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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教学重点〕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突出重要地位；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哲学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学问，而实践既是人与世界关系最基本的形式，又是全部人与世界关系最本质的基础。正是通过对实践的正确理解和实践观的合理建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效地化解了困扰着旧哲学的种种理论难题，从根本上克服了旧哲学固有的理论缺陷，发动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而科学实践观由此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实践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观点。因此，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首先就必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第一节实践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基础地位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把握世界的活动，它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可以说，在实践中蕴藏着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秘密，人与世界关系的丰富内容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展开。因此，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也正因如此，不懂得实践，不懂得实践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基础地位，就不可能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说明。一、实践的本质和特征什么是实践？或者说，应该如何看待实践的本质？对于这一问题，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虽然其中也不乏某些可贵的思想和合理的因素，但从总体上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一直未能形成科学的实践概念。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蓬勃兴起和发展，科学实验这一特殊的社会实践形式及其对于推动科学认识发展的作用，曾受到当时的某些唯物主义哲学家的重视。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者培根就曾十分重视实验中的技术操作对科学发展的作用。他认为，有许多科学原理是蕴藏在工匠的日常操作中的，这些操作方法是科学知识的可贵源泉，因为它们可以迫使自然界向人们暴露其隐蔽的方面。他说：“正如在生活事务方面，人的性情以及内心和情感的隐秘活动尚且是当他遇到麻烦时比在平时较易发现，同样，在自然方面，它的秘密就更加是在方术的扰动下比在其自流状态下较易暴露。”[2]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认为，观察、思考和实验是我们认识自然的三种方法，并特别强调实验是检验推理和猜测的办法。他写道：“观察搜集事实；思考把它们组合起来；实验则证实组合的结果。”[3]他还认为，猜测若是正确的，愈实验，就愈证实；人们要获得新的认识，就应该“有意用一些最奇怪的试验来挑逗自然”[4]。然而，在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像培根和狄德罗这样把科学实验看作是对客观对象的能动作用的人毕竟是很少的，而且他们也只是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上肯定了科学实验这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的作用，并没有对实践概念作出全面的、科学的解释和论证。从旧唯物主义者的基本见解和大量论述来看，他们对实践的理解是很片面的。例如，费尔巴哈也曾常常提到实践，认为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实践能够解决。但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实践只是个人的生活实践，是饮食男女等类似于生物适应环境的活动，或者是卑污的犹太人的利己主义活动，他完全不理解人类实践活动的独特本质。历史上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曾这样那样地谈到过实践，但他们都把实践归结为纯粹的精神活动。中国古代的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认为“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答友人问》），“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下》）。与此相似，近代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把实践看作是精神性的“自我”产生和设定“非我”即客观世界的行动。这些都是把“行”归结为“知”、把客观的实践消融于主观的精神活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践观。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正确地看到了实践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并把实践看作是达到真理的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他认为，人们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一方面是用客观存在的观念来克服理念的片面的主观性，另一方面又用实践的观念来克服客观世界的片面性，依靠主观的内在本性对杂乱的客观事实加以整理和改造。其中，前一方面属于理论的理念或理念的理论活动，后一方面则属于实践的理念或理念的实践活动。在他看来，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由主观的观念达到客观真理。应该肯定，这里确实包含着一些十分深刻的思想。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实践只不过是他虚构的“绝对理念”这种客观精神自我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仍然还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与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相比，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实践观虽然并无新的内容，但却往往更具欺骗性。例如，实用主义者就大谈实践、行动，甚至也同意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但是，在实用主义者那里，实践与思维一样都是人受到环境刺激后所作出的反应，是人用来调整和控制环境的工具。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胡适甚至把人的实践同蜜蜂和蛆虫对环境的适应行为相提并论，认为它们之间只是在应付环境方面有高下程度的不同。这样，实用主义在把实践与思维混为一谈的同时，又进一步把人的实践活动等同于动物适应环境的本能行为。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则认为，“实践是人的一种理想活动，是人实现其生命的最理想的潜在可能性的一种活动，所以实践本身便成了一种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实用主义者还是“实践派”哲学家，都声称他们对实践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致的甚或直接来自马克思。实际上，他们的实践观是一些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过的唯心主义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毫无共同之处。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上未能形成科学的实践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唯心主义的实践观继续泛滥，这决不是偶然的。除开各种社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之外，也还有着深刻的认识根源。