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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庆邦《神木》中的隐喻书写作为刘庆邦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神木》把眼光投向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矿工的生活。该小说于2002年获得了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盲井》亦大获成功，夺得了53界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等影视大奖。目前，学术界往往把《神木》划为“底层小说”一类，主要关注神木的“矿区”背景以及“人性异化”的主题。学界认为《神木》的闪光点在于作者对煤矿工人生存现状的关注，发掘了人性的阴暗面，将“他们的生存困境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同时，在作品中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1]（P1）。实际上，《神木》的意义绝非仅仅局限于此小说显在的社会意义，其深层意义在于小说以模糊的细节所构建的充满隐喻色彩的书写方式，这种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社会现实及其思想观念，才是小说的价值所在。小说不遗余力地为读者构建出一个仿佛毫无生机的黑暗社会，小说中人物、事件、地点等要素的符号化使其更具代表性和概括性，它们共同构建了小说中压抑、恐怖的“底层世界”，小说中的苦难在唤起读者对农民矿工无奈与凄惨境遇同情的同时，还引发读者对背后原因的探寻，从而引发读者对现实的反思和人性的拷问。一.地点的隐喻在小说中，刘庆邦选择以黑暗的矿洞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就煤窑来说，矿井深处的死气沉沉、阴冷与黑暗，埋葬着那些不幸的矿工或“点子”们曾经鲜活的生命，也埋葬着一群人对生命的尊重和内心的良知。矿区虽然危险但挣钱多，农民工们为了多挣钱选择从事这份危险性极高的工作。在这个与世隔绝幽深而黑暗的环境中，矿工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得到充分的呈现。在这一特殊的时空中，人性中的善与恶的斗争是每个生命个体必须时刻面临的考验，当一个人作恶但不被他人发现时，人们会如何做出选择？这样，河岸的矿洞就不再是简单的故事发生的地点，而是一个人性善恶激烈交锋的场所。作家选择这样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地点作为故事的发生地点，具有极强的生存探寻和人性拷问的意味。另外，城市在小?f中则象征着正在发生着异化的现实生活。小说中的火车站在城市，煤矿处在城乡结合部，“城市化”贯穿着整篇小说。在《神木》中，甚至可以说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城市是高高在上的，是神秘美好的，更是能够实现脱贫致富梦想的所在。于是他们放下家里的土地、庄稼，纷纷走向城市，以为能寻到更美好富足的生活。然而城市中众生诸相的光怪陆离使得他们迷惑，诱惑着不坚定的人们走向堕落：赵上河和李西民为了追逐利益，走上了杀人的犯罪道路；街边的“野鸡”、妓女，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肉体和尊严；火车站旁小饭店的小服务员不知道是否也在这种光怪陆离中迷失了自己。农民工们一边用粗俗甚至下流的语言调侃着从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城里事，一边又效仿着、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着。“城市化”带来了发家致富的美梦，也制造了被城市化进程淘汰的恐慌，在这种欲望与恐惧中，城里人变得行色匆匆、人情淡漠，农民工们则盲目地跟随着这股城市化潮流，在其中迷失了自我。相比之下，农村则意味着人们内心深处的净土，它代表着淳朴与祥和。赵上河对子女的关心，与妻子的恩爱，给予邻居的帮助，以及对于他自己犯下罪恶的痛哭、忏悔、恐惧，决定金盆洗手的觉悟，这都是在回到村子之后发生的。农村养育着城市，农村是农民工们的家，是人们在疯狂追求城市生活的同时被忘掉的“根”。刘庆邦以火车站广场、煤矿、城市、农村四个地点为意象符号，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整个社会和社会生活。这四个地点构建了小说中人物的社会，而它们分别带有的现实寓意则能让我们在审视自我的同时，能真正站在小说中人物的角度去思考，去看到他们的无奈，挖掘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二.