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帝国转型与社会发展(新)

第六章帝国转型与社会发展（1840-1949）狄金华课程结构一、需要解释的现象二、理解中华帝国的传统及其转型三、传统经济与过密化四、帝国的政治结构与社会治理五、乡村社会的结构与秩序六、中华帝国的局限与晚期的困境一、需要解释的现象史学界一直有个说法，即宋代是“近世”的开端。宋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宋的繁荣在明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什么帝制中国延续千年而可以总体上保持大一统格局下有效的国家治理？为什么中华文明在千年帝国体系下得以不断发展而到近代又面临总体性危机需要新的转型？为什么帝国体系在近代面临西方强力冲击下无力回应而又迅速走向崩溃？二、理解中华帝国的传统要素Ø（一）传统Ø（二）大国Ø（三）帝国（一）传统1、什么是传统？用“传统”不是简单与“现代”对比，也不对应于中国/西方。这是为了避免一种看法：现代似乎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动力的社会进程，是围绕西方19世纪的大转型而变化。传统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传统政治结构（帝国）——民族国家传统生产方式（游牧或农业）——城市和工业文明传统社会结构（贵族制度）——市民社会传统文明（神圣宗教生活形态）——世俗社会传统艺术方式——现代艺术这种时间概念背后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烙印是值得反思的。•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围绕“冲击—回应”模式等问题，对如何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认识。“中国中心观”是建立在对“西方中心观”模式的批判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基础之上。•美国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冲破传统框架的动力，只是在19世纪中叶经过西方的冲击之后，才发生巨变，向现代社会演变。这就是柯文要否定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柯文称：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动尽管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其渊源、风格甚至许多内容上很少，乃至完全没有受到外国的启发。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开门见山，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着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内藤所列举的唐宋不同的显着差异如下：政治方面：1、贵族的没落以及君主独裁的兴起；2、贵族与君主地位关系的转换；3、政治机构的设置的变化；4、普通民众地位的变化；5、科举的普遍化；6、党争性质的变化；经济方面：7、在宋代，货币流量增大，纸币开始发行，银开始作爲通货在市场上流通；学术文艺方面：8、经学方面，唐代中期以后，开始突破传统经学的框架，舍弃“疏不破注”的训诂传统，试图发现千古不传之遗义；9、文学方面，倡导古文，文学创作由重形式转向重自由表达。10、艺术方面，六朝隋唐盛行彩色壁画，五代两宋变化为屏障画；金碧山水就衰，白描水墨转盛；11、舞乐原来只服务于贵族，而今“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二）大国大一：幅员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巨大的规模及其疆界所处的位置；而满清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其对现代中国——疆土与族群意义上的统一体——之形成的历史贡献。大二：人口14世纪，中国官方人口记录最高为六千万。人口增长的原因：第一个农业生产革命。16世纪美洲农产品花生，番薯，马铃薯与玉米的引进，向干旱高寒推进。第二个农业革命。轻徭薄赋。1700年1.5亿，1794年为3.1亿。越来越不利的人口/土地比率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也未能阻止人口到1850年陡增到四亿三千万。大三：复杂的文化认同传统中国制度与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和内在韧性。满人的汉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所谓正统儒家国家与社会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由清代而非之前的历朝历代来具体彰显的。正是在清廷统治之下中国才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循规蹈矩的“正统”儒教国家。大四：朝贡体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的国家更通常是以朝贡这一礼仪体系来构造的。在中国的“天下”中，朝贡又分层次，其中核心区域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边缘区域中朝廷与朝贡部落、土司、地方性王国之间（即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及整个中国与“海外”之间的关系，是所谓朝贡体系的三个层次。•滨下武志所言，朝贡体系的运行特征是：国内的中央——地方关系以地方统治为核心，在周边通过土司、土官使异族秩序化，以羁縻、朝贡等方式统治其他地区，通过互市关系维持着与他国的交往关系，进而再通过以上这些形态把周围世界包容进来。•滨下武志的这一海洋视角看东亚历史，其实和东亚国际关系的第一种版本——“朝贡体系”研究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他一直试图在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之外，寻求新的亚洲视角去解释历史上的东亚关系演化。•中国----天下----文明共同体。是多民族的文化认同而非民族和政治认同•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前者是在帝国框架，诉诸普遍主义的文化作为多元文化的认同基础，而后者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将政治性的民族认同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三）帝国帝国：德治帝国在中国的用法与西方不同：与封建、郡县并用的政治概念，政治共同体。五帝时代（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以德为特征区别于强国，霸国，王国。否定阴谋，武力的政治体制。道统与政统。四民社会，以德政为中心。西方的帝国则是综合绝对皇权和统一国家的权力形式。万历十五年1587年揭示政治和法律道德化帝国：专制帝国？官僚君主制韦伯在他的两个理想政府类型“世袭主义君主制度”和科层制（“官僚制”）之间作了重要的区分。前者以一个把国家当作统治者个人领地的世袭君主制度为其特色；后者以一个非人格化的，带薪官僚阶层行使专业职能的现代政府为其特色。世袭主义[君主制]的官僚制孔飞力在关于1768年叫魂恐慌的研究中强调“君主独裁”和“官僚制”间的冲突。三、传统经济与过密化（一）考察发展的背景：资本主义商业化之前的中国经济1．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中国传统经济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小农经济与手工业、商品经济紧密结合。这种农工结合体的重要特征是：A、在生产中尽可能使用人力，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劳动力，对于人力可以替代的生产要素尽可能节约之。