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水发展史

中国风水发展史一、先秦——风水术之孕育先秦时期还没有产生风水术，但是，与风水术有关的相地行为已经产生。早在原始社会，先民就知道择地而居。《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富室时，就陵阜而居，允而处。”所谓陵阜，就是河流的台阶地带。许多考古遗址都是在靠近水边的土坡上发现。先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带，容易取水和捕鱼，也不会受到洪水的淹没。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近水而居”的原则。从考古发现的住宅看，位于氵产河右岸台阶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坡遗址，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这样可以取得冬暖夏凉的效果。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子午向”原归纳考古发现的遗址，先民对住宿的要求是，地势要取坡度台阶地；地形要选在河床边；土质要干燥．地基要坚实；水源要充足；水质要纯净；变通要方便；四周量有林木；环境要幽雅。这些条件都要通过相地才能达到，后世风水师很推崇这一套。进入阶级社会后，相地知识就丰富多了，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献窥见一班。从甲骨卜辞和《诗经》看，商周时代已经对地形及水文有了明确的划分。陆地分成山、阜、丘、原、陵、冈；河床地带分为兆、厂、渚、浒、淡；水域类型有川、泉、河、涧、沼、泽、江、汜、沱、等。《尚书.禹贡》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专著，它以天然的山川、河流、海岸为界，将疆域划分为九个大的自然区，称为九州。又按照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记述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间的20多座山岭，为后世风水师的“龙脉说”提供了依据。《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堪称上古地理百科全书的文献。它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山经》又称《五藏山经》，它依东南西北中方位，记述了447座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山岳地理专著。《山经》记载了神秘的山穴，如《南山经》有“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则入，夏乃出，冬则闭。”《管子》一书的《地员》《地度》《地数》等篇目是杰出的地学论文。《地员篇》论述了地势、地形、土壤、水文，并以“五土配五音”，后来发展为“五音五行”的风水观念。《地数》记述了土地表层与里层的相应关系，指出“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注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土地的表里关系，正是后世风水师所想探讨的。《周礼》一书记载了与风水密切相关的土宜法，《司徒》篇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这就是说，以各种土地适宜于各类人民、鸟兽、草木的法则，辨别十二土地区域中各物名号，占视人民的居处，知道趋利避害，使人民旺盛，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林尹在《周礼今注今译》中，结合风水观念说：“十二土，古王者封国时应天上星宿之位分为十二。《春官.保章氏》以星辨九州之地，郑注云：大界则曰九州，州中诸国之封域于星有分焉，其书亡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纪，吴越也。玄枵，齐也。{女取}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按十二土谓应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区域也。”不仅《周礼》有此记载，《逸周书.度训》亦云：“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可见，“土宜”在先秦是通行的术语和方法。后世的风水先生很推崇土宜法，宣扬天地对应观念，将天上的十二次与地面区域附会，划分十二区域，作为判别吉凶的依据。由此可见，先秦的相地知识为风水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二、秦汉——风水术之发生秦代秦代有了地脉观念。秦统一后，派蒙恬修长城，开驰道。秦始皇死后，赵高矫诏逼令蒙恬自杀，当时，民间传说蒙恬之死是因为他“绝地脉”所致。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秦代有了王气观念。《晋书.元帝纪》谈到南京地理时说：“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又据《太平寰宇记》卷95记载，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们受不了劳苦，一哄而散。秦代营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有阳宅阿房宫，又有阴宅始皇冢。阿房宫占地近300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以南山为宫门，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始皇冢动用70万民夫，挖空了骊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规模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这两大工程的实施，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秦代讲究墓葬吉凶。韩信年轻时，母亲死，家里穷，不能在村墓中葬母，就择“高敞地”葬母。后来他功成名就，封为楚王。又据《管氏地理指蒙》卷四记载，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纪，他三次梦见有人告诉他，葬地的山形如川字，法当战死。仲翔不信，汉初果战于狄道而死。秦人西首而葬，墓向东方，主墓道在墓坑的东端，这可能与秦园地处西睡，企图东进有关，也可能是他们有了以西为尊的观念。三、西汉——风水形成谈到西汉的风水术，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汉代的相地知识。空前发达的地学，正是风水术产生的基础。”当先秦学者在《禹贡》中把我国的山势大致划定之后，汉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有名的“三条四列说”，它们分别是：北条：岍——吱(陕境渭河北岸)——荆山——壶口——雷道（陕晋间）——太岳——砥柱——析城——王屋(晋南)——太行——恒山——褐石(河北)中条：西倾——朱圉——鸟鼠——太华(陇陕)熊耳——外方——桐柏——陪尾(鲁南)。分支：蟠冢(陕南)——荆山——外方——大别(鄂皖境)南条：岷山——衡山——敷浅源(庐山)第一列：岍——碣石(即北列)第二条：西倾——陪尾(即中列主干)第三条：蟠冢——大别(即中列分支)第四条：岷山——敷浅源(即南条)这些山脉正是后世风水师所说的龙脉。