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神话和《史记》看东西方英雄主义的流变

殊途同归：英雄主义的陨落——从希腊神话和《史记》看东西方英雄主义的流变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想必都有着对英雄和功业的向往。人类的童年亦如是。说神话是人类在童年时期认识自然的幼稚的努力，毋宁说是一种对英雄和功业的向往。虽然这些想象显得那么飘渺，然而其中最原初最单纯的情感却穿越了漫漫历史长河，我们今日回首，依然可以望见这几千年来存在我们意识里的那些壮怀激烈，而这其中存在着的价值观也在一代代英雄身上闪着光芒。西方的英雄，以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最为典型。整个一部希腊神话，除了少数神祗和传说之外，行为的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他们的“冒险”，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健美、勇敢、技艺和智慧，是为了得到权力、利益、爱情的荣誉。在他们看来，与其默默无闻而长寿，不如在光荣的冒险中获得巨大而短促的欢乐。希腊人对于生命的意义又带有十分极端的判断尺度。在希腊神话中，牺牲被认为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通过牺牲来获得个人价值的体现。确切的说，在希腊神话中，主人公往往对于获取价值的过程中需要付出的代价缺乏概念。那些磨难、痛苦以及失去永远不会成为一种困扰。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竭尽全力的去追求。以至于对于个人价值的追求成为希腊神话中人物的最终使命。但无论从动机还是生命观来看，这些人物的行为又更接近人性的本质。因为他们更坦诚的面对欲望——权力、爱情以及荣耀。而他们对于这些欲望的满足方式也更为直接。就像孩子想要一件东西总是直接去拿一样，在希腊神话中，人们为责任或者伦理所受到的约束极为有限。这种义无反顾的行为方式，在成人的范畴里便被诠释成了英雄主义——因此这个英雄主义就显得含义暧昧。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但凡西方世界里可以被称之为英雄的，在潜意识里都被认为必须具有希腊神话英雄的气质，哥伦布、拿破仑、凯撒无不如此，他们身上具有的冒险精神，和对个人价值的极端追求以及不择手段，如果在中国，必然是反面形象，至多赠一个枭雄的名头罢了。因为希腊的英雄，或者说西方的英雄只是英雄，而中国的英雄，东方的英雄则更是一个圣贤。东方的英雄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在这些重大的责任之下，个人的欲望往往被压抑甚至牺牲了。可见，作为东方的英雄，具有优秀的才能为自己谋得无数的家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品质，能为天下苍生谋福，那才是值得尊敬的。这其中就有一个崇尚才能和崇尚品质的区别。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纵观西方世界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英雄不完全是那么“自私”的，在国家危难时候往往有大批为人民谋福利的英雄出现，文艺复兴时候也有很多人为坚持真理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这种现象很少出现在希腊神话中，这就是人文宗教的力量，人文宗教提升了西方英雄的人格。但如今信仰的没落，又造成了英雄的堕落。在这里之所以拿希腊神话和《史记》来对比，正是为了排除过多的人文宗教的影响。说是人文宗教，是为了和原始宗教区别开来。西方的原始宗教就是酒神崇拜，是对野性的、自然的、人性化而现实根基很重乃至原始的宗教崇拜，直到后来的基督教从东方流传到西方传教，并经历过基督教徒的大规模被屠杀——最后基督教被官方利用，他们的宗教才开始走向内敛。中国的宗教，即使在很早形成的宗教，甚至是楚地的“淫祀”，也很难看到西方原始宗教那种狂欢到极端程度的气氛。东方的英雄形象，以《史记》为滥觞，此后的游侠形象就一直与统治者保持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但始终不曾间断，并且作为与宫廷统治分庭抗礼的另一个游侠世界却一直扮演着有意无意维护统一的护法的角色。20世纪中后期，金庸武侠小说的盛行，其中的大侠形象再次暖了国人心中那壶寒冬里的英雄主义的热酒。从《史记》来看，司马迁对于英雄的定义与西方健美、勇敢、技艺和智慧的标准不同，项羽被列入英雄大家都没有异议，但孔子同样被认为是英雄，这就涉及到中国英雄的标准，那就是才能与品质兼备，尤以后者为重。这个英雄可以手无缚鸡之力，但绝不能有半分以个人利益为重的念头。这就是中国的英雄，或者叫做圣贤。