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考

1陈东升：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考发布时间:2011-05-2801:22我有一个并未成型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考。这个话题源于亚布力，因为我们曾在亚布力讨论过中国和平崛起的话题，后来我慢慢思考而形成了一些观点。我并不是学历史的，只是因为业余爱好喜欢思考一些问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写过一本《追寻现代中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也有相关研究。今天，学术界焦点就是关于是否有“中国模式”。鸦片战争是中国落后的结果，也是觉醒的开始中国模式是中国思想界最大的争议，存在很多争论和不同看法，应算做最高的学术命题。我的理念之一是：中国鸦片战争是落后的结果，也是中国觉醒觉悟的开始，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回溯历史，我正在读许倬云的书，他的书值得推荐。中国历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历经多次分分合合，而真正在中国最具影响的就是秦汉和隋唐时期。中国那时是世界的中心，国家实力非常雄厚，跟西方也有交往，基本上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经常讲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盛世：秦汉时的文景之治、隋唐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其实，康乾盛世只算半个盛世，为什么？明朝的早期，郑和下西洋，之后不到80年的时间，哥伦布开始航海。西方从那时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就是从航海、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再到我们经常讲的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社会。1840年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形成了。但是中国乾隆皇帝退位的时间是1795年，不到50年的时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乾隆盛世只是在西方还没有到中国来的时候出现的盛世，那时的中国还是在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盛世。实际上是康乾盛世相对于世界来说是衰败的，因此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已经落后的结果，而根本不是落后的开始。而且，鸦片战争真正使得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开始跟世界融合、跟世界打交道的过程。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和命题。转型和儒学贯穿中国社会发展从1840年到今天，一直有两条主线贯穿中国社会，来引领社会的发展；一条主线是社会转型，一条主线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第一条主线是社会转型，其核心体现就是我们讲的革命、革新、改良，或者说改革。当时最血腥，或者最彻底就是“革命”这两个字；最温和的就是“改良”这个词；而今天我们用“改革”。社会在急剧的转型过程中可能摆到左边，可能摆到右边；可能是用革命的方式，可能2是用改良的方式，也可能是用革新的方式。从1840年至今17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因此社会转型是贯穿并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之一。第二条主线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大家知道，儒家学说是从汉代董仲舒开始成为官方哲学，最后形成的一直贯穿我们的主体思想体系。中间还有朱熹、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但总体还是以儒学为核心思想体系。但是当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来到中国时，就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所以中学和西学这种思想力量的交织到今天还在继续。湖北张之洞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了传统。今天新儒学的崛起仍处于中国思想体系和西方体系碰撞的过程中，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因此，我认为中国现代化最核心影响的两个力量一个是思想体系，一个是社会变革。这是我的第二个思考和观点。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思想制度层面第三个观点，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回头看，人类在进行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有一个逻辑在那里，它是循序渐进的。1840年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大门，我们就认为需要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所以就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技术、经济层面的改革。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人们产生了更多的反省。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花了30年时间解决了日本的基本崛起，当然崛起的核心是由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而发了大财，日本才彻底崛起。日本崛起用了很短时间，明治维新是在学习西方。甲午战争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认识到，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制度的问题。理想派有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变法，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还是保持传统，但这样的斗争根本没有推翻满清的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又爆发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就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从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军事层面，什么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其实根本要在思想制度层面解决。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意义是我党在革命后的一种总结，五四运动的本质就是“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追寻了170年历史中的最具分水岭意义的一个事件。它彻底地否定传统，全盘西化，开启了又一个现代的中国。今天中国的逻辑就是从“五四运动”演绎而来的。其实西方列强并不支持孙中山革命，只有苏俄支持，黄埔军校也是由苏联人出资建的。国民党、共产党这两个党都是鲍罗廷作为顾问。两党实际上是相辅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外来党，也就是由国际共产推动和主导而成立的，同时也是个抬轿子的党——抬国民党的轿子。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民党三大口号就是联俄、联共、辅助工农。这两党都是按照列宁的国家理论、政党理论建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党国制，党是至高无上的，党领国、领军、领政、领民，所以中国就走向了一条党国道路。中国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从五四运动、私权的党国，到后来建公权的党国，邓小平又把公权的党国变成混合所有的党国体制。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三大模式。这就是根据我的理解而进行的历史梳理。3两个版本的现代化中国历史从1949年到今天的核心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中国经历了两个版本的现代化。当然我的看法不见得是成熟学说。1949年后，我们基本上是全盘的苏联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150多个项目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另一个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国，研制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在文革中期还有一个三线工厂，三线工厂很有意思，是我们把苏联援助的这些项目消化吸收后，进行再复制。