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张素玲(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201204)摘要: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肇端、形成和发展成熟三个阶段。从戊戌时期强国保种的时代需求中萌生的倡兴女学的思想,到辛亥革命时期对培养女子国民教育理想的追求,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女性独立人格的思考和如何真正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的探索。纵观其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女子教育思想的演变总是与时代的主题紧密相联,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关键词:近代;女子教育;思想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964(2008)02-0064-05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与迅猛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兴起了女子教育。近代女子教育从萌芽、产生、发展到最终纳入学制系统是与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宣传倡导密不可分的。在此过程中他们对女子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追求,提出了种种精辟独到的见解。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某些观点失之片面,但总体看来,这些思想的形成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使女子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正式纳入了学校教育的轨道,同时也为妇女自身的解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肇端、形成与发展成熟三个阶段。本文试图通过对其进行历史考察,以期探讨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而对现代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启迪和借鉴。一、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肇端探讨近代女子教育的演变,其视野应从太平天国的女子教育开始。太平天国吸取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中国传统的平等平均思想,主张男女在政治、经济、教育上的平等,“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1]92。在此基础上给予了女子教育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太平天国规定女子也可参加考试并享有和男子一样的教育权,在当时的南京就可以看到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彻底改变了从前卑弱的姿态。然而太平天国女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还不具备近代教育的性质,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近代女子教育的真正发端。中国最早出现的女子学校是外国人在中国兴办的女子教会学校。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的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设立了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国境内女子教会教育自此开始。至1860年,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共创办了12所女校。但在浓厚的封建观念笼罩下,早期教会女子教育的实践并未进入中国人尤其是思想家的视野。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外强中弱的刺激和御辱强国的呐喊,发达的西方女子教育才为早期改良派所重视并开始关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问题。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赞扬“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论男女,皆须入塾”[2]865的做法,并进而提出了效法西方广设女学的具体要求,“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2]866,展示了与传统女学相异的中国女学发展前景。宋恕也盛赞西方不分性别的普及教育制度,并以此作为兴女学的佐证和参照。他主张:“下教育令,民男女六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学,不者罚其父母。”[2]867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这些主张,尽管囿于思想与认识水平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所限,还留于肤表并缺乏理论根基,然而它毕竟是中国近代倡导女子教育的最早呼声,为日后女子教育思想的形成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戊戌时期,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要承担起保国保种的时代使命,需要整体民族的觉醒,如时人所体认的:“夫天下之治,本非一人收稿日期:2007-12-28作者简介:张素玲(1970-),女,河南舞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领导教育研究。·64·之力,人人共此心,男**此志。”[3]95这一时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维新派敏锐地注意到“教会所至,女塾接规”所包含的深刻社会含义并引发了将兴办女子教育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他们不仅从天赋人权的文化观出发,批判中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主张男女平权,“男女皆人类,同属天生”[4]177,因此女子应同男子一样享有平等的教育权。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女子教育纳入了救亡图存的轨道,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兴女学一方面是为了唤起妇女的觉醒,另一方面是为了达到“强种”而保国。从而把倡兴女学与社会的政治改革融为一体,这无疑增加了女子教育的现实紧迫性。基于此维新派对女子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首先,从价值的层面上,他们对影响深远的女性价值观“女子无才便是德”进行了剖析批判,明确认定兴女学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在这方面梁启超的言论最具代表性。他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权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而其是也。”[5]43认定女学之兴衰与国之强弱息息相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女子在家庭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妻子和母亲,承担着相夫教子的重任,尤其是作为母亲,妇女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着下一代的成长发展,因而不可视女子为无足轻重之物。从而将女子教育价值提高到了优化人种改造国民的高度来认识。其次,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独立自养的思想,并认为教育是实现此一目的的基本途径。维新思**已开始认识到女性要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首先要取得经济地位的独立,否则,受养于人,只能屈居人下时时受制于人。而要去其女性自身的依赖性,获取自身的解放“非使女子各有职业不可,欲女子各有职业,非大兴女学不可”[6]。不止如此,他们还认为,妇女无学不仅使自身受压迫处于社会底层,而且导致国贫民弱。维新思想家梁启超从“生利分利”的角度,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女子皆为分利之人,妇女分利是由于无职业,而无职业又是由于无学而无法就业,因而强调通过教育使女子从分利之人成为生利之人。再次,从女子教育的培养目标上,梁启超在《论女学》中充分发挥了郑观应“佐子相夫”的思想,把女子教育的目的归纳为:“上可相*,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以这种思想为指导,戊戌时期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的宗旨就是:“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为贤妇之始基。”