛苦的工作相比，待遇还是比较低的。目前，社区党建工作者大多依靠忘我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来从事这项工作。这种情况既不利于调动社区党建工作者的积极性，也与社区党建的战略地位以及社区党建工作者的付出极不相称。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那么社区党建工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将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三）社区党建工作职能错位•社区党组织只抓发展党员、组织党员学习、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