为正义事业，不畏强暴，敢与权贵抗争的人物，在《史记》中也比比皆是，这里有怒斥秦王，完璧归赵，“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有慷慨悲歌、视死如归，敢于剌杀凶残的秦王的荆轲；有在国危民难之际自荐，对着咄咄逼人的楚王，面不变色心不跳，力陈利害而博得楚国支持的毛遂；有明知诸候怨恨，道路险阻而力行削藩的晁错；还有吴起、伍子胥、范睢、商鞅……他们在正义、理想、事业与权贵发生冲突时，毅然以凛然的正气，不屈不挠的精神捍卫了前者，这就是东方英雄必须具有的壮美与崇高的人格和品质。可见，东西方世界里的英雄主义中，隐隐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英雄观上的投射，其中的原因无非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原初生存状态的影响，这已被无数前辈大师所阐释，我也无须赘述；我更关注的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意义上的英雄主义，在这其中，正义究竟在放在了一个怎样的位置。在西方世界十四、十五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中，英雄主义的象征——骑士的形象就已经被唐·吉珂德狠狠刷了一把，此后的西方英雄主义渐渐走向了末路（虽然现实中依然不乏英雄），人们更关注在现实生活里通过努力能够得到的物质享受，起源自希腊神话的英雄主义的本质——对物质欲望的追求——终于彻底现形。应该说，既然西方世界的英雄只是英雄而东方世界的英雄却是圣贤，那么东方的英雄应该更具有正义感，更能维护正义了？东方的英雄主义中确实一直有着维持正义的传统，但实践上的困难重重把东方的英雄逼上了梁山，“侠以武犯禁”，即使前面所说，这些英雄大侠们在有意无意中扮演了维护统一的角色，但皇帝老爷们依然看着他们碍眼。也因此，东方的英雄大侠们在维护正义这个原则之下，反而表现出与朝廷抗衡的趋势，在个人追求上看起来似乎比西方的英雄更贪图享乐了。西方的英雄主义原本就没有正义，他们就是要实现个体的价值，所以在太平盛世，没有兵荒马乱的遮掩，他们再也不能以战争为幌子来实现个体价值，因此赤裸裸的要物欲了。但是东方，至少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东方的英雄主义本来就是以正义为核心，历史中的大部分英雄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也有机会大显身手，兼济天下，但是在太平盛世，转而和朝廷作对，不但不主持正义，有时候自己也打家劫舍，做起非正义的事情来。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一段这样的话：“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我想原因正是鲁迅这一段话。他们正是太相信正义，太追求正义，当正义无法实现的时候，只好激而不谈正义，不信正义，甚至反对正义——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正义，当作宝贝，比那些皇帝老爷们，比那些整天宣告要福泽天下万民的领袖们更是迂执得多的。东方英雄主义中的正义正是处在如此尴尬的地位。吴思在《南方周末》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我们当然知道，维护正义是很麻烦的。在当代社会中，这是检察官、律师和法官们，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费了无数的心血和麻烦，勉勉强强还未必能维持一个大概的。指望在短时间内明辨是非，以暴力维持公平和正义，这简直是一个神话。”正是因为主持正义的难度如此之大，东方的英雄转而投入了物欲的怀抱，但和西方英雄不同的是，他们对物欲不是强烈的占有，而是破坏，为什么呢？吴思继续说：“西方男人的幻想可以集中在巨大的财富上，但中国的财富很缺乏自卫能力，不那么值得幻想。在一个缺乏财产安全和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加害能力的幻想那么具有根本性。”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结局。西方的英雄不需要为正义费心，可以毫无顾虑地、以高昂的姿态名正言顺地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而东方的英雄则在极度的失望之后充满了对破坏能力的幻想和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从希腊神话和《史记》开始的东西方的英雄主义便如此变得殊途同归——发展到最后，一个暴露了本质，一个走向了反面，达到了最终的相似——追求物质享受，实现个人价值。我们在呼唤英雄，想念英雄的时候，社会的巨轮依然前进，碾碎了那些所谓正义，而剩下的就是英雄主义，并且是西方的英雄主义。东方的英雄主义，在实现个体价值的力度上既不如西方英雄主义的家学渊源丰厚，在主持正义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如民族主义），所以到今天，我们只能依靠武侠小说来寻找英雄了——那一壶暖了我们心房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