B、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以求获得家庭整体的最佳收益。C、农业与工副业密切结合，相互补充；生产基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诸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生产资本、乃至相当部分生产资料，基本靠农民家庭内部来获取。D、小农家庭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某些生活必需品必须通过出售家庭有能力多生产的产品来交换取得，农家工副业的商品化程度较高。第二，工商业的家族性、行帮性以及垄断性。中国的传统工业和商业都是以家族企业的面目出现，而且工商业组织严密。几乎任何有利润的行业都按照地域、宗族、行业等关系组成行帮，最著名者如徽商、晋商等，商人的会馆也都修得气势辉煌。由于中国传统工商业是小农经济的外延，它们必然带有小农的影子，也呈现出分散的、零细的、短期的、人身依附等特征。整个社会缺乏私有财产的保障，交易费用过高，风险过大，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辅之以行帮组织和市场垄断，才能规避商业风险，保证一定的商业利润。第三，集权政府对经济不断干预。传统的中国经济中，政府行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小农生产与工商业的分散化和全国统一市场之间的矛盾需要协调，国家恰好是有力的协调工具。国家协调的基础是什么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所依靠的自然是对全国土地的最高控制权。古代中国政府对传统市场的干预较西方广泛和深刻，表现在政府不仅为市场正常运作制定了一套较严密的规则，而且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市场贸易。2．到了清代，有两个新的因素对小农经济乃至社会结构构成了严重的影响。（1）人口的增长——这个因素和资本主义无关，是中国自身的变化.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促进人口的增长：A税负制度的改变。宋朝及明初按亩计征田赋，按丁计征徭役。明中期以后，豪民隐占田地，农民有税无田，徭役负担严重不均，遂推行“一条鞭法”。即由对田亩征赋和对人丁征税的双轨制转变为单纯的物税，废除了役的名目，摊力役于田赋，赋役合一。这就简化了赋役的征收手续，改变了赋与役分收的办法，此后劳役制渐消失，但当时改革不彻底，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制度。清代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摊丁入地”法，即将丁税并入土地，彻底完成赋役合并，基本上废除人头税，使农民摆脱人身依附，使无地农民和工商业者一样不再负担丁银，从而客观上推动了人口的增长。B农业产量的增加。这个因素则是内生性的因素，是和人口的增加互相影响的。简单地说，税负制度的改变改变了对人口增长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刺激。而产量的增加则提供了可能性。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可以进行综合分析，即按丁计征和按亩计征的差别。对后者而言，每投入一个多余劳力的人工所得的收益完全归自己所有，而前者则要减掉这个劳力所要承担的税负。这必然一方面促进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更加促进土地的精耕细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开始表现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这个现象其实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普遍存在。（二）人地关系的演变与农业内卷化农业的内卷化“内卷化”一词的英文为involution,它源于拉丁语involutum,原意是“转或卷起来”。格尔茨—《农业内卷化》一书中借用“内卷化”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以刻画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的过程•黄宗智对于克利福德·吉尔茨的“农业过密化”概念，黄教授做了一个脚注：“我们如在图上以垂直轴线代表产量，水平轴线代表投入的劳力，‘过密’的现象出现于显示产量与劳力之间的关系的曲线开始向右伸平之后，即劳动力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之后。”（三）商业化进程•城市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自鸦片战争以后，口岸通商带来了影响中国经济的重大变化。•对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双重的。•对种植业的影响－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四）商业化进程对农村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影响1．两派看法1）大部分中国学者（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同时也是地主－农民的地主所有制经济。地主剥削掉了农民的大部分剩余，而农民只能维持最为基本的生活，靠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商业化一方面摧毁了农村手工业，另一方面使种植业商业化而依赖于帝国主义经济。2）以马若孟和布兰特(Brandt)为代表的经济史学家则持相反的观点。两人都不否认传统经济中过密化的压力，但是商业化和商品作物的种植恰恰开始缓解过密化的压力。这主要表现在棉花种植需要更多的劳力投放使得大农场需要更多的雇佣劳动。这使得农村劳动力市场渐趋发达。2．分析关键的分歧在于小农行为的分析。（1）大农场和小农的种植行为有无稳定的差别？（2）“劳动力市场”会不会随着棉花的种植而变得发达起来？问题（2）可能是问题（1）的影响因素之一，当然也会反过来。这里的关键是棉花种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双方有三个讨论不足的地方（影响小农行为的因素）：（1）对资本的讨论不足。（2）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讨论不足。（3）将农业经济封闭化了。四、帝国的政治结构与社会治理•（一）帝国体系及其结构性特征•关于秦汉以来传统中国政治体系的性质，现在许多学者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曾经流行的“封建说”而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帝国体系，这种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有机化的政治生活系统。•巴林顿·摩尔曾经指出:“无论如何，使用封建主义并没有使用官僚主义来得更贴切。在帝国制度下的中国，并不存在一套分封系统。”•艾森斯塔得在对中央集权的历史官僚帝国的经典研究中，就将“从汉代到清代的中华帝国”作为他所谓官僚帝国的典型代表。•亨廷顿就曾对传统的政治体系进行了细致的分类(见表1)，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两种传统政体包括官僚帝国制和封建制。而传统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这种帝国体系的“高度秩序化的政治”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基本价值的全面主导性,这主要体现为儒学一方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而成为历代王朝统治的价值基础和合法性依托;另一方面儒学的内在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内核———家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