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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译介学、翻译文学及其它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彭石玉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博士教授论坛比较文学的概念简单的说，比较文学指的是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诚的尊重和宽容。———Wikipedia（维基百科全书）关于译介学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指对文学交流中翻译的研究（translationstudies)，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来队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翻译是促成不同民族文学间发生影响的媒介方式之一，属于文字媒介。译者也与“个人媒介者”往往重合。———Wikipedia（维基百科全书）关于翻译的两个比喻媒婆：两边（作者与译者）讨好，结果两边不讨好！不忠的美人：源自法文belleinfidele，指美丽的妻子不忠实，忠实的妻子不美丽，意译为“不忠的美人”。一、译介学关注中西历史上的翻译问题和别的分支学科方法相比，译介学的临界性质特别突出。它着重于对翻译的媒介作用的研究，也兼及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比较研究，而翻译理论和翻译史又和翻译实践密不可分。影响研究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翻译。原文的风格、语言、文类通过改写融入译者国家的文学传统之中，对译入语国家的文学产生和发挥影响。文学影响关系的开端与传递都是在翻译中得以实现的。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其孜孜以求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文学关系。要真正做到各国文学之间的沟通，首先必须跨越相互之间的语言障碍，其中翻译毫无疑问起着首屈一指的作用，翻译也因此成为比较文学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梅雷加利意大利比较文学家梅雷加利指出：“翻译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有特征的媒介，我们仅仅对它的一个侧面说几句话。翻译不仅是不同语种文学交流中头等重要的现象，并且也是一般人类生活和历史中头等重要的现象。虽然翻译的最终结果大概是属于语言，而后又属于终点文学范畴的，所以翻译行为的本质是语际性。它是自然语言所形成的各个人类岛屿之间的桥梁，是自然语言非特殊的研究对象，并且还应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庞德历史事实证明，不论西方或东方，文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时代，往往与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庞德说：“文学史上每一个所谓的伟大时代，均为翻译的时代”，话虽有些激进，但不无道理。再者，“翻译不可能”的论调，也是对作品独立性——离开作者之手所具有的自身生命力——的否定。翻译研究的两种语境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不同。传统的翻译研究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归为一种语言研究，而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它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置于民族、文化或社会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而显得较为超脱。二、翻译引起比较文学界重视——比较文学界对翻译采取了一种极为宽泛的理解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里说道，在大多数的场合中，翻译便是传播的必要的工具，而'译本'之研究更是比较文学的大部分工作的不可少的大前提。“基亚则把翻译研究视为比较文学的具体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并说文学作品的“翻译理论问题”是“当前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迪马的评价迪马在《比较文学引论》中也说：即使翻译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足，但是今后它无疑仍是传播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手段。包含着译者对原作的评价、对作者的介绍的译序或前言，连同译作一起都是促进文学联系的一个因素，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材料来源。布吕奈尔等布吕奈尔等人合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的观点：对一种翻译的研究，尤其属于接受文学的历史，和其它艺术一样，文学首先翻译现实、生活、自然，然后是公众对它无休止地翻译。所以，在无数的变动作品和读者间的距离的方式中，比较文学更喜欢对翻译这一种方式进行研究，比较学者的任务在于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表面上使读者的数量增加，而且还是发明创造的学校。接受过程中所有的能动表现、阅读阐释和创造都被视为翻译；而作品的创作过程则被理解为作家对现实、生活、自然的翻译，读者对于它的不同理解、接受和阐释也是一种翻译。斯坦纳英国学者斯坦纳（GeorgeSteiner）在《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一书中也从广义上来理解翻译：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三、比较文学的译介学与传统意义的翻译研究的区别传统意义的翻译研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语言研究，但是比较文学的译介学更多属于文学研究。它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只是把翻译过程涉及的语言现象、产生的文本形态、导致的变异与转换，作为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因而它是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理解翻译。不妨举出一个最有特征的差别：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要求把误译降到最低度，比较文学的译介学认为误译必不可免。译介学的研究重点而且，译介学的研究重点放在译者、译品和翻译行为对两个或几个不同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发生作用上。研究者把翻译当作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都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文学交流及影响、接受和传播等问题的思考。3.1译介学将翻译看成是创造性的叛逆翻译不单单沟通了世界各族人民，为文学的传播提供了媒介，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学的再创造。