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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通訊：（總期）民國年月特載一、引言漢學研究中心於今（2006）年7月底邀請我為《漢學研究通訊》慶祝創刊二十五週年專輯，撰寫近二十五年來哲學在臺灣的發展。由於近五、六年來本人的研究與教學工作轉至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哲學系與東亞系，雖仍心繫晚近國內發展，但涉入終究不如從前，的確頗為猶豫，更由於8月底就要交稿，時間緊迫，心裡實在不敢答應。然而，由於漢學研究中心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寫，最後我只好勉為其難答應了。所幸，漢學研究中心也寬延了一些日期，使我得以忙裡偷閒，寫完此稿。我自1980年自歐返臺，在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任教，直到2000年轉任多倫多大學，一共在臺灣哲學教育界工作了二十年。在臺任教期間，我曾數度接受國科會和教育部委託，對臺灣地區哲學學門進行調查、分析與評估，也曾數次擔任教育部評鑑哲學系所委員、召集人，擔任教育部首任人文社會顧問期間，對於推動哲學與人文學科教育不遺餘力。近六年來，我的主要工作雖在多倫多大學，但每年五、六次返臺探望父母，都有機會參與國內哲學界的活動，也曾回臺擔任客座教授與講座，或擔任哲學系所評鑑委員，對於國內哲學的發展，一直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在此基礎上，這篇文章總算可以勉強交差。先略談一下我先前的評估報告，藉以對照出本文的方法與重點。本人在1991年接受國科會委託進行的「哲學學門人力資源的現況分析調查報告」，較為側重哲學學門歷史的發展、哲學學門研究領域與學科的分類、哲學學門人力及資源上的現況分析（包含專業人員的界定以及本學門專業人員學歷與職務上的分配）。該報告評析了哲學學門歷史、人力現況、研究領域、教師和博、碩士班研究生的研究成果，以及國科會成果獎助，也評論了哲學學門研究的特性、未來發展方向，和國家發展上的定位。1在1996年做的第二份報告，是受國科會再度委託，繼原報告進行後續研究，主要針對哲學學門國際現況、國際化方向、以及發展策略等相關問題，進一步加以補充。本人當時曾廣泛收集國際現況資科，也對國內各哲學系所進行問卷調查，並召開學門規劃會議，請各系所*作者為多倫多大學中國文化與思想講座教授。1參見國科會計畫編號NSC83-1H-030-002。編者按：《漢學研究通訊》歷經25年邁入100期，為紀念這個里程碑，於本期發行特刊，邀請沈清松、王晴佳及許俊雅三位教授，分別就近20多年臺灣哲學、史學、文學之研究發展撰寫專文，同時本中心資料組組長莊健國、聯絡組組長耿立群也分別對本中心之讀者服務以及本刊之百期歷程做了回顧與分析以饗讀者。鑒往知來，期盼《漢學研究通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永遠是國內外漢學界溝通互動的最佳園地。近㆓㈩㈤年來哲㈻在臺灣的發展沈清松（）BIBLID0253-2875(2006)25：4pp.1-21漢學研究通訊：（總期）民國年月特載／研究單位代表參與，針對個別與共同問題，詳細思考和討論，並對後續的學術研究成果加以分析，力求完整，以顯示哲學學門研究重點與優劣。2以上這些報告應可在國科會參閱。本文距前兩份報告時間約有十年，其中有部分與本人仍在臺期間重疊，彼時我仍密切參與臺灣哲學界活動。不過，現在我人在多倫多，既無法對臺灣哲學界進行訪問或寄發問卷，手邊也無足夠資料，僅能根據本人有限的參與經驗與觀察，並將重點放在哲學發展的制度性分析（InstitutionalAnalysis）上，集中討論各大學哲學系所與研究機構的成立、特色、學術活動重點，並約略論及學術研究成果，並試就今後發展問題發表一些個人看法。由於《漢學研究通訊》主要涉及漢學／中國／臺灣研究，本文將略為偏重中國哲學研究與中西哲學比較研究，至於純屬西方哲學方面的研究，只能簡略帶過，以省篇幅。如果我在以下討論中，提及我本人參與的一點鴻爪，其意不在誇言我個人的貢獻，而只是表明我的看法與判斷並非全無根據，而是有某些參與的經驗為基礎。基本上，哲學可以是一種志業，但並不是一種職業。