人物的隐喻小说在对人物的设定上也有着强烈的隐喻意味――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仅以“符号”存在：赵上河和李西民把其他矿工挑选为“点子”时，他们也被矿主当作工具，人们对生命的漠视使其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价值。首先，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赵上河和李西民的身上有着当时中国广大进城务工农民的特点：已经成家，甚至已经儿女双全，为了维持生计甚至实现“脱贫致富”，背井离乡，进城务工。农民工们已经脱离文盲的状态，对新生事物好奇，对富裕生活有所希冀，但却因为资源的匮乏能力的欠缺，他们没有行之有效的致富途径。就像小说中老矿工提到的“神木”：煤炭的身上同时兼有历史的沉淀和时代的新意，那硬如磐石的一块块煤看来朴实无华，但太阳一照就会冒烟，硬如磐石却容易出现冒顶事故，稍不注意就会产生莫大的危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们内心还保留着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淳朴、善良，而当城市文化不断冲击农村文化之时，欲望使他们的心态变得浮躁，且因为尚未形成坚定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在面对外界诱惑的冲击时，他们往往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正如神木燃烧是因为外界给了一个达到它自身燃点的温度，矿井的冒顶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们不科学的过度开发造成的；外表看来老实可靠，实际上却暗藏着极不稳定的危险性，在黑暗的矿井中，他们也成为了其中“易燃易爆”的不稳定因素。矿场的窑主则代表着突然发迹变态的一类人。小说中的这些煤矿基本都是私人的小煤窑，是一夜暴富人群的典型代表。他们常常来自农村，往往文化程度较低，在发迹前也大多有过在煤矿工作的经历。20世纪末中国的“下海热”也引发了从商狂潮，他们机缘巧合地得以开发、经营一家小矿场。对金钱的极度渴望以及个人价值的突然膨胀，让他们忘了本，中国农民的优良品质在他们身上已经踪迹难觅。他们对矿工的生命是漠视的，并以矿洞中天然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来掩盖将生命视同草芥的麻木不仁。正如那条脑满肠肥的猎狗――这些矿主本来与矿工没有什么不同，只因为命运偶然的眷顾，他们得以“鸡犬升天”。对于弱者，他们不屑一顾，极尽压榨恐吓之能事，对待“上级”，他们阿谀奉承一脸媚态。他们看似富裕，但实际上极度贫穷――他们的灵魂已经扭曲，因为自己的罪恶生活在或被惩罚的恐惧中，他们看来是强者与成功者，但实际上却是利益的走狗，生活的牺牲品。而元凤鸣则代表着另一群人：首先，他们的存在本来就是理想化的，元凤鸣的固执和不喑世事其实并不被社会所容纳――如果他没有遇到已经有罪恶感并想要收手的赵上河，可能他已经化为井下的冤魂；另外，他的生命价值在于他人如何赋予――在小说的后半段，他无疑是主要人物之一，然而他的存在却只能作为故事进行下去的线索，他能不能活下去，能怎样活下去，似乎都由他人决定。他的单纯和不抗争，使得他自己丧失了对生命的主宰权，我们在为他的不幸感到悲哀的同时往往也对他的不争感到愤慨。他们看来对社会无害，但同时也并不能对社会有益；他们面对不平之事的不作为使得他们的存在感很低，甚至身份、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小说中人物将周围事物“符号”化的态度也充满着隐喻意味的：对于赵上河和李西民来说，身边的人不是朝夕相处的工友，而只是食物链中的某一环；洞中的“窑底”“掌子面”都不再是地点，而是杀人的符号，以致于他们会“一到窑底，就起了杀人的心，就想把点子办掉”。而又是因为煤矿管理者把矿工的生命符号化为开采的工具，所以他们往往疏于管理，井下安全措施做得不好，这种疏漏才使得赵上河、李西民等的人有机可乘，有空子可钻，用人命做黑心买卖。这种因将人的生命“符号化”而形成的恶性循环的黑色链条俨然是一种社会符号：煤矿的管理者漠视矿工的生命，将它们简单等同于创造价值的工具，为了更多的财富，它们不愿浪费金钱和时间去保护矿工的安全。事故因矿主将工人的生命符?化而起，不幸和骗局又因这种“符号化”的扩大而终。这样的悲剧并不仅仅发生在矿井中，它也常见于社会的其它领域，这正是刘庆邦《神木》的高明之处：以丑恶的“符号化”为线索，使故事在编排上一环扣一环，其逻辑之严密，令人无法找到漏洞。而这种紧密又使读者无法在内心为受害者找到一条别的出路，更找不到一种办法使恶人的阴谋得不到满足，从而产生一种深深的压抑感――这种压抑感不仅来自作品，更来自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体验。