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斥形而上学”与历史学的科学化

龙源期刊网“拒斥形而上学”与历史学的科学化作者：晁天义来源：《求是学刊》2015年第06期摘要：16世纪以来科学史的发展进程表明，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在内的经验研究要走上科学之路，就必须在认识论方面做出改进。研究者需要通过拒斥形而上学的方式，完成实证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切割。作为一门以人类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历史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要完成认识论的这一飞跃难度更大，但总体而言仍然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系统总结科学发展史上的一般经验，在19世纪以来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拒斥和清理史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新世纪的历史学才能更加逼近科学。关键词：形而上学；历史认识论；历史科学作者简介：晁天义，男，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副编审，从事先秦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6-0150-1719世纪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认为，我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第一阶段是临时性的和预备的阶段，第二阶段只是解体性的变化阶段，只有第三阶段才是唯一完全“正常”的阶段，人类理性的定型体制的各个方面均寓于此阶段之中。孔德认为思维的进化与人类科学的进化呈正比关系，依照各领域进步次序不同，可罗列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等六门基本学科；六者之间的序列既是历史的和学理的，同时又是科学的和逻辑的。他说：“第一门必然作为独一无二的出发点，最后一门是整个实证哲学的唯一基本目标”，“为了对个人迅速传授或是为了对集体长时间传授，实证精神都必须从最初的数学状态逐步过渡到最终的社会学状态，先后通过中间四个阶梯：数学的，天文学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将来仍然必须如此”。[1]（P2、79、83）这是说只有首先完成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清理，科学才能获得扎实的思想基础，数学、天文学等六门科学之所以依次取得进步，与它们完成拒斥形而上学任务的先后顺序有关。联想到迄今为止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种种歧见，科学在自然及人类社会其他研究领域取得的上述成绩，无疑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想必不会有人否认，相对于社会学、文化学（更不用说自然科学）在科学认识论、方法论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共识而言，当下的历史学还处于一种难以令人满意的状态。有感于不少人以考证为史学研究之职志的做法，以及史学研究沦为自由谈的趋势，已故知名文化史学家常金仓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止一次发出向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学习的倡议，希望能够建立一种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人类历史的史学研究策略，进而揭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规律。1遗憾的是，多年过去了，除了在一些年轻学者当龙源期刊网中引起关注之外，常先生的良苦用心似乎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相反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来势汹汹的围攻下，不少学者认为就连历史学的客观性、学科合法性都需“再议”，更休提什么“宏大叙事”乃至“历史科学”、“历史规律”了。正因为如此，为考证而考证的史学研究所导致的“碎片化”，以及单纯强调所谓“历史构建”、“历史写作”的主张甚嚣尘上，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呼应。2为推进历史学的科学化，回击关于历史学的种种不实之词，近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了“为历史学辩护”或“捍卫历史”的工作，并取得显而易见的成绩。3面对敌人，以攻为守当然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不过在笔者看来，历史科学化的根本之道，恐怕还在于反思来路，端正历史学的学科观，强化方法论建设。首要的便是将形而上学这个史学科学化道路上的障碍认识清楚并加以拒斥。所以先从什么是形而上学说起。形而上学是哲学史上通用的概念，然而在不同场合、不同哲学家眼中，它的内涵往往可以做不尽一致的理解。[2]（P117-122）有学者概括出它的两种基本含义：一是在近似于“哲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指一种追求和论证超验的“存在”即超越经验的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的理论。二是在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指一种以否认矛盾的观点看待世界的哲学理论，一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思维方式。[3]（P75-76）本文所谓“形而上学”，属于上述第一层含义：指那种追求和论证超验的“存在”，即超越经验的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的理论；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作“哲学”。从前人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得出它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形而上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事物的“本源”、“本体”、“终极原因”等，而不是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定义为“第一哲学”，就是因为它与具体科学不同，而是将整个存在，或存在之为存在作为其对象。[2]（P118）按照孔德的话来说：“事实上形而上学也像神学那样，主要试图解释存在物的深刻本质和万事万物的起源和使命，并解释所有现象的基本产生方式。”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则不是这样，它将研究目标瞄准了规律，或者事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我们智慧成熟标志的根本革命，主要是在于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不管是微末的或重大的效应，不管是撞击或是重力，也无论是思想或道德，我们实际上只能了解它们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而永远不会了解它们产生的奥秘。”