这种创造性的叛逆一方面表现在，作品从一种语言组织进入另一种语言组织，会产生不同于原作的一些因素，而原作中的某些因素经过翻译会在另一种语言中逸失。另一方面，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理解、风格等一些个人的色彩，会不可避免地杂糅进去，表现出创造性的新因素。钱钟书先生的描写对此，钱钟书先生有一段极为形象传神的描写：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象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攻玉的义务或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莎士比亚的德译本莎士比亚的德译本就是一个例子。译者威·施莱格尔的原则是忠实地保存莎士比亚的形式，恰如其分地利用雅训和俚俗的德语来表达原作中的诗意和明白晓畅的成分。然而事实上，他把原文中的已经废弃不用、语义奇诡和模糊的词都替换为浅近的德语，使得德国的读者比英国人更为透彻地理解莎士比亚。林纾也是如此。他不懂外文，却和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他的译作讹脱错漏很多，而且时常信笔增删，随意改动。正是有了这样的再创造，林纾的翻译小说对中外文学交流做出了特殊的影响。中国很多读者，包括后来的一些作家，都是通过他的译作才开始接触并喜欢上外国文学作品，加深了对外国文化的了解的。3.1.1有意识的创造方式：归化和异化的特征；节译或编译的方式。有意识的创造翻译发生在一些自觉的译者身上，他们不仅有自己的翻译原则，还有着独特的追求目标，或者为着同接受国的习惯、风俗保持一致，或者为着适应接受国读者的口味，也有的为了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等因素考虑。归化和异化的特征有意识的创造翻译，又往往带着“归化”和“异化”两种相反的特征。“归化”是指当译者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语展示原作的内容时，会程度不等地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就像严复的《天演论》一样。它被称为译界精品，但整部译作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古朴典雅、气势恢宏的桐城派古文特点。异化则是指译语文化屈从原著文化。美国诗人庞德把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译成Desolatecastle，thesky，thewidedesert，有意不理会英语的语法规则，就是一例。鲁迅主张的硬译也表现出异化的特征。节译或编译的方式译者采用节译或编译的方式时，首先会理清原著的情节线索，删除那些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语句、段落甚至篇章，最后将原著以简洁、明快的节译本或编译本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节译和编译情况略有差别：节译本必须严格按照原本直接翻译；编译本相对宽松一些，它有根据原文直接翻译的，也有根据原文编写、改写的，有时还会出现译者由于某种目的而添写的内容。伍光建的翻译中国早期翻译家伍光建在翻译法国大仲马的《侠隐记》时，采用的就是节译本的形式。他把原著中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进行压缩和节略，一些与结构和人物个性没有多大关系的语句、段落、议论、典故等都遭到了删剪的命运。而林纾的翻译则属于编译本。在大多数情况下，节译和编译总是混杂在一起的，很难将两者截然分割开来。翻译批评的角度将译本与原著加以对照，去考察其有无增删、更改或杜撰?两种文本之间有何变异?其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错讹?是何原因，又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等等。在研究中，不妨先从译本是否完整着手。因为有些译本不是删就是添。以《西游记》的英译本为例欧美各国百科全书中收录的《西游记》这一词条，均以亚瑟·威利的译本为引述的依据。只是威利的译本虽然流畅晓达，可惜只译出原著的第1～15回、第18～19回、第37～39回、第44～49回以及第98～100回，总共不过30回，而书中的诗词则一概删除。《西游记》的英译本不下十种，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全译本却只有余国藩据1954年作家出版社本所译成的《西游记》一本而已。林纾的翻译反之，也还有在译本中增添自己的意思的。在林纾的翻译中，错译漏译现象十分突出，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有时也增补原作。这类增补，在比较用心的前期林译里，尤其是在狄更斯和欧文作品的译本里，出现得很多。在译文中他或是加一个比喻，使描叙愈有风趣，或是引申几句议论，使意义更显豁。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ofT．H．Huxley一书存在的增译以及减译现象针对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ofT．H．Huxley一书存在的增译以及减译现象,钱钟书先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而是从严复的增译、减译中窥视他的摄取心态等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他看出书名《天演论》是一个经过删减的产物，是从原书名《进化与伦理》中删去后者而来的。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者，他更关注的是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删，他写道：“进化论在当时的西方是已经公认的，问题在于有些人(如斯宾塞等)要将进化论普遍化，解释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有些人(如赫胥黎等)认为它不能简单地用之于人类社会，人类不同于自然界，在宇宙过程中还有个伦理过程，所以赫胥黎要将进化和伦理结合起来探讨人类社会问题。”严复与进化论“严复则没有这样的目的，他关心的是眼前已在进化过程中落伍的中国现实，而且他从来接受的是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即用进化论可以翻译一切，包括伦理问题。他认为‘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始之即如是也’。也就是说，伦理也是进化的产物，自然不能与进化问题并列。所以他删去伦理，而突出‘天演’，扩大‘天演’的解释能力。这反映了他的普遍进化观。”译者对原作的一种“选择性共鸣”这种“共鸣”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些作家的思想乃至所受影响的种种可能。通过研究鲁迅所译果戈理、冰心所译泰戈尔、庞德所译中国古代诗歌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翻译能为本国文学带来新的思想、新的内容、新的文体、新的语汇等等。仍以佛经翻译为例，胡适先生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学很少是富有想象力的，印度人的幻想文学的输入具有极大的解放力。周一良周一良先生谈到佛经翻译时指出：“佛经翻译首先是作为一种纯文学而介入中国的，如《妙法莲华经》里火的一段，便是极优美的文学作品，其文学意味而颇足。”佛经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语言朴实、平易，促进了对当时骈丽文体的改革。佛经翻译还开通俗文学之先，翻译佛典等同于寓言，中国许多故事神话就深受这方面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