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华中科技大学王国恩城市发展理论城市与城市规划西方经典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城市规划方法我国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改革一、城市发展理论是什么样的机制引发了城市空间系统的发展变化？美国城市规划家Blumenfeld对过去300年聚居模式变化所进行的研究提供了如下的结论：所有城市空间的发展变化都可以由四种因子的互动来加以解释，其中两种不变的因子类同于霍华得所提出的城、乡两个磁极，另外两个可变的因子是生产技术和交通／通迅技术。在城乡之间人类长久地寻求“资源的增加”与“环境的改善”这样两全齐美的境地，生产技术的革新使人们不必全然依赖于直接由土地获取自然资源，来维持社会的需求，交通与通讯技术的改进则在19世纪就已经使人类有可能向城市集中并且／或者向郊区扩张。城市作为多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故现存有大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示城市发展规律的学说和研究方法。1．经济学方法经济活动是城市存在的基础，在经济学意义上对促动城市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也有不同的角度。（1）产业分类的角度，一般认为第一产业农业是城市发展之前提。第二产业工业是基本动力，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获得都有赖于第二产业。有人将第三产业、第四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加以过分强调，不免有失偏颇。（2）部门分类的角度。最有代表性的是基础经济理论（economicbasetheory）。它把城市经济部门划分为基本经济部门和非基本经济部门，认为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基本经济部门，即那些向城市自身地域界限以外的地区销售货物和提供服务的部门。围绕发展机制的主题，又有诸如乘数理论（multipliers），循环和累积的因果原则（principleofcircularandcumulativecausation），输出增值效应，输入替代增值效应等等学说。（3）生产要素的角度。在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中，技术的进步是城市发展之根本动因。在工业化时期，技术进步改变需求结构，促成资源在部门和区域上新的分配格局，形成规模经济，再加上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加强，以及生产力发展的其他相伴因素，共同促成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在后工业社会，围绕信息与信息加工的智能技术（intellectualtechnology），加速了资本与劳动力的国际化，使城市空间系统发展和构造的动力源超越了区域和国家的地域范围。2．空间经济学方法代表人物w.Alonso和L.Wingo。他们以微观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法和边际分析法为基础，对城市中的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公司与住户）在城市发展中的空间活动做出市场过程的解释。Alonso着重于提出土地价值与土地使用相互作用的模式，他以个人行为为基础，用供需的数量及价格等等因素来建立聚集市场均衡（aggregatemarketequilibrium）。该理论可解释需求、土地供应、区位三者之间如何通过市场与政治过程来合成产生特定的城市空间与土地使用模式。Wingo在均衡理论框架中提出就业岗位分布、交通技术、居住空间之市场价格等多种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从而实现具有某种付租能力的住户在特定租金结构中的空间均衡分布。其中可达性和密度是其理论中的重要概念。Alonso与Wingo对市场过程的概念化，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被广泛应用于数学模型，但这种学说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作为一种分析工具，80年代中后期以来也被我国规划界所借鉴。其实规划思路的传统比上述还丰富和复杂得多。城市规划的传统和灵感有它独特而丰富的思想和学术源头。可分为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去探索。经济学的理念和演变对规划、特别是效率城市的规划有决定性的影响，是规划思想的第一个源头。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一切起于亚当·史密斯的”私利会带来公益“的理念。按他说，每一个生产者造面包的、制衣的、开车的都不是因为您需要吃、穿和交通而所以去造面包、制衣服和开出租车他们是想赚你的钱（他们的私利）。你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也不是要照顾他们而是想满足你自己的饱暖之欲（你的私利）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追求私利、社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会被最有效地利用和分配（这就是公益）因此各人都能够自由地去追求私利的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经济模式。从史密斯理论得到的是这一点市场经济是“追求私利以达到公益”的实践。然而每一个人追求私利的能力和条件都不一样。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自然有人得好处、有人要吃亏。那么公益何在?传统经济学就拿出穆勒（JohnstuartMill）的一套“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去应付这难题。“功利主义”则就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之后社会经济学家帕雷托（VilfredoPareto）把这原则量化。他指出如果整个社会的财富不再因着某些人的财富增加而增加那么这个社会的财富就达到了饱和点（最理想境地．Optimum）。但是这经济的天堂并没有解决社会的不均问题。因此帕雷托又提出，“补偿”(compensation）的概念：任何的经济模式的运作（当然特别指市场经济）都会为某些人带来财富给某些人造成损失但只要整个社会制造出来的新财富能足够补偿在生财过程中遭受损失的人那么这经济模式的运作仍未达到饱和，仍可以发展下去。当然“补偿”并不是真正地把财富分给遭受损失的人．而只是用来衡量功利社会的饱和点而已。但在实质意义上这意味着“再分配”（redistribution）。瓦尔拉斯(LeonWalras）的“经济体是个互赖的系统”(InterdependentSystem)马歇尔(AlfredMarshall)的“经济体是个内部平衡的系统”（General)。Equilibrium）庞巴维克（VonBohm-Bawerk）的“边缘用途”(MarginalUtility）的概念。这些都是处理经济资源“分配”的分析工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时，“再分配”成为经济政策的重心，更认同“政府干预”是关键。