[1]（P7-8、11）第二，形而上学强调乃至过分倚重思辨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意义，甚至排斥经验分析的价值。康德就曾提醒人们，要注意所有的形而上学都具有超出经验之外的特征。[2]（P119）孔德也说：“由于存在着热衷于推论而不是热衷于观察的顽固倾向，思辨的成分一开始就被过分夸大；形而上学精神，在所有方面，通常便都以这种倾向为其特征，即便在最杰出的人物当中也是如此。”那么单纯依靠思辨（而不是经验），究竟能否获得科学的认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有学者形象地说：在一个盲人的种族那里不可能有任何天文学，不管设想该种族如何聪慧。[1]（P7-8、12）科学史家卡尔·皮尔逊也曾说：形而上学是建在空气或流沙上的——它们或者从根本没有事实的地基上开始，或者在事实的准确分类中未找到基础之前就耸起上层建筑。[4]（P18-19）龙源期刊网第三，形而上学总是试图谋求对所有学科或科学的指导性地位。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尽管形而上学也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但它却始终试图取得对其他学科的控制，而且的确在很长时间中取得了成功。正如狄尔泰所言：“在我们知识发展的目标系统中，其他精神生命的现象早于它而存在，形而上学伴随着其他现象而产生，并取得了对于它们的控制。……这些其他现象包括宗教、神话、神学、具体自然和社会历史现实的科学及最后的自我反省及起源于此的认识论。”在他看来，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形而上学的这种“皇后”式的控制至少延续至15世纪：“两千多年以来，人文科学一直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直到15世纪……形而上学像皇后一样统治了具体科学。如果形而上学根本上被承认了，那么它就会要求所有的个别科学都隶属于它。”[2]（P121、114）受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影响，形而上学在西方学术的发展中尽管未必有上帝的名号，但却往往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因此，有人将之比作“受瓦解性简化冲击而变得软弱无力的一种神学”，或人类个体、集体从童年至成年的精神演变过程中自然固有的“一种慢性病”。[1]（P7-9）同孔德一样，狄尔泰也倾向于将形而上学视为欧洲民族知识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并主张在科学研究中将该因素坚决清除出去。他说：“只有将形而上学作为区分哲学和经验的人文科学的基础，追踪这种区别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上的后果的人，才会在理性和经验科学的区别中认识到形而上学的遗壳，并坚决地将它清除出去，以便为彻底理解人文科学的相互关联性创造空间。”1第四，形而上学或多或少与人类中心论或自由意志说有关。从主观意志出发或受自身情感、既定认识模式的影响去揣度经验世界，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种古老传统。这种传统对于人们构建世界的秩序性、合理性，无疑具有其历史意义，但却不符合近代以来科学认识的基本准则。英国哲学家培根较早对形而上学中蕴含的人类中心论进行了分类和批评，他将“围困人们心灵”的因素分为“族类的假象”、“洞穴的假象”、“市场的假象”及“剧场的假象”。在培根看来，这些假象或表现为幻想、先入为主、意志和情绪，或表现为“极端地崇古”、“如饥如渴地爱新”，或表现为名实混乱，或表现为思想教条的构建，要之均源于人类（包括群体和个体）的本性。[5]（P18-34）与四类假象紧密相关的是三类形而上学，即诡辩的哲学、经验的哲学以及迷信的哲学。无独有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在分析不同学科进步程度差异原因时也发现，在那些与人类自身情感、利益关系较为疏远的领域（如自然界），人们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控制的难度较低；相反在那些与人类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如人类社会及相关领域），人们往往很难摆脱形而上学的控制。其中原因何在？怀特认为，秘密就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分布的程度不同。他说：在回顾科学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科学的先行者和竞争者：拟人化的哲学，人类中心说和自由意志。……与科学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对象正是这类哲学，我们不得不继续反对的正是这一古老而原始的哲学，直到把它的盘根错节彻底地清除干净。[6]（P2）在科学发展道路上，人类中心说、自由意志学说与形而上学如影随形，几乎成为一组伴生物：“多少世纪以来，这种哲学就一直抚慰着人们的内心，并仍然鼓舞并滋润着社会科学者以龙源期刊网及一般人的心灵。这便是古老而仍备受敬重的人类中心论和自由意志哲学。”[6]（P391）职是之故，科学的进步首先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将过时的形而上学思维驱逐出境。2孔德关于人类思维进步三阶段的划分，以及关于人类科学进步次序的排列，带有浓厚的古典进化论色彩，因而不可能完全准确契合某一种国家或文明的发展实际。但从长时段角度看，孔德的理论却并非面壁虚构。相反，这一理论可以说既是论者通过观察人类知识发展形态及进程得出的一般认识，也是对人类经验研究发展趋势的整体预言。按照孔德的说法，人类社会初期人们的思维主要由神学思潮左右，当神学的魅影退居幕后之后，占据人类思维重心的是形而上学思维；形而上学也像神学那样试图解释存在物的本质、万事万物的起源和使命，以及所有现象的基本产生方式。孔德说：归根结底，形而上学实际上不过是受瓦解性简化冲击而变得软弱无力的一种神学，这自然而然使之失去阻碍实证观念专门发展的直接权威，而同时又令其保留着用以维持一定程度必须运用归纳的智力的临时能力，直至归纳的智力最后能获得进一步的充实为止。……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状态视作是一种慢性病，那是我们个人或集体从童年至成年的精神演变过程中自然固有的。[1]（P7、9）形而上学虽然脱去了神学的外衣，但仍以模式化的形式桎梏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习惯于从人的观念（而不是从经验）出发去认识事物。更严重的是，它通常以本体的面貌影响人们的判断，让人们难以将自己的情感（自我）与要考察的对象（非我）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在近代以前，形而上学和科学通常是彼此不分的，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的门类。但是，从16世纪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试图把来自观察或经验事实的理论同离这些材料较远的进一步理论分别开来；前者被归属于科学的范畴（即通常所称的自然哲学），后者则被归属于思辨哲学的范畴（神学、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这样，经验上可证实的自然知识，便同因无法证实或不能充分证实而令人可疑的思辨得以区分。科学史家亚·沃尔夫说：“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使科学和哲学摆脱神学以及随后又使科学同哲学分离……他们都本能地试图保持它们的科学工作脱离他们的神学和哲学，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功。”[7]（P760-761）换句话说，科学同哲学分离了。在所有将形而上学拒斥于科学的经验之外的案例当中，弗兰西斯·培根的贡献不容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