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路径选择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路径选择（上）摘要：科学发展观的宏阔视野为新时期我国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向导。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互动，分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与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化，以及科学发展观重要战略统摄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内蕴着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城乡一体化发展彰显其时代意蕴。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路径选择，是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全新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战略目标体系。城乡产业一体化、城乡社会建设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消除城乡一体化的制度障碍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保障。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战略路径选择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历来都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抉择的重要维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进，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转化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同时城乡分割分治所衍生的“三农”问题、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问题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最突出最集中的矛盾，直接延滞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步伐。而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将城乡统筹发展置于科学发展观的宏观视野中，可以为新时期我国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向导。一、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互动以科学发展观的视野来观照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轨迹，不难看出，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经验教训，集中反映了我们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再到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城乡统筹问题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过程。从1949-1978年是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时期。建国初期迫于国内外严峻形势，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我们借鉴苏联经验，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战略，建立了全面控制经济社会生活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农业服务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国家偏向政策，形成了垂直式城乡二元体制的建设模式和以工业化为特征的城市经济与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农村经济相对立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在我国具有特殊的演化路径，它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推动型”工业化道路，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内部隐含的城乡发展失衡的深层矛盾被一系列配套制度所固化。为此我国建立了农村单一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的城乡二元产业政策，以及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以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纽带，把农业产业链中的产供销、贸工农强制分割，致使改革前20年的农业新创造价值的1／4，大约6000-8000亿元，被工业部门无偿抽走。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和就业制度，配套的城乡二元教育、社会保障等强制性制度更是将城乡居民的职业、社会福利、公共设施、生活空间等不断分割化、固定化，引致了农民社会地位和发展权益方面的不平等的国民待遇。所以，在我们克服了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与有效需求不足这两大难题，较快地建立了较为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的同时，却客观上人为地在城乡、工农之间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城乡呈现出一种自我封闭且截然相反的发展范式。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分析，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强度最大为4.09倍，而1979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高达6.08倍。1978-2002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松动转化时期。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标志，我党重新开启了深入思考我国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的大门。如果说改革前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是计划体制下政府主导的，而改革至今我国则努力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乡村推动型”道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城乡关联的乡镇企业的大力发展，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农业服务、城乡在互融互动中求发展的思路，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巨变。据统计，“1978-1985年，农业净产值平均增长6.4%，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6.9%，城乡差距逐步缩小。1985-1992年，农民收入增长主要靠结构调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但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受到各种税费抑制，城乡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1992-1996年，农村剩余劳动转移，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城乡差距有缩小的迹象”。总体来看，这段时期由于工业化战略思想的调整及市场机制的引入，我国二元结构在缓解一强化—再缓解的曲折进程中开启了城乡隔离的“破冰”时期。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恢复城乡之间联系的体制基础。所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工作，这极大地转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的运行轨道，但不是根本性的转化。因为我国不仅具有发展经济学家所界定的发展中国家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即“从总体上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每一元中又分为两层：从城市来看是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并存，从农村来看是传统农业与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并存，而且不同层次之间关联程度差，表现出刚性特征”。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所有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影响最大、难度最大的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化问题。这更凸显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建立城乡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战略机制的紧迫性。2002年至今是我国科学发展观重要战略统摄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发展的时期。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将“三农”问题、城乡失衡问题等放置于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当前金融危机新的时代语境之中，纳置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视野中，深刻总结我党处理城乡、工农关系的经验，深刻把握我国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着力把解决好城乡和谐发展问题作为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而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要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探索科学的发展模式。沿此思路，十六大以来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理论伴随科学发展观思路的逐步成熟而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并将其居于“五个统筹”的首位；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十七大以科学发展观为战略统领，强调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要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可以说，新时期我党提出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理念，是对我国城乡统筹理论的拓展与创新，是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全新发展观，是有着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思想的深厚理论根基。二、统筹城乡发展：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的时代意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尽管文献中这些发展思想离不开当时的理论背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所探讨的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也是宏观的、粗线条的。但就其理论整体和实质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城乡融合的新境界所作的谨慎而又颇富科学性的预见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仍然散发着浓郁时代气息。对于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乡发展思想内蕴着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悉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对城乡关系的探讨，是沿着城乡混沌-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关联-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历史发展脉络演进的。城与乡之间的分野和对立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与发展逐步走进人们眼帘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而“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而资本主义大工业与私有制则是进一步导致近代城乡尖锐对立的根本原因。虽然“城市资本主义竭力提供一切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技术，但是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仍旧和以前一样悲惨，城市资本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城市文化输入农村”。因而城市作为全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并最终使工业从农业中剥离开来，使农民和工人分别隶属于具有泾渭鲜明的区域性和产业性的“城市动物”和“农村动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以唯物史观追溯了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和经济上剥削乡村，农业服从于工业，乡村服从于城市的历史原因和深刻影响，而且科学预见了未来社会不是继续扩大城乡分野，而是在更高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城乡融合”的最高境界。那时，将充分结合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并且将“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可见，实现城乡融合不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内容，更是科学社会主义重要的时代命题。2.城乡一体化发展：彰显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的时代价值当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城乡融合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勾勒，而是立足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透析了实现这一目标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可能性。因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同时，“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的积累将是一个漫长过程，而设想一蹴而就的消灭城乡对立是不可能的，实现城乡融合目标必将是具体的、历史的、阶段性的统一，而且他们从实现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等终极关怀的高度，为我们统筹城乡发展勾勒了很多路径向导。从生产力的角度，要“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在最先进的国家可以采取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而“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这都引领着我们要高度重视并自觉合理布局城乡生产力，“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城乡‘更高级的综合’，重视大工业和城市在城乡统筹中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他们认为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的境界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不仅有赖于大工业，而且还需要私有制的消灭，而资本主义社会只会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这既是对达到城乡融合社会条件的表述，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乡对立会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调整而逐步发生巨大变化估计不足，并取得了许多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资借鉴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探讨城乡二元体制的固化与转化、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等问题没有也不可能从马恩文献中找到具体答案。但重要的是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理论和思维发展空间，那就是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做好与中国国情结合的文章，给予现代意义上的深化和延展。“城乡融合”就是通过不断缩小城乡差别，最终达到城乡错位发展整体推进的过程，所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诠释与时代价值的昭示。作者：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费利群滕翠华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