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大师思想传播民族文化_品读_大师_栏目之_陈寅恪_

1652009年第2期总第100期新闻大学JOURNALISMQUARTERLY上海纪实频道的《大师》栏目，作为频道的“电视文化工程”和高品位的文化品牌栏目，自2006年8月开播以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阵阵掌声。中国在百年激荡中披荆斩棘，生生不息，终于在当代走上了一条强国富民之路，与上个世纪先贤们在实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宗教等领域里努力开拓、奋斗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在宣传上的偏差，许多先贤的卓著贡献并不为大众所知。随着上海数字化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的开播，借助卫星电视、全国数字电视平台的传播和全球电视节目的营销，上个世纪100位中华先贤开始逐渐走入广大观众的视野。励志用出版书籍开启国民心灵、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的张元济，中国现当代物理学鼻祖、大教育家叶企孙，史学家陈寅恪，以及马一孚、蔡元培、陈望道、徐悲鸿、丰子恺、马寅初等大师开拓奋进的思想和文化精神启发着我们这些后来者前行。《大师》栏目中百位人物的选择定位为国家之师、民族之师。每位人物皆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在各个领域开风气之先、贡献卓著的大师，他们为民族构筑起坚实的科学文化根基而殚精竭虑，为民族的昌盛复兴奉献了一生。栏目以纪录片的方式在记录大师传奇人生和卓越贡献的同时，为我们保留了20世纪的民族记忆。通过《大师》栏目对这些人物群像的记录，中华民族的智慧、创造力和励志图强的奋斗精神，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这里笔者试图通过对《大师》栏目中的一个篇章——电视纪录片《陈寅恪》的品读，与大家一起分享《大师》，共同走入大师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从创作上看，电视纪录片《陈寅恪》在四个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第一，创作者带着使命感，将节目当作一档文化精品来打造。摄制组是一批用影像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注重节目的观赏性，又关注它的思想性和学术价值，观看之后带给人们许多文化思考与启迪。第二，主创人员是带着一种民族情怀进行认真创作的。编导在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人格力量等方面充满情感，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表现人物性格的特殊性等方面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做文章，最终将一代大儒陈寅恪的大师形象如同一座丰碑高高地矗立在观众的心中；第三，作品在选材、撰写解说词等方面十分用心。编导从大处着眼，精心选取对陈寅恪人生有重要影响的典型的事件进行叙述，这些事件也恰恰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作品还配以有历史厚重感的解说词补白，将陈寅恪性格中特立独行、充满力量的一面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让人们切深地感受到主人公的高贵品格，而且人物形象真实、可信；第四，调动多种手段进行创作，提升作品的品质。为了获得较好的影像质量，创作者加大成本，运用高清影像技术提高作品的影像品质，以此向大师们表达深深的敬意。在拍摄手法方面，编导尽可能地调用多种表现手段进行创作，除了电视纪录片传统创作手法外，编导在历史影像资料缺乏的情况下，还大胆尝试情景模拟、隐喩等表现手法，还原历史，再现历史，为人们解读大师提供了便利。陈寅恪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通过电视纪录片《陈寅恪》，一个个性鲜明、有思想力度、活生生的大师形象又展现在了观众面前。传承大师思想传播民族文化——品读《大师》栏目之《陈寅恪》[作者简介]石屹,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员、中国高校影视协会会员、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员。·经验交流·石屹166电视纪录片《陈寅恪》全片分为上、下两集，每集27分钟。整个作品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分别是：传奇人物、走进清华、岭南大学任教、第二次学术转型。有很多电视节目人们看过之后就忘记了，可是《陈寅恪》看过以后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电视纪录片《陈寅恪》讲述了许多陈寅恪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事情都非常好，非常感人让人们感到陈寅恪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儒。笔者感受最深的是纪录片编导选择了陈寅恪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事件来讲述，这些事件不仅份量足、影响大，而且非常典型，通过运用电视表现手法，对人物形象刻画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陈寅恪》的开篇可以用精彩二字来形容。在这里，通过作品我们知道了1925年清华发生的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就是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唯独陈寅恪是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的导师。通过纪录片创作人员对这一事件的精心选择设计，陈寅恪独特的人生和鲜明的个性在开篇即被点出，同时也为整篇的叙述留下了引人注目的悬念，因为看到这里观众很想知道陈寅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就为作品内容的展开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学者，从电视纪录片《陈寅恪》展现的事件中回望他的人生，人们可以发现陈寅恪的人生是由一系列悖论构成的：陈寅恪30岁后即被海内外学者公认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人几乎家喻户晓；陈寅恪从13岁开始到日本读书，中间回国一次，以后又再次出国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1]陈寅恪一心向西学，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但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陈寅恪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1958年，陈寅恪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的学问，已经不为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浸润在他所构筑的纯粹学术世界中，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晚年的陈寅恪，在失明、膑足之际，仍能凭着毅力，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巨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通过纪录片中展现的这一桩桩、一件件事例中，人们看到了大师陈寅恪对国学研究始终坚守如一，矢志不移。电视纪录片《陈寅恪》下集开篇的处理也颇具匠心。编导引经据典、画龙点睛地为人们点明了陈寅恪在学术上的不朽贡献。编导把陈寅恪失明以后写出巨著的作为，与对世界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的盲人荷马、左丘明相比：“盲人荷马在古希腊时期写出了荷马史诗，盲人左丘明在2500年前的为中国留下了《左传》和《国语》。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晚年写下的上百万字的著述，同样是百年中国诞生的史诗。”荷马、左丘明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历史人物，他们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当代没有人能够超越，但是，陈寅恪是一个例外。