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真正的柳宗元

1品读真正的柳宗元王安濮柳宗元，是一个潜在的优秀政治家，是一个务实的改革践行者，而绝非只叹个人哀怨的落魄文人。柳宗元年轻的时候，就在唐朝中央政权任高职，成为以王叔文为核心的改革集团的核心人物。但王叔文是个急功近利的书呆子，在朝廷混事只凭血气之勇，因此遭到了中央政权的宦官集团和地方军阀集团的拼命反抗，而王叔文又没有掌握一兵一卒，所以改革仅仅经历了半年就宣告失败。柳宗元也开始了另一种灰色人生，但同时也是文学的最光辉时期。我们所学的很多优秀的经典诗篇，都是他政治失意的一种诗意反映。柳宗元的山水小品文和唱和诗可以用一个“清”来概括。《永州八记》专门不知名的风景，描写细微精当，无论是竹林、石潭、村寨，都体现出清幽的特性。很多作品分析里谈到，柳宗元是寄情山水，排遣个人忧愁，令人百读不厌。把八篇完整读起来，就会发现，这是一大篇完整的关于永州的地理调查报告。柳宗元所勘探的地方，都是水源充盈之地。按照柳宗元的务实利民的政治观来推测，这或许是他有意为之的一个利民之举，绝对不是单纯的旅游。在唐宋八大家这个序列里，他不主张暴力革命，也不主张归隐主义，而是强调在改善民生背景下的强化中央集权的控制模式，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最积极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鲜明的体现在他的政论文章和其他文学作品中。在微观的执政实践，他则是最具民生改革精神的务实政治家。单纯读柳宗元的文章，不免会得出一个“独悲”的印象，给人软弱无力的感觉。其实不然。柳宗元当时创作的一些闲适作品，表露出一些不爽的心情也是正常的，但这些玩票的小品文和诗文不足以说明柳宗元政治性格和情商特征。柳宗元出生在中唐，由于安史之乱的动荡和蕃镇势力的坐大，使唐朝政府失去往日天朝的威仪，在很多时候政令甚至不出潼关。地方割据势力的野蛮作为给老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形象的给幼年时期的柳宗元以现实版的教育。他出身名门，柳宗元在回忆自己家世时，很豪的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也就是说，是当时的”三大望族“之一。到唐朝以后，柳家作为“政治大户”的特殊地位继续延续，到则天后周，凡是和李氏一脉关系密切的“政治大户”都惨遭打击。到李氏重新掌权的时候，柳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显赫。柳宗元是靠正常的科举管道步入政坛的，他肩负着重振家族威望的重任，但如果不破除蕃镇割据，那么家族威望也就得不到实现。因此，童年的经历和历史重任使他对于中唐政治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铲除蕃镇回复中央政权尊严成为他的主要政治取向。柳宗元进入官场后，一直在中央办公厅秘书科从事信息工作，后来调到政策研究室搞研究，他写出了一篇重要的政论文章《辩侵伐论》，引起中央高层领导高度重视，并2把他调到纪检委任专职常委，主要职责是对于各部门进行行政效率评估。时间不长，又调到礼部任员外郎，相当于教育部和内务部的副部长。可以说，从中央政府任职的近十年中，他是非常顺利的。这主要得益于他过硬的笔杆子功夫和深刻的洞察力。当时，王叔文已经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非常重要的职务，被称为“内相”。王叔文是顺宗的老师，因此权力更大，是名幅其实的二把手。他励精图志，重用了象柳宗元、刘禹锡等新人组成精干的改革班子，开始了一系内政体制方面的改革。主要措施是：限制宫市，打击宦官特权集团；减少锐银，增加农民收入；任用一批武将任卫戍部门要职，重建直管武装。应该说这些措施有利于强化中央政权的权威和控制力，因此遭到宦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宦官首领俱文珍利用顺宗中风不语的时机，另立李纯为帝，也就是唐宪宗。宪宗上台后，第一道命令就是把王叔文集团成员外放（实质上流放），柳宗元刚刚春风得意，就永远了遭遇到了政治寒流。柳宗元原来被贬为邵州刺史，也就是相当于邵州市的市长。但走到半路上，又改任永州司马，也就是永州市的副市长。从副部级干部一下子降到副市级干部，连降三级。柳宗元任职的那个地方，在当时来说属于蛮荒之地，自然条件恶劣，生活环境极差。柳宗元对此也在诗作中有所体现。他在《竹里馆》一诗中说，“江南冰不开，山泽气潜通。腊月闻山鸟，寒崖见蛰熊。柳林春半合，荻笋乱无丛。回首金陵岸，依依向北风。”从中可以看出，唐时的永州虽处南方，但依然很寒冷，而且地理险峻，少有人烟。司马虽然属于一个有职无权的闲职，但他的政敌却依然不放过他。到永州后，依然到处造谣，给他制造了许多现实难题。比如说不提供办公场所，不按时发给粮，不发官服等等。他虽然作为副市长，但实际生活待遇却连一般小吏也不如。他在给长安市副市长的一封信里说“食不知辛咸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连洗脸刷牙的水都无法正常提供，更不用说洗澡了，浑身长满虱子，满脸灰尘，十分狼狈。