[7]可以看到,这时的女子教育主要还是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为理论依据,仍然把家庭作为女子的活动天地,要求女子不仅要有传统的美德,而且要识文断字,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以便在家庭中既可做相夫的贤妻,又可做教子的良母。尽管这一思想尚未摆脱封建伦理道德“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束缚,其封建的痼结昭然若揭,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虚妄的传统女子教育仍是一个极大的超越。总之,维新思想家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出发,将女子受教育的状况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社会发展对女子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标志着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当时的进步人士和觉悟了的妇女们把兴女学看成是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一时掀起了兴办女学的热潮。当然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实践与男子教育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指导思想上还是把女子教育视为培养“贞静、温顺、贤淑”的女性的一种手段,但毕竟开了近代中国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端绪,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二、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形成辛亥革命时期是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形成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运动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开始蓬勃发展,民主思想广为传播,西学的人权观、民权观和女权观随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宣传、译著等滚滚而来,天赋人权、男女平权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激进的革命派从妇女解放、女权革命的高度来认识女子教育,超越了戊戌时期女子教育思想的局限,获得了理解女子教育问题的新视角,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对女子教育价值的重新界定。激进的革命人士们认为,女权的实现必以教育为先决条件,因而极为关注女子教育问题。孙中山说:“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胜也。”“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8]357在被誉为当时最激进的鼓吹女权思想的《女界钟》一书中,作者金天翮就大力倡导女子教育,认为女性应恢复的诸种权利中,首项便是入学的权利。1905年丹忱在《女子世界》上的撰文也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恢复女权必以开展女子教育为预备,并从六个方面论证了两者的关系:(1)先兴教育而后女子能力强;(2)先兴教育而后女子见解·65·张素玲: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深;(3)先兴教育而后女子善交际;(4)先兴教育而后女子富于公德;(5)先兴教育而后女子明于大义;(6)先兴教育而后善于抉择。女子六方面的变化皆取决于教育,所以,“惟兴教育而此女权堕落之病根可以洗除净尽”[9]583。可以说将女子教育价值强调到了极致。如果我们把上述视女子教育为实现男女平权先决条件的观点与此前维新派的思路相比较,可以发现其侧重点已有很大不同。维新派在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史上虽有极重要的历史功绩,但是,也正如上文所述,由于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与政治特质,因而使其女子教育思想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例如,他们在必须采取“西人之法”以求中国女学勃兴的主张下,把中国女学纳入了“相夫教子”的轨道;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通过教育唤醒的是女性为人妻、人母的义务意识,这就相对淡化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意识。资产阶级革命家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出发,以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甚至女权主义为武器,向中国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提出女子不仅应有“国民之母”的地位,而且应具有“女国民”的地位,“阴阳相配,男女各半,国民二字,非但男子负此资格,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10]457。他们认为国民之母说侧重于女子在相夫教子中的责任与义务,而女国民说则要强调“男女有平等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对女性价值的重新定位。在此观点指导下,对维新时期教育目的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新时期教育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就成为时代的课题。在他们看来,所谓贤妻良母,则专注于女子应尽之义务,结果使女子依然未摆脱附属地位,与前不同的仅仅是掌握了一定的知识,而这一定的知识也并非如男子教育那样可以授以种种知识,只是一些普通的知识而已。所以,这种教育依然是男尊女卑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反映,根本无法实现男女平权。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陈以益曾尖锐地指出:“今之贤母良妻,先与之女子以少许之教育,而仍奴之,此所高等下女教育也。”[9]682一些女性对此更是慷慨陈词:“说什么母教,说什么内助,还是男子的高衙奴隶,异族的双料奴隶罢了。”因此号召女子们要“撇脱贤妻良母的依赖性,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11],而女子教育亦要将培养女子国民作为终极目的,学校亦要创办成造就女子国民的阵地。金天翮在《女界钟》中激烈反对当时一些改良主义者提倡的把女子培养成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的思想,提出教育应把女子培养成革命的新人,提倡女子应该像男性一样进入公共领域,发挥“女国民”的作用。燕斌在《中国新女界杂志》发刊词中强调:“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也把“铸造国民为目的”作为创办爱国女学的宗旨。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子教育思想因其对平等的女子教育权利的关注而使其对女子教育的思考上升到了较高的层次,是女子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界碑。它强调要摆脱贤妻良母的局限,以鼓励女子参政,伸张女权,造就完全人格的国民为宗旨,具有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成分。以此为指导,女子教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民国以后女子学校和女学生数量逐渐增加,到1916年,男女学生的比例为24∶1,比1907年的比例上升了一倍多,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女知识分子使中国妇女素质发生了变化,并为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造就了人才,有力推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三、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新文化运动时期是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女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要求真正实现男女在受教育权利方面的平等,其典型的体现就是提出了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实现男女同班同校;在教育的培养目标上,主张以造就女性的独立人格为最终旨归。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在思想领域进行大变革的社会运动,对妇女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而为女性解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