编导在这里用艺术化的手法，让人们感到失明以后的陈寅恪在人格上、学术上依然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儒，是一个大写的“人”，从而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得到升华。对于失明以后的陈寅恪，编导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进行拍摄的，就如同编导在纪录片作品《费达生》[2]创作中体现的一样，编导的体察是细致的，“用笔”也比较巧妙。比如，伴随着陈寅恪影像的出现，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旁白解说：“很多人回忆，他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是当他的眼睛失明以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是睁大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编导在这里借用了陈寅恪照片、雕塑的镜头，来表现人物的眼神，突出人物的精神光辉，以此彰显他人格的伟大和在双目失明以后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性格。167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当时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读研，陆键东著书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被学子们争相传阅，书店中这本书也很快被销售一空。陆键东饱含情感的叙述，洋溢着才气，就在那一时刻，陈寅恪的形象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也许，在陈寅恪身上，人们能够看到许多有才学、有傲骨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影子，关于写他的书籍先后成为了畅销书也就不奇怪了。如今陈寅恪的经历、思想、著作已成为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象征，每个阅读他，同情他，景仰他的文化人，无形之中通过他寄托自己的学术理想，同时体认一种无可奈何的学术命运。电视纪录片《陈寅恪》在反映人物的民族精神和气节上，给人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作品介绍了陈寅恪的祖父、父亲早年在湖南洋务运动中，开风气之先的壮举。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被革职，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父亲陈三立随祖父回家后专注于诗歌创作，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他的哥哥送去日本读书。以后又送陈寅恪去西洋读书，陈三立用行动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我曾经看过一些陈寅恪家族的史料。陈寅恪的家族和中国有良知的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家族一样十分看重民族气节，并为民族大义尽心尽力。他们的义举可以追溯到他的曾祖父琢如那一代，被人们称为义勇之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日寇侵占北平之后绝食而亡，用生命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著名画家范曾的家族也是一个秉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家庭，他的先祖范仲淹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诗句中张扬的民族气节为后世传颂，范仲淹倡导的精神也时刻映照在他后人的身上，成为他们的行为指南。范曾的曾祖父范子伯在清末十分有名气，他与陈寅恪的父亲、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都是同光朝诗坛领袖，两人因志趣相投，结为儿女亲家，范子伯将自己的女儿范孝嫦嫁给了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从这一点上人们能够看出民族气节、才学是被传统知识分子相互间十分看重的。作为陈氏忠义之家的后代，陈寅恪在父祖的楷模，家学的薫陶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抚育中成长，他日后在写给他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的书序中提到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3]这一儒士修身原则，其实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早已根植于心灵深处，成为他民族气节的精神内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的陈寅恪滞留在了香港，担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日本人占领香港后，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以此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日本当局持重金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又被他坚决拒绝后，他出走香港，辗转回到内地；解放前夕，陈寅恪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在五、六十年代，他没有附炎趋势，依然做他的学问，自始至终坚守着他的做人原则，保持了一个大师的高贵民族品格。纪录片《陈寅恪》在表现陈寅恪坚守纯粹的治学理念方面，也让人感动不已。陈寅恪的一生是为学的一生，他的学问、他的独特见解，电视纪录片都作了比较好的展现。对于陈寅恪倡导做学问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理念，电视纪录片《陈寅恪》专门讲述了几件事来说明他的这种为人治学的态度。1953年，中国科学院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被他拒绝了。他最喜欢的学生汪篯，为此事来到广州，但是他们谈崩了。最后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留下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解放以后，我们国家把马列宁主义视为学术研究的唯一宝典，陈寅恪本着科学的态度，依然保持着科学的自由精神，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能够坚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对学生汪篯重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的信念。上个世纪80年代此事公诸于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4]一文里，陈寅恪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大意是‘让我到历史所去可以，但是有两点：第一点，历史所不宗奉马列主义；第二点，要叫毛刘两公给我写一封信，允许我这么做。’他所坚持的学术观点在当时被视为惊世骇俗之举。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能够像陈寅恪这样把“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保持到这种强度和纯度。陈寅恪的这种治学态度一直伴随他的终生。在纪录片《陈寅恪》中我们看到即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陈寅恪依然带着知识分子的执着和使命感著书立说，在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将自己的著述托付于可信赖的学生蒋天枢，让他帮助自己完成出版著述的使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学著。纪录片《陈寅恪》还提到另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陈寅恪不允许别人改动他著作一个标点。陈寅恪的论文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