就西方哲學而言，近代西方哲學家如迪卡爾（R.Descartes）、史賓諾莎（B.Spinoza）、洛克（J.Locke）、休謨（D.Hume）……等人都不在大學任教，但到了康德（I.Kant）、菲希特（J.G.Fichte）、謝林（F.W.J.Schelling）、黑格爾（G.H.F.Hegel）等人，則都在大學任教或至少有夠長的時間任教於大學，且其哲學思想也多與大學教育息息相關。3至於中國哲學則是出自哲人關懷個人與群體命運，在思想與實踐中產生的智慧，本與制度化的教育機構關係不大。不過，自清末民初西式大學設立以來，哲學教學與研究開始與制度化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有關。然像蔡元培、熊十力、梁漱溟……等人，雖多少仍與大學有關，但他們的哲學思想仍是自主的志業。發展到現在，目前所有的哲學工作者皆須在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工作，已然納入了現代教育制度與學術分工。這種情形一方面可有其專業化的貢獻，但另方面在靈活性、參與性與前瞻性上，亦會有其限制。從一個較為宏觀的歷史脈絡來看，這點是必須先行注意的。就哲學教育與研究機構而言，臺灣各大學最早設立哲學系的是臺灣大學。在日據時代，臺北帝國大學創建於1928年，最初設立文政與理農兩學部（學院），文政學部下置哲學、史學、文學及政學四科，採講座制。臺灣光復之後，傅斯年擔任校長期間，將原帝國大學的講座制改為院系制，於是從原來的哲學科成立了哲學系。依據1947年國立臺灣大學校刊所載，最初哲學系僅有學生兩名。哲學系起初仍包含有心理系，一直到1949年下半年之後，才和心理系分別開來。臺大哲學系是哲學在臺灣地區最早的教學與研究機構。若在歐美，一般而言，只要是一所像樣的大學，多設有哲學系或哲學與宗教學系，或至少有哲學學程。但在中國或臺灣的情形並非如此，有許多大學或專科學校並不一定設有哲學系。不過，高瞻遠矚的教育家或有建全規劃的大學，也都會想到要設置哲學系。除了臺大繼承前身帝大與北大傳統，設置了哲學系之外，像輔仁大學在臺復校，首任校長于斌樞機便先行設置了哲研所；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也有同樣的眼光，在設校時便設了哲學研究所。私立東吳大學的端木愷校長也曾說：「無哲學系，不足以成為一完整大學。」在1980年以前，臺灣已有臺大、文化大學、政治大學、東海大學、東吳大學等校設立了哲學系。近二十五年來，又有不少公私立大學紛紛設立了哲學系，諸如中央大學、中正大學、清華大學、南華大學、華梵大學、中山大學、佛光大學等，皆各有其發展方向、各具特色。以下略加分析。二、早先成立的哲學系所特色及其晚近發展從制度面來看，大學的每一系所都要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在教學上，哲學系提供的課程要盡量完整，使受2參見國科會計畫編號NSC84-2745-H-004-003。3例如F.W.J.Schelling,(1803),,translatedbyE.S.Morgan,editedbyN.Guterman,Athens,Ohio:OhioUniversityPress,1966.漢學研究通訊：（總期）民國年月特載教學生不致偏食，而能獲得較為均衡的哲學訓練與大體的哲學知識，不可見樹不見林；但在研究方面，則各系所與個人要有自己的特色，以便發揮卓越能力，提供專長，以服務學界和社會。一般而言，各系所該根據發展方向與研究特色來設計課程，然後根據課程需要來聘請老師；再根據課程規劃、研究重點與發展動力來培育研究人才；並根據課程性質、教學內容、評鑑方法以及老師的教學方法與教育哲學，來對學生進行學習評量或考試，並評定成績。就此而言，發展方向與研究特色的形成，對一個教育與研究機構而言，至為重要。任何系所的教師與領導，皆須意識到這點，並有自覺地陶成與發展自我特色。然而，初期的臺灣的哲學系所大多數並未明確意識到這一點。就臺灣而言，臺大哲學系最早設系，且於1957年成立哲研所碩士班，又於1985年成立博士班。這些年來，臺大哲學系培育了眾多人才，也展現了甚為傲人的研究成果。然而，在系所特色與使命方面，臺灣大學哲學系儘管在課程設計上，中、西、印三大哲學傳統的教學力求完整，而在研究方面，也深深受到這種以教學為主導的研究方式影響，也因此並沒有十分明確的特色可言。