正如赵上河和李西民在看到老乡在矿洞里杀人之后萌生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蚱，蚂蚱吃泥巴”这样的认识，小说并没有点明究竟谁是“大鱼”，但无论在小说里还是现实中，其实各种身份的人与食物链的各个层级早已一一对应，食物链底层的弱者们虽然各自之间有所区别，实际上也终逃不出被吃掉的命运三.结尾的隐喻小说结尾处元凤鸣的单纯和诚实，历来被解读为一种对人性的肯定，认为刘庆邦在小说的结局中建构了一幅“人性向善的蓝图”[3]（P117）。而相对于“蓝图”这一定位，赵、李二人的同归于尽与元凤鸣的迷茫和凄凉结尾，实际上是整部小说的最后一个隐喻，被作者赋予了更为深刻的讽刺意义。元凤鸣的迷茫不仅体现在结尾，更是贯穿于全文之中：迷茫中，他被李西民、赵上河骗到了矿场；迷茫中，他失去了童贞；迷茫中，他死里逃生；被矿主用一点路费打发之后又再次回到迷茫。他的迷茫来自于他不喑世事的单纯和善良，对于黑暗的矿洞丑恶的人性，他没有多想，也没有能力去多想。元凤鸣同他冤死的父亲一样，他们单纯地试图努力融入赵上河、李西民的“善意”中，却不知道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外――他们的单纯使他们发现不了人性的丑恶，也使他们被决心叵测的人利用。作为小说中最有个人特点的元凤鸣，他身上有中国广大农民工本质上的共同点――单纯、胆小、弱势。他的内心还保留着庄稼地里的天然和纯粹，在进城务工的大潮中沉浮，他无法识别城里的坑蒙拐骗，也适应不了城里的病态古怪，只能永远生存在迷茫之中。而与元凤鸣同样出身的赵上河、李西民二人，本身也是勤劳、淳朴的他们来到城市，却无法理解城市的种种乱象，他们迫切地想要适应城市，却又在这迫切中吃到苦头。巨大的落差使他们产生了仇恨，对生存规则的误解又加剧了他们融入城市、摆脱“蚂蚱”身份的欲望，他们在生活与矿井带来的双重黑暗中迷失了自我。欲望与愤怒激发了他们内心的阴暗面，使他们选择以犯罪的方式生存，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地实现“成功”与“报复”两个目标。然而他们内心本能的道德和纯真往往又牵制着他们，所以赵上河会在良善和罪恶之间挣扎，甚至做出了以自己的死换来元凤鸣读书机会的举动。而忏悔是无用的，他和李西民一样走向了死亡；善良也是无用的，元凤鸣同样免不了要继续迷茫地在恶浊的尘世中跌跌撞撞。小说的结尾处，罪恶与善良看似有着生与死的天壤之别，实际上他们殊途同归――在黑暗的矿洞里，赵、李二人没有了生命，所以不再被人想起；在或许比矿洞更黑暗的社会中，元凤鸣即使活着，也只能作为“符号”存在，他的生命同样没有意义。安全保障并未达标的小煤窑依旧运作，视矿工生命如草芥的矿长继续挣着昧心钱，车站照旧人来人往，城市依然蓬勃发展，一切安然如往常。只有农民矿工们死的死伤的伤，境遇悲凉――仿佛他们生来就是“泥巴”，来到城里也只能与砖石混在一起，埋在整个社会前进的道路上。来到城市，进入小煤窑，在铜臭味中，他们鲜活的生命被完全漠视，所以他们彻底被当作了“符号”――安全设施不齐全，身份确认制度不健全，矿工死在井下可以用区区几万块钱“私了”。他们的善良和反抗都是徒劳的，仿佛“神木”永远置身黑暗的矿洞中，没有人会注意他们自身的意义，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他们只被看作创造价值的工具。在早已被符号化的社会中，作为弱者的他们无一例外皆是“点子”――活着是为他人创造财富，死是被埋在深不可测的矿洞中，鬼不觉神不知。故事看似伴随着恶人的死亡、善者的逃生结束，但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善良单纯的元凤鸣此去到底是逃生还是赴死，也不知道其他矿工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如果小说开篇时车站广场上芸芸众生间冷漠、压抑的氛围将读者带进了作者虚构的空间，那么结尾处的“万籁俱寂”与元凤鸣的迷茫则使读者发生了由虚构到现实的联想，在对矿工凄凉处境的感同身受中产生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刘庆邦曾说：“苦难，是一种社会学的判断，是一种生存判断。”[2]（P29）作者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充满苦难与黑暗的虚构空间，阴沉、灰暗的情感色彩贯穿始末，地点和人物与故事情节的符号化使小说的冷漠、阴暗氛围更加突出。作者以种种隐喻方式书写了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它提醒人们其背后深层原因是整个社会对底层人生命的漠视，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以抽象的符号化存在。作家告诉读者，苦难不仅存在于煤矿，还存在于生活的各处。小说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