柳宗元这封《寄许京兆孟容书》有点象司马迁的《报报任安书》，借给朋友写信而全面记叙自己在永州的遭遇，可谓字字饮恨，句句含血，从中可体会出朋党之争的残烈。柳宗元在京城，至少不太寒冷和潮湿。永州潮湿和瘴气使柳宗元特别不适应。他患了多种慢性病和关节炎，当时他的薪水很少，还要供养老母和家人，因此无钱医治，以至于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程度，严重的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让柳宗元更觉不安的是，他60多岁的母亲因颠沛流离而溘然去世。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名门，幼年教柳宗元背诵古诗。后来跟随宗元到南荒，没有一点怨言。柳宗元深以为自责，但他只是在文学作品中流露出了这种“孤悲”的情绪，这也是常人能够理解的。但柳宗元并不因此而抱怨，他即不象杜甫那样以出走示清高，也不像李白那样以狂人姿态而伪视功名，而是积极争取机会，选择东山再起的机会。3柳宗元清楚的知道，自己被中央的宦官集团和地方的割据集团同时视为异己力量，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测的情况。因此，他把低调做为在永州处事的第一准则。他清醒的认识到“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谬”潜规则真理，把远大的政治理想装在心里，不露任何丝迹，不给政敌留下任何口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柳宗元在亲友的信中，有一部分是自我现状的悲情再现。比如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说“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在《与杨京兆憑书》中，他说“仆诚有罪，然岂不在一物之数耶？”在《先太夫人归祔志》中，他说“其孤有罪，衔哀待刑，不得归奉丧事以尽其志。”这些似乎有违于文人的气节。但从现实政治生态环境来说，却是极为高明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治迫害。纵情山水，从事文学创作是柳宗元在永州期间最主要的业余工作。据统计，《柳宗元全集》共收诗文577篇，其中310篇写于永州。可以说，正是贬居永州的十年，才奠定了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人在难时要低头，柳宗元在艰难中调整着自己的心态。他处理任何关系，都是忍字为先，从来不主动发表施政建议。他的这种处世的低调，使他争取到了一些有限的权力。刺史让他分管礼仪和教育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面的事儿，这也使得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延续微观政治理念。当时，永州的整个文化水平很低，柳宗元从教化和孝道开始抓起，强调立政的根本是“立仁义，裨教化。““以熟吾道，吾道之尽，而人化矣。”，不移余力进行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道州这个地方新农村建设和精神文明搞的不错，他到道州实地考察，对薛伯高推行改革措施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永州借鉴实施。他还通过接待信访和微服私访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在《捕蛇者说》里一文，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他到某个村调研，发现蒋氏非常悲伤，问明原因后，马上表示要给他调换捕蛇工作。柳宗元的处事低调是一种高政治情商的表现，如果他铁骨铮铮，就有可能再远贬，不要说恢复政治理想了，连命都保不住了。他不放过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永州还有一个常态的工作就是给不间断的给中央写调研报告和理论论文，间接的向中央汇报自己工作。虽然唐代中期政治较为黑暗，依然保持着宽容的环境。柳宗元开始就一些全局性的战略问题进行系统思考，这就是留传于后世的著名的理论论文《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和《封建论》等。这些理论论文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借古喻今。