实践是人所特有的活动，而人是有意识、有意志的，实践活动中包含着人的目的等主观精神因素，这对于人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着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实践又具有客观物质性，它既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和手段，又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客观物质过程，否则就不能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正是实践的这一矛盾本性使得古往今来的许多思想家感到迷惑不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地分析了实践的矛盾本性，认为必须从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去把握实践。从历史上看，正是劳动实践使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并使统一的物质世界分化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对立的方面。同时，也正是通过实践，人不仅能动地改造客观物质世界，而且还能动地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因此，实践既是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分化对立的根本原因，也是实现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统一的基础和途径。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5]列宁认为，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6]。毛泽东则进一步把实践简要地规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7]。所有这些，都是从实践的矛盾本性出发对实践的本质的科学揭示。作为主观和客观的“交错点”，实践是变革现实的活动，其最终必定会引起客观对象的改变。但是，我们不应当把实践“变革现实”仅仅理解为直接引起客观对象的变化。任何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都必然表现为一个过程，都会有一定的准备阶段。准备阶段的探索活动虽然往往并不直接引起客观对象的改变，但它们是以变革现实为目的并服务于变革现实的活动的，因而它们同样也属于实践的范畴。正如列宁所说：“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8]。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所谓实践，就是人类有目的地进行的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实践是客观的、物质的和感性的活动。实践不是仅仅停留在意识范围内的活动，而是通过人与客观世界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而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的对象性活动，是人与世界之间实实在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过程。同时，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可以感知的，所以它又被称为“感性的活动”。第二，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动物的活动也能引起物质世界的某种变化，也是客观的、物质的活动。某些高等动物也能从事一些计谋性的活动，就是说，其活动也表现出某种意义上的目的性。但是，动物的活动及其“目的”都是受它们的自然生理构造和本能决定的，它们并没有自觉的目的，即不能意识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做超出本能界限之外的事情。与此不同，人类的实践则是在自觉的目的和明晰的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9]第三，实践是社会性的、历史性的活动。任何实践都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都具有社会性。这不仅是因为任何一个从事实践活动的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中的，而且还在于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和手段都是由社会提供的，甚至实践活动所改造和探索的对象也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人类以往实践活动的结果。实践的社会性又进一步决定了它的历史性。既然任何实践都只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和具体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那么，随着这种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发展，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也必然会不断地发生历史性的变化。那种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和具体的历史条件的抽象的“实践”是根本不存在的。二、实践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基础作为人类能动地探索和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本身就是人与世界关系最基本的形式。同时，实践也是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基础。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因为有了科学的实践概念并运用科学的实践概念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牢牢地把握住了实践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基础地位，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揭示了人与世界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奥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基础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在历史上，费尔巴哈也曾试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非历史的、抽象的，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只看作是两个自然物之间的关系，亦即自然界同自身的关系。与此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劳动中介性的思想，认为人是通过实践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的，实践既是人类借以从自然界分化独立出来的根本力量，也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他们指出，人类正是通过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实践才使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而人类产生以后，又必须通过生产实践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否则，人类就根本无法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看不到人通过实践对自然界的变革作用时，还提出了生产实践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的著名论断，并从“人化自然”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费尔巴哈是非常重视“感性世界”即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但是，“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10]，即费尔巴哈把“感性世界”仅仅理解为感性直观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感性世界”决不仅仅是感性直观的对象，它首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和结果，并必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他们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1]。“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2]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感性世界”，就是人与自然关系中与人相对待的自然界，就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自然界，也就是“人化的自然界”。人化自然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而由自在的自然转化而来的，它深刻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其次，实践也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生产实践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