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双重”结构转型与非平衡增长潘珊龚六堂李尚骜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两个产业三个部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描述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双重”结构转型过程,以及所导致的部门间的非平衡增长。模型内在解释了产生经济“双重”转型的根源:由于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都是大于1的,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导致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转型;要素收入份额的差异导致了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转型。ContentsI.介绍中国经济的“双重”结构转型II.构建一个三部门动态增长模型并进行分析III.数值模拟IV.结论SectionⅠ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不仅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在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出现了不同部门间显著的结构性转变,表现为1978—2011年,中国就业和实际产出都呈现出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由非农国有部门向非农非国有部门转移的趋势,即中国经济经历了“双重”结构转型。第一重转型——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Young(2003)指出中国的TFP增速并不高,而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的有效转移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HsiehandKlenow(2009)使用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验证了资源要素的错配对于总体TFP的负向影响,同时表明如果矫正了要素的部门分配,将会使得中国TFP增长率每年多增加30%—50%。HayashiandPrescott(2008)通过研究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经济发展,表明了农业劳动人口的下降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正是由于存在劳动力流动壁垒,从而抑制了其经济增长。产生结构转型现象的根源Kongsamutetal.(2001)、Matsuyama(1992、2002)、Echevaria(1997)、CaseliandColeman(2001)等从需求角度出发,通过引入非位似的偏好,认为产品之间收入需求弹性的差异导致了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NagiandPissarides(2007)基于Baumol(1967)提出部门替代弹性及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导致了要素的流动,如果部门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则劳动力将会流向TFP增速相对较低的部门。AcemogluandGuerrieri(2008)则强调了部门要素收入份额的差异对于部门间要素流动的影响,资本深化的过程提高了资本密集型部门的产出,但同时也导致了资本和劳动转移到了更劳动密集型的部门。在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文献中,还有一类强调政府政策对于结构转型的影响。林毅夫(2010)开创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提倡以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讨论政府和市场在产业结构变化中的协调作用,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完全可以借助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来促进产业结构的有效转型。宋凌云等(2013)基于“新结构经济学”,从实证角度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升迁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省委书记、省长在短期内能引领产业结构变动,但长期的产业结构转型主要依靠市场。可见,大多数研究中国结构转型的文献,大都只关注了经济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而忽视了在非农业部门内部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的事实。除了BrandtandZhu(2010)、Songetal.(2011)以及DekleandVandenbroucke(2012)。但是BrandtandZhu(2010)虽然细分了非农业部门,并同时考虑到经济的双重转移事实,但由于其静态模型所限,不能刻画出各部门就业及产出的动态变化趋势。Songetal.(2011)仅仅关注了经济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移过程。DekleandVandenbroucke(2012)中非农业部门仅指私有部门,并且国有部门(政府)的劳动份额是外生的,他们只能解释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过程。考虑到中国同时存在“双重”结构转型,本文在AcemogluandGuerieri(2008)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部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三部门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在一个框架下同时讨论经济的“双重”结构转型。相比于两部门模型,推广后的三部门模型可以刻画出经济的双重结构转型过程,并且这两种转型过程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劳动力更有效率地流向非国有部门非农业部门整体的技术进步率提高劳动力加速流向非农业部门要点①中国1978—2011年的宏观数据表明,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以及在非农业部门内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都是大于1的,基于本文的模型,劳动力等要素会流向产出增长较快的部门。②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部门的异质性同时体现在要素收入份额以及部门技术进步率,其中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高于非农业部门,但是农业部门的资本收入份额相对较低,在资本深化的过程中增长会慢于非农业部门——但由于两种异质性中要素收入份额带来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因此,劳动力会由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③在非农业部门内部,部门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部门技术进步率的差异上,非国有部门的TFP增长率大大高于国有部门的TFP增长率,因而劳动力在非农业部门内部会流向非国有部门。SectionIIModel效用函数的传统CRRA形式(1)采用CES的函数形式复合总生产(2)、(3)三个中间部门生产函数的Cobb-Douglas形式(4)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其增长速度为𝑚𝑖(5)I.非国有部门的技术进步率高于国有部门是文献中普遍认同的观点,如Songetal.