通过对以前历代政治观的全面分析，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二是运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天命论进行批判，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三是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发展的历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4柳宗元的以虚为实的写作手法，使他即能够成功躲避“诽政”的罪名，又能传递出自己独俱的政治智慧和敏锐深刻的洞察力。他在《封建论》就史论史，推导出郡县制的先进性与合理性。这里面蕴含了一个推理结构，郡县制是中央集权制最直接的代表模式，郡县制既然是合理的，高效的，那么中央集权制也是合理的，高效的。那么蕃镇割据就是非法的，不合时宜的。通过这种曲笔，来表达自己现实的政治理想正是柳宗元大智慧的一种表现。这种退而不息的抗争做法，后世文人一直屡试不爽。宋代中期，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斗法，司马光自知不是王安石对手，就宁事息人，退居洛阳编书，避免和维新派的直接对峙。司马光其实在洛阳并不消停，他一方面组织九老会，把那些退休的副总理级干部组织起来，以清谈的形式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另一方面向皇帝汇报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以此来影响皇帝和他身边的人。这种欲左先右以古讽今的手段很奏效，司马光最后得以光复旧政。柳宗元还把怀柔手段运用到了极处。他知道自己被贬原因是政治问题，不是单纯的违纪问题。因此朝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发布四道命令，声言八司马不再宽赦列。尽管回京师路途遥遥，但他依然不放弃各种努力。利用在京的故旧的关系，通过写信，上书，献文稿等多种公关，甚至向他昔日政敌李吉甫等人承认错误，希望能得到“弃瑕录用”的机会。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爬起，他这种超强的抗打击能力使他等到一个看似光明的机会。公元814年，他和刘禹锡等人奉诏回京，却在不经意间因为刘禹锡的愤青诗而再次远贬他乡。这次回京的直接动因是因为曾经支持韦宰相上任，不知因为念及旧情，还是因为想推行新政，中央把王叔文改革集团的成员诏回京。但至今从史籍上查不到缘何把他们调回京。在候命待用期间，发生了一件在政坛和诗坛上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刘禹锡素以旷达而称著，这次回京后，怀着兴奋的心情写了一首《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中云：紫阳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从表面看是写赏桃花的，但喻讽之意尽在其中。当朝新贵听说这首诗后，自然不爽，于是就耸恿皇帝也歪解这首诗，强调这几个人犯的是路线错误，是政治错误，不能再重要。唐宪宗于是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也就是说，不追究责任了，但以后也不重用了。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本来认为光明要到来的前朝重臣又一次被贬，而且贬的地方更远，更荒凉。对于柳宗元来说，对这次回京寄予了厚望，但却被意外的“桃色事件”所打湿。人生悲喜剧以此为转折，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柳宗元只有第二次背起行囊，匆匆的踏上第二次被贬之路。柳宗元的政治报国梦第二次无情的被打碎。他开始深刻的反思为什么自己的政治理想总是得不到实现的真实的政治原因。他力主恢复中央政权的强力主导，提倡实现彻底的郡县制，反对军阀割据；他坚持对神学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这本身就和最高当权者推信佛学崇拜相抵触。也就是说，柳宗元卓越的行政才能之所以未能施展开，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和当时5的主流政治相抵触，他一旦在中央政权得以发挥作用，那么就实实在在的限制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实际收益，因而他们对柳宗元的政治打击可以说是一种常态。柳宗元的微观行政才能越出色，宏观战略再远大，他也不会注定东山再起。当柳宗元带着深深的政治失意登上柳州的城台时，他不无忧虑的给他的同党写了一首《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在这首诗里，诗人不再有第一个谪贬期仍然依存的政治幻想，由“独孤”变成了“独悲”。在永州时期的山水小品略带有些清的味道，但到柳州，就成了苦，由“孤”到“悲”，由“清”到“苦”，柳宗元终于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