随着又发展了大批用来处理经济资源“再分配”的分析工具如“成本、效益分析”、“经济预测”等。这传统经济学理论为城市规划创造了市场（处理市场经济带来的城市土地与空间资源分配的不均），也为它提供运作的原则（在不影响市场供求逻辑下以再分配的方式去弥补城市土地与空间的不均局面）。但这些完全是被动的做法：只处理市场经济干坏了、或干不了的事情。也是矛盾的做法：再分配的需要（土地与空间的分配不均）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但再分配的办法（主要是政府收购和投资）也是要按市场经济的逻辑。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甚至会加深不均。以上这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是有没有一套既能处理市场经济不均但又不破坏市场逻辑的规划理论和实践?附生于经济学的有另外两个有关规划的学术领域系统工程（SystemEngineering）和政策科学(PolicyScience）。系统工程的开山鼻祖是1940年代麻省理工的维纳（NorbertWiener）。他的控制论(Cybernetic）的焦点是反馈(feedback)“控制”（control）之间的传达（communication）关系。这与传统经济学结合起来就开拓出决策论（DecisionTheory），最优化理论（OptimizationTheory）预测（Forecasting）系统分析（SystemsAnalysis）和运筹学(OperationsResearch）等。这些非但用在规划上也用在商业管理、军事决策上。这些学术领域为城市规划提供一些数学逻辑。但只适用于比较简单的规划分析上政策科学（也叫政策分析）是把经济学的逻辑用到政治学上头19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他把政治定义为什么人、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去得到些什么?也就是把分配与再分配看作为一种经济与政治行为的组合。英国的威克斯（GeoffreyVickers)在1960年代把决策看作一个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找最佳取舍和平衡(Optimized-Balancing）的政治活动。除了经济学的理性和逻辑外，这派学术更强调“超理性”（ExtraRationality）在政策考虑中的地位专家参与决策的政治意义（PoliticsofExpertise）、实施（Implementation）与决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和项目评价(ProgramEvaluation)的重要性。这些把城市规划纳入了公共政策、特别是城市管理与开发政策里头提高了规划的政治地位，但危险是把规划过度政治化使它丧失了技术的权威和超然的立场。3．社会学方法它并不排斥分析城市发展的许多经济学观点。例如人文生态学家就接受了经济决定论的论点，把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成因看作是纯粹的市场过程。而另有持反对立场的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有着更丰富内涵的社会过程，一种文化的价值系统决定着城市空间与土地的状态，文化要素是布局形成过程的中心要素。社会学研究对城市空间流动的社会原因也做出解释。笔者认为，尽管社会学研究更侧重于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而不是空间的解释，但是社会与空间相互建构的基本关系决定了有关社会学理论对城市发展（空间系统）的动因也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其中，社会分层（socia1stratification）和社会流动（socialmobiliiy）作为社会学理论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其理论命题有重要的借鉴价值。M.Weber社会分层理论的论点：所谓社会流动，是“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与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而社会分层则指建立在法律或规则（rule）和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已经制度化的，比较持久的社会不平等的体系，更确切的是专指不同群体之间或具有确定身份的不同个人类别之间的不平等。以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标准，即人们的教育、职业、收入、种族、民族等具有独立意义的重要状况的体现，将群体划分为不同的地位群体，其社会分层的特征表现在消费方式上。地位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仿效的关系,即那些低地位群体对较高地位群体的生活方式的仿效入地位群体之间的仿效关系，虽然是一种非冲突对抗的关系，但“为现行的分层系统提供稳定性”也只是相对的。因为仿效固然表明了地位群体对现行分层系统秩序标准的接受，但却不能因此而忽略这样一种需要的存在，即个人或群体试图使其生活质量达到个人或群体价值所认可并内化了的“优秀”标准（显然这种标准包含着空间的意义），这种需要推动个人或群体采取攀比和仿效的行动，由此直接产生了个人或群体在现行社会分层结构中改变自身位置，即发生社会流动的可能。社会流动的这种发生机制可以理解为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内容。从根本上讲社会流动和空间流动的生成社会阶层之间客观存在的“势能差”当然，社会流动的发生还需要具备其他诸如技术。经济等特定条件。例如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改变职业结构”，“打开了专业和技术职业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这不仅仅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以及从农业向工业的流动，其结果最终还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各种地位群体在城乡地域间各得其所，构造出工业社会特定的内在空间结构特征。规划思想的第三个主要源头是社会学。影响非但深远，而且很复杂错综。最早的当然是圣西门(HenrideSaint-Simon）与孔德（AugusteComte)的“实证义”(Positivism）但对规划影响最直接的是涂尔干（EmilDurkheim）的社会组织、社会意识和社会分工的概念跟着是曼海姆(KarlMannheim）的理性规划（RationalPlanning）和社会指导（SocialGuidance）的构思,这构思引发出起码三种不同的反应：一是上述西蒙的“理性论”规划程序，这是把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延伸到规划程序中去；二是特格韦尔（RexfordTugwell）的“经济组织论”（InstitutionalEconomics），这是利用社会学的分工、共识与组织等概念和它的社会指导意义去分析和处理经济与社会运作的不协调和不平均的问题。他与凯恩斯是同期人，都相信史密斯的“各自为己”（Laissez-Faire）的经济模式不是足够应付高度工业化社会的需要。例如，如何处理价格大幅度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