汉代对地理概念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尔雅》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都是解释地理现象的，如“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野，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图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脉、山簇、山峰、山谷、河流，并且比较精确。汉代虽然有了丰富的相地知识，但毕竟还是缺乏科学性。人们的迷信思想仍然很严重，对地理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这种状况很容易滋生风水观念。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汉代的风水术发生。汉初励精图治，术数不兴。但也有术士，汉文帝时，有个叫新垣平的人自称能望气，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好象人戴的帽子。文帝居然相信了，就在渭河边修了个五帝庙，用以祭五帝，用大堆木柴燃烧，新垣平说是天上降下来了光辉，文帝一时高兴，封他为上大夫。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文帝知道上了当，就杀死了他。汉武帝时，司马迁不相信风水，他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沉湘，北涉汶泗，走遍了名山大川，但他在《史记》中不讲风水，当时也不兴风水。但是，汉武帝时有了堪舆家。《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言不可。这时的堪舆家不是风水师，而是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西汉称相地为形法。(见名称考证)西汉又有了“讳西益宅”，“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说明风水观念已经开始萌生。就在西汉，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唯物论者杨王孙，他坚决反对厚葬，连薄葬也认为不必要。《汉书.杨王孙传》记载了杨的一篇书信，杨说：“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弹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他在临终前，嘱咐儿子，将遗体脱光，装在布袋，入地七尺，下葬后将布袋取出，让裸体与土挨在一起。他的儿子和亲友不忍心这样做，杨反复疏通他们的思想，终于得到裸葬。杨王孙的葬事惊动了社会，有人斥为异端，有人大为钦佩。可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没有人愿意效仿他。从唯物论的观点看，杨王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值得推崇。东汉东汉民风很重视丧葬。时人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祟丧，或至金缕玉匣，{木需}梓姬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重视丧葬，必然导致风水观念的发生。王充在《论衡》中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其中的《薄葬朋四讳》《调时》《讥日》《卜筮》《辨祟》《难岁》《诗术》诸篇，从中可以对东汉的风水习俗作比较全面的了解。据应助的《风俗通义》卷九，汉代汝南地方有个姓彭的墓上立有石人石兽，有个人不小心把一块点心遗失在石人旁，于是有人情口开河说石人能治病，才有人送点心给石人。此话一传开，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供奉石人。这说明民间具备了接受风水观念的温床，形成了一种风气。《后汉书》记载了东汉有关风水的故事。《郭镇传》说顺帝时，河南人吴雄少时家贫丧母，不选择土地，也不选择时间就把母亲埋了，巫士都说吴雄将来要被灭族的。但是，吴雄和他的儿子、孙子都官至廷尉，没有凶祸。又有相信风水而大贵的例子。《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要他去访求葬地。袁安在路上遇见三位书生，书生们指着一块地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袁安照此办了，后来果然累世隆盛。东汉末年，江东豪强孙坚的父亲死了，四处访寻葬地。有个异人对他说：“你是想当百世诸侯?还是想当四世皇帝?”孙坚说想当皇帝。异人乃指一处，孙坚按照异人指的地形埋葬了父亲。当时富春江有沙涨暴出，又有异人说：“此沙狭而长，子孙将为长沙矣。”后来，孙坚任长沙太守，他的后代孙权至孙皓四世称帝。这个故事，可能是风水先生后来杜撰的。还有因相信风水而倒霉的例子。桓帝时，汝南陈伯敬小心谨慎，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起居讲究规范，从不触动忌讳。后来，他一直没有得到官运，反而因女婿不法，被太守邵夔怒而杀死，成为时人的笑料。东汉时兴镇墓文，即在墓地撰文，让死者安逸，活人得福。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简文中有镇墓文云：“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下主”'上天苍苍，地下茫茫，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民间有了明间观念，东汉阮璃《七哀诗》云：“其其九泉室，漫漫长夜台。”东汉的高雅之士都不信风水，前面提到的王符、王充、应劭都是抨击风水的。政治上主张开明的东汉党人懂得风水，但不讲究风水。据冯梦龙《古今笑史?塞语部》记载：“徐孺子，南昌人，与太原郭林宗游，同稚还家。林宗庭中有一树，欲伐去之，云'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徐曰：'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囚字何殊?’郭无以难。”徐和郭斗智，郭最后没有砍树，任其自然。但是，东汉士人对居住环境还是很讲究的。《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仲长统对住宅的要求是“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背山临流，前有场圃，这正是风水术对阳宅的基本原则。东汉的风水观念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如徐孺子说的“囚”字，风水家视为大忌，盖房不能先修围墙，修房不能没有通路，墓地不能闭得太紧，否则，这都会犯囚字禁。又如“犯土”，民间营建宅舍，小遭疾厄，就说是“犯土”。考察“犯土”忌讳之源，出自东汉。汉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宫里的人都说是因为修缮圣舍日才触犯了土禁。这个说法传到民间，就有了“犯土”之说。由此可见，东汉是风水术发生的时代，民间有了风水之习俗。四、魏晋南北朝——风水术之传播魏晋魏晋产生了象管恪、郭璞这样的风水术宗师(见《人物篇》)，并且还有一批擅长风水术的隐逸之士。据《南史》记载，刘裕未发迹时，有一天与一位叫孔恭的人同游，途经曲阿、丹徒之间的候山时，孔恭说：“此地有天子气”，刘裕的先人正葬于此，刘听了此话后非常自负，后来他果然成了刘宋的开国皇帝。《晋书》记载了几位无名氏风水师的故事：魏舒从小就成了孤儿，为外婆收养，外婆家修建房屋，有相宅者说当出贵甥。后来，魏舒发奋，应验了相宅者的话。陶侃从小家贫，办丧事很困难。即将下葬时，家中的牛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