我在2001年以多倫多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身分返臺參與臺大哲學系的國際評鑑工作時，該系有一部分老師還沒有明顯的特色意識。有的老師甚至表示，系上有26位老師，就有26個研究重點。不過，當時我透過歸納臺大哲學系上老師的研究成果，指出這個學系迄至當時的研究，基本上兼顧中、西哲學，在中哲方面側重先秦哲學與佛學，在西哲方面則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兼治。分析哲學較集中於邏輯、科學哲學與知識論、倫理學與政治哲學；歐陸哲學則較集中於德國觀念論、現象學、詮釋學與批判理論。但是，就當時而言，這許多研究方向仍不能十分清楚顯示該系的特色。我必須表示，對於臺大在諸多國內哲學系所中率先進行國際評鑑的作法，本人是感到十分佩服的。當第二次評鑑於2006年5月舉行時，我發現臺大哲學系已經有較為清楚的特色意識。雖然評鑑委員們都不太贊同近幾年來臺大哲學系區分為東方哲學組和西方哲學組的作法，但是，該系所提供的「研究概況及成果」表示，該系的東方哲學組（有10位）因應晚近出土文獻，著重先秦儒道研究，佛學則著重臺灣佛教方法及哲學建構問題的研究。西方哲學組（有11位）一方面著重英美邏輯與科學哲學，另方面也著重當代歐陸現象學、詮釋學。由此可見特色意識已頗為明朗。此外，在其「哲學五年計畫書」中，也指出該系將朝向進行中西哲學比較與融通發展。這肯定是一個甚佳的發展大方向。不過，計畫中將系上區分為四組：西哲分為LogicMindandMethodology、當代歐陸價值哲學領域兩組；加上中國哲學研究、臺灣哲學研究，共計四組。從以上四組的區分看來，多少仍停留在原先東方哲學與西方哲學壁壘分明的假設上，此外，尚未見到制度性的設計來推動互動、比較與融通的工作。雖然今年年底該系將召開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theInteractionofConceptsinPhi-losophyEastandWest，可以視為朝向中西哲學比較與融通方面的一項努力。不過，組織一個國際學術會議至多僅是一種事件性的努力，仍不是制度性的機制，不易保證該系朝向中西哲學比較與融通的特色發展。特色的發展與研究生的培育和研究有密切關係。如果從近五年來臺大哲學系博、碩士論文研究成果來看，在博士論文方面，中國哲學計有5篇，西方哲學有7篇，中西比較僅有1篇；在碩士論文方面，中國哲學計有18篇，西方哲學有29篇，中西比較0篇，可見博、碩士研究生做中西比較的論文少之又少。由此可見原先東方哲學與西方哲學壁壘分明的兩組，無助於中西哲學比較與融通的特色發展。可喜的是臺大哲學系現在正在致力於跨越原有分組的壁壘，若能善用此一整合的能量，致力於勾勒出哲學專業應有的嶄新視野，將有希望立基於本有優良傳統資源，超越單純的比較哲學構想，提升哲學作為全球事業的新視野，並且在如此進行之時，強調運用哲學性的判準，而不僅是地理上的，來決定哲學探究的本質。類似早期臺大廣泛包容的發展方向與課程設計，也可見諸文化大學哲學系。文化大學哲學系和哲學研究所在1962年成立。或許是基於整體呈現中華文化三大傳統，並為了兼顧西方現代化的衝擊，文大哲學系在教學特色方面主張「儒、道、佛三教思想並重，東、西方哲學平衡發展，強調東、西方的理論比較，激發學生融會貫通，獨立創新的見識與能力。」一般而言，這種「三教並重、中西均衡」的想法誠然符合傳統中國「究天人、通古今」的士人襟抱，不過，在機構朝向分化、專業化的趨勢下，仍不易凸顯特色。在研究方向方面，文大哲學系明言要遵循「承東西道統，集中外之精華」之漢學研究通訊：（總期）民國年月特載校訓，平衡發展中、西方哲學，以西方方法詮釋東方思想，以達到相互會通之目標。基本上，這一發展方向可以定位在中西比較哲學的領域。在此值得進一步反省的是：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在進行比較哲學研究時，用西方方法詮釋東方思想，而不至觸犯了「異準性」（Incommensurability）的問題？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減少詮釋的暴力而達到真正相互會通的目的？我想這不僅只是明言「以西方方法詮釋東方思想，以達到相互會通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