(2011)、DekleandVandenbroucke(2012)。II.1)BrandtandZhu(2010)利用中国宏观数据,分别对农业部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进行了增长核算,他们的结果表明,农业部门的TFP增长最快,而国有部门的TFP增长最慢;2)CaoandBirche-nall(2013)基于微观农户的数据仔细核算了中国农业部门的TFP,他们同样发现农业部门的TFP大大高于非农业部门,并且农业部门快速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劳动力的转移以及经济增长。III.农业部门是劳动密集型,而非农业部门是资本密集型,因此,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大于非农业部门。而对于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我们认为要素收入份额的差异并不十分显著,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本文为了简化分析,假设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收入份额相同。针对三个部门的生产技术,本文做如下假设:假设1:ms𝑚𝑛𝑠𝑚𝑎,𝛼𝛽Model假设劳动力供给无弹性,每一期劳动力总量的增长率等于总人口Lt的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出清条件为其中,L(t)和K(t)代表第t期经济中总人口和总资本存量。最优配置并且满足约束方程:求解以上问题,可分为两步:第一步静态最优化问题,第二步动态最优化问题。第一步,给定K(t),L(t),𝑀𝑖(𝑡),厂商通过选择最优的部门要素分配K𝑖(t),𝐿𝑖𝑡,来最大化最终产出Y(t)。需满足:由于静态优化问题的核心就是求解最优的部门要素配置,因此定义如下各部门的资本和劳动的份额由此,可得国有部门占经济总体的资本和劳动的份额为进一步,将厂商的一阶条件整理为从上述一阶条件可以看出𝜆1(t)和𝜆2(t)的影响,所以我们接下来着重分析劳动力份额𝜆1(t)和𝜆2(t)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命题1:各部门的劳动力份额的动态积累方程分别为结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给出一些参数假设我国的实际宏观数据表明,在部门之间,农业部门的产出增长较慢;在非农业部门内部,国有部门的产出较慢。而劳动力存在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由国有向非国有部门转移的趋势,这一点可以说明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替代弹性都是大于1的,即要素都流向产出增长较快的部门。假设2:𝜂1,𝜀1命题2:在假设1和假设2下,国有部门占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𝜆2(t)会单调递减。命题3:非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技术进步率的加权平均,随着劳动力由国有部门转移到非国有部门,非农业部门整体的技术进步率会逐渐提高。利用(14)式和(3)式化简,再利用索罗剩余(SolowResidual)的定义式,非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为命题4:在假设1和假设2下,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如果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小于资本深化过程中要素收入份额带来的差异,则农业部门占全部劳动力的份额𝜆1(t)会减少;反之,则农业部门占全部劳动的份额𝜆1(t)会增加。在我国,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最高,但农业部门的资本收入份额相对较小,在资本深化的过程中增长较慢。然而宏观数据表明,我国农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是最低的,由此可见主导农业部门增长的,不是技术进步率,而是要素收入份额的差异。命题5:在假设1和假设2下,各部门的产出比例与劳动力比例同方向变动,即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实际产出比逐步递减,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实际产出比也逐步递减。关于部门产出之间的关系,由(14)式及(15)式,可得根据上述两式,有如下命题:命题2—5刻画了以劳动力和产出为代表的“双重”结构转型过程,即劳动力和实际产出都表现出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双重转移。得到最优的部门要素分配后,此时经济中总产出可以表示为资本、劳动以及部门间劳动力份额的函数,即那么动态优化问题等价于传统的Ramsey问题。由于(23)式是非自治系统,我们需要将变量去趋势化。为了确定经济中的趋势,我们进一步做如下假设。由于非国有部门的技术进步率高于国有部门,因此非国有部门产出增长率高于国有部门,它将成为非农业部门的主导。而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间的差异同时体现在技术进步率及要素收入份额上,我们需要综合考虑这两种异质性带来的影响。假设3表明,非国有部门经过要素收入份额调整后的技术进步率要高于农业部门,因而非国有部门的产出增长率会高于农业部门。最终,非国有部门将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它将决定经济总体的长期增长率。虽然假设1—3是比较强的,但是本文的基本机制并不依赖于这三个假设。如果改变假设1—3中的不等式符号,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构转型过程。而本文关注的是模型如何能更好地符合我国现实,根据我国实际宏观数据,我们采取了以上的三个假设,这可以看作是对我国现实经济的一个描述。假设3:𝑚𝑎𝛼𝑚𝑛𝑠𝛽。确定了经济长期趋势后,我们将变量作如下变换其中,和分别为标准化的人均消费和标准化的人均资本存量。因此动态均衡可以表示成的四维动力系统。命题6:经济中的竞争均衡可以表示为以下的四维微分方程组。进一步,可以证明,在假设1—3下,任何满足命题6的解一定是该动力系统的最优解。平衡增长路径下面我们将证明经济存在唯一的平衡增长路径,在这条路径上,消费、资本和产出都保持不变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部门之间的异质性,经济会出现非平衡的增长。首先,我们定义定理1在假设1—3下,经济中存在唯一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在这条路径上有此外,各部门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分别为首先,式(26)表明,最终经济中的资本和劳动都将转移到非国有部门中,经济将退化为非国有部门经济。其次,经济中出现了非平衡的增长,即各部门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出现了不同的增长率。最后,由(29)式可得,经济总体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主导部门的技术进步率及要素收入份额有关。这一结论也印证了由于各部门技术进步率及要素收入份额的差异导致了部门间的非平衡增长。此外,可以验证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经济中总体的劳动收入份额和利率都为常数。根据前面计算结果有,由上式可得,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经济总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为经济主导部门——非国有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利率也为常数,因而长期经济增长也符合“卡尔多事实”。因此,该模型中的经济,既满足经济总体特征符合“卡尔多事实”,又在不同部门间出现了非平衡的增长,即经济在长期增长中伴随着不同部门间的结构转型。进一步,通过讨论命题6中动力系统的稳定性来分析平衡增长路径的稳定性,有如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