建国后的前30年我们就把意识形态抽象掉，这种苏联版本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主，然后用工农业剪刀差来完成重工业和工业的资本积累。比如当初需要用布票、粮票，还要勒紧裤袋，这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很多人问，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不开放？那时候开放可行吗？当时的世界，已经形成两大对立阵营。中国去参加联合国会的时候，国库里拿不出一张美元，因为西方对我们都是封锁的。不要忘记历史，当年中国就是从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中走来的。当时，苏联版本的现代化已经走不过去了，其实，苏东也在探索改革，中国也面临新的选择，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中国人革命的目的是要国家富强，穷社会主义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是最大的核心凝聚力量。现在回过头看，邓小平改革的时候，比今天要再一次改革简单得多。因为那时没有利益体，没有任何利益集团。毛泽东时代的整个中国社会很简单，共产党的干部25级制，一级工资400块钱，25级的工资大概是25、30块，工人有8级工资制，所有的财产都是国家或集体的，没有任何一分钱的私权，那个时代是一张白纸。第一个版本的现代化是走苏联路线的现代化，学习苏联。经济学中讲发展，基本的就是生产的三要素。首先，人力资本从何而来？伴随每次现代化的大运动都伴随着一个智力吸收的过程，就是留学生运动。毛泽东时代，大家都到苏联东俄社会主义国家留学，把自己的孩子也都送到苏联留学，解放后这些人全部回国来建设，我们的人力资本也是这样的形成过程。第二，资本如何来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只能用工农业剪刀差，通过剥削农民来完成工业化建设。第三，我们的技术从156个项目中获得，用的都是苏联、东欧的技术，156个项目相当于现在成套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从毛泽东时代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的现代化，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1970年代，那时是中国最诡秘、最具变化、最具波澜壮阔的年代。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意味着文革的破产。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再一次跟西方结盟。其实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做了两件事，一个是中国建国跟苏联签订友好条约，用中苏结盟来对付西方自由世界。后来中苏关系交恶，1972年尼克松访华就是中美握手，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过去是中苏联盟对付美国，后来我们反过来跟美国结盟对付苏联。因此，我认为今天整个世界的版图，是从41972年尼克松踏上中国的那一刹那开始，整个世界的逻辑就开始演绎了，就是中美联手对抗苏联——苏联的倒台——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1972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5年邓小平再次下台。1976年又是很关键的年份，毛泽东的去世意味着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打倒四人帮是最重要的任务，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的那个时期。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这近20年实际上是开始演绎苏联模式向西方模式转变的又一个转型，其实这些年是一个过渡转型的时期。因此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年份包括：1972年、1976年、1978年、1989年。虽然我们改革开放30年有点像从1840年到辛亥革命，也开始走技术和引进外资的路线，也开始在制度上学习。今天，中国又站在了另一个改革的关键路口。“两个改革、三个遗产”促成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关于改革开放这30年，我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改革开放30年最核心的是两个伟大改革：一是价格改革，宏观经济里的价格改革建立了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第二个是微观的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成长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企业家阶层。关于现代企业制度我有一个观点，即企业家的三个划分。在1992年之前并没有现代企业的法律制度，所以那时候的企业家基本上是戴“红帽子”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到1992年后因为有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条例，中国的企业开始进入一个制度化的阶段，再到海归派引进西方现代企业形态、填补先进行业在中国的空白，完成了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了这两个伟大制度的改革，奠定了我所讲的当今第二个版本的现代化。实际上我们是以美国为师，走的是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道路。中国过去是计划经济，今天是市场经济，过去是公有制，今天对应的是混合所有，甚至是私有或民营经济占到很大比例的体系，这样就产权明晰了。因此，价格改革、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这30年的两个最大改革。今天人们都在讨论是否有中国模式。不管是叫中国模式，还是中国经验，我认为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功，这两项改革是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没有建立市场经济体系，那么今天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无从谈起。但是仅仅有市场经济，而没有私营经济、没有产权和所有制的改革，就不会有今天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也没有今天整个经济的蓬勃生长。在上述两个改革的前提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体制留下了三个重大遗产：第一，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在某个乱世后，乱世的终结者基本上会是一个强人时代。这种历史人物都备受争议，但他们一定都会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比如，秦汉、隋唐，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很幸运的，中国历史上，元、清的版图最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清朝的版图。从秦汉、隋唐到今天，是以汉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体系的大版图。把历史拉长来看，通过1840年，历经百余年的纷争、混乱，中国今天仍然幅员辽阔。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制度，但一个强大的力量终结了纷争混乱的历史，毛泽东就是这一乱世的终结者，同时他又建立了历史上又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当邓小平把国家机器接到5手上时，当他说让每一个螺丝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这就今天讲的举国体制。我们很多人都没意识到，今天这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其实是为中国转化成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而发挥了巨大的力量。如果要讲中国今天成功的原因，就是一句话——政府主导经济，或者叫企业家精神社会化。因为省委书记就相当于董事长，省长就相当于这个省的总经理，其实是一种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化，大家都在搞经济建设。这是第一个伟大的遗产。当然今天我们所批判的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是由于政府主导经济而带来的。第二个伟大的遗产就是土地，今天我们还是在吃老祖宗的饭。1949年，所有财产归共，包括跨国资本，比如我们讲的黄浦江、外滩一条街全是国有资产。今天实际上还是政府的，属于国有资产，连土地都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征用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