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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宋金元时代的文学思想目录第一节概述第二节苏轼的创作理论第三节黄庭坚的诗学理论第四节理学家的文学观第五节严羽的《沧浪诗话》第六节王若虚与元好问《宋史·艺文志》：“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陈寅恪：“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第一节概述我国封建社会经盛唐的繁荣和中唐至五代的衰落，到宋金元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唐宋时期是封建社会由盛至衰并逐渐走向没落的时代。一、文人士大夫与君主集团的二元政治结构宋代是我国思想文化深入发展，文学艺术进一步走向成熟和繁荣的社会历史文官政治：偃武修文、“文德致治”的方针。宋代统治者“与士大夫治天下。二元政治格局的意义：广开言路的宽松政治环境，以儒术经义取士的科举制度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兴盛和学术繁，为文人士大夫运用话语权力发挥社会作用提供了广阔天地，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意识产生重要影响。一、文人士大夫与君主集团的二元政治结构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状况：强烈的入世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扬的道德人格意识张载：论学则必期于圣人，语治则必期于三代冷静的理性主义精神哲学上的“穷理尽性”文学与诗学上的尚“理”、倡“意”、重“法”二、理学的产生与宋人文学精神的变革宋代理学：以阐发义理为主的思辨方式。理学家吸收佛、道思想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改变了汉代以来以训诂考证为主的传统注经模式，而代之以阐发义理为主的思辨方式，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认定和对义理的阐发，来重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二、理学的产生与宋人文学精神的变革这种“新儒学”的基本精神包含三点：其一，以“理”为核心范畴的哲学本体论。以“理”或“天理”为本体重新论证儒家道德哲学的合理性，从而建立起一套精致完备的哲学体系。其二，追求体道、乐道的人生境界。注重内省的心性修养，追求“孔颜乐处”，成圣成贤。其三，崇尚“三代之治”的社会政治理想。二、理学的产生与宋人文学精神的变革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政治变革和儒学复兴运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宋学精神，影响宋人文学精神。宋人的文学精神的表现：1.以道义自任的文学人格，文道并举2.追求超然自得的精神。3.尚意重理的精神。三、禅、道思想的发展与诗学中的审美主义禅宗虽然兴盛于唐代，但至宋代禅宗有了巨大变化：在传道方式上向文字禅过渡。在传道对象上向士大夫倾斜。道教中兴：为了对禅宗心性学说进行哲学回应。三教合流：在建构心性学说这一共同的轴心上。三、禅、道思想的发展与诗学中的审美主义儒、道、佛三教合流下的宋代诗学，最大的特点是审美主义倾向的凸显：一、对艺术至境的普遍追求成为主流诗学。欧阳修：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苏轼：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黄庭坚：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二、深受禅宗思想的触发和影响。苏轼、严羽。四、异族统治下（金元）的诗学寻根与建设金朝和元朝分别是女真族和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治政权。金元统治者靠武力征服了汉民族，但作为文化层次较低的民族却必须结束文化层次较高的宋代文化遗产。金代文人不满足于宋代诗文的成就，寻根至盛唐，乃至溯源三代，提出了师古的诗学主张。其主要文学思想倾向是：其一，强调博采众长，卓然自成一家。其二，提倡雅正真诚，以重建儒家诗学传统。四、异族统治下（金元）的诗学寻根与建设元代文学主要继承南宋的文学传统，同时也深受金代文学的影响。强调文学的实用价值，要求自立独创。寻求儒家传统诗学与审美主义的结合。第二节苏轼的创作理论《宋史·苏轼传》：“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苏轼（1037—1101）一、文学创作的发生论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而况《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第、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诗论》）一、文学创作的发生论苏轼的文学创作论包含着及其丰富的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文学创作目的和作用的分析论述。文学创作目的和作用：“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创作主体关注生活、关注现实、关注人生，不但是文学创作的基础，而且也是作家情感的需求。表现独立人格、抒发自由情感的基础：对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自我人格的修养与完善。《南行前集叙》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一、文学创作的发生论文“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作者在客观外物的感发下，产生了强烈创作冲动创作冲动是作者心中积蓄的强烈情感撞击的结果“言必中当世之过”诗歌必然包括揭露和批判社会弊端的内容。二、艺术思维与艺术表现论（一）艺术思维的“空静”观（二）“诗中有画”——诗的形象思维（三）创作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四）“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五）法度中的自由大江东去图（一）艺术思维的“空静”观夫操舟者常患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身寄于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朝辞赴定州论事状》）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送参廖师》）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宝绘堂记》）（一）艺术思维的“空静”观苏轼把“空静”观作为作家认识世界，观察客观事物及把握其规律的方法，并将其发挥到艺术构思层面上。“空静”观强调艺术思维和艺术审美过程中静观和摒弃杂念的重要性。“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超功利的审美境界。道家的“虚静”思想。禅宗的“空寂”观念。募集（二）“诗中有画”——诗的形象思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王维《江千雪霁图卷》（二）“诗中有画”——诗的形象思维龙眠居士本诗人，能使龙池飞霹雳。君虽不作丹青手，诗眼亦自工识拔。龙眠胸中有千驷，不独画肉兼画骨。但当与作少陵诗，或自与君拈秃笔。东南山水相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次韵吴传正枯木歌》）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二）“诗中有画”——诗的形象思维苏轼的艺术想像论：艺术想像是不受常情和常理限制的，是一个万象叠生、神思驰骋、充满奇思妙想的过程。创作之前，必须对所描写的对象有一个“成竹在胸”的完整构思，不能仅凭某个个别事物的点滴印象。（三）创作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传神事物包括外在的“形”和内在的“神”抓住所描写对象的本质特点，表现其超凡的精神品格，寄寓创作者独特的思想情感，达到传神。（四）“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书黄子思诗集后》）（四）“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通过形象来传达出含蓄蕴藉的诗意，使诗歌具有耐人寻味的言外之意。司空图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看成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苏轼充分体会到了司空图“美在咸酸之外”之说所包含的艺术见解，对其“味外”说表示深切赞赏和认同。（五）法度中的自由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推官书》）（五）法度中的自由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自评文》）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行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书吴道子画后》）（五）法度中的自由自由作家的精神自由，要求摆脱各种束缚。创作形式上的解放，带有某种人文解放的倾向。法度不主张毫无章法和规范的自由书写，艺术的创造应以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和遵循客观法则为基础。三、艺术风格论（一）多种风格并举（二）豪放与平淡质朴的主调夫子吟啸图（一）多种风格并举苏轼在诗歌创作上多种艺术风格：既有李白的豪逸浪漫，也有杜甫的质朴写实；既有韩愈的议论才学，也有陶渊明的淡远高韵。在理论上主张多样化：不强行使人同己。苏轼尊重个性、追求自由的人格理想。（二）豪放与平淡质朴的主调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王维吴道子画》）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评《韩柳诗》）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年自号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是苏门四学士之首，长于诗、书，和苏轼并称“苏黄”。著有《山谷集》。第三节黄庭坚的诗学理论“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刘克庄《后村诗话》黄庭坚（1045—1105）一、诗人之道与诗歌的品质山谷尝谓余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宋潘《潘子真诗话》）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次韵杨明叔序》）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苶，其病至今犹在……（《与王观复书》）一、诗人之道与诗歌的品质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