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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集体退市”的基本情况(一)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不约而同选择了“私有化”发展战略从2007年开始，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相继亮相美国纽交所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纷纷得到1亿美元左右的融资额，在经历一段高速发展和扩展期后，企业逐渐迎来增长瓶颈。特别是2011年8月东南融通因涉嫌财务问题退市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一方面深受负面影响，股价一路走跌，企业再融资功能基本丧失;另一方面，受业务规模发展受限、利润下降、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企业在公开市场的市值也随之下降。因此，部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开始主动寻求退市，2012年底开始，宇信易诚、柯莱特、文思海辉、软通动力相继启动了私有化步伐，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私有化退市浪潮。东南融通(NYSE:LFT)：2007年10月24日，东南融通正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代码为“LFT”，成为第一家登陆纽交所的中国软件企业。IPO发行价为ADS(美国存托股)17.5美元(1ADS=1普通股)，融资1.826亿美元。2011年5月17日，东南融通被交易所停牌。2011年8月17日，东南融通在停牌整三个月后正式退入粉单市场交易，交易代码“LGFTY.PK”。宇信易诚(Nasdaq:YTEC)：2006年11月24日，宇信易诚的普通股和认股权证开始在OTCBB交易，代码分别为“YCHTF.OB”和“YCHWF.OB”。2007年3月14日，北京宇信易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转往纳斯达克上市，YTEC发行价为每股7.8美元。2012年5月21日，宇信易诚宣布买方集团提出的一份非约束性初步建议。2012年12月27日，宇信易诚特别股东大会(EGM)通过了该协议，董事会主席及CEO洪卫东以每股3.9美元收购所有非其控制的流通股。柯莱特(NYSE:CIS)：2010年7月21日，柯莱特登陆纽交所，发行价每ADS为11美元，1ADS=4普通股，融资金额1.47亿美元。2013年3月12日，柯莱特宣布无附带条件的私有化初步提议。文思海辉(NASDAQ:PACT)：2007年12月12日，2010年6月30日，文思和海辉分别在美国上市，这两家企业在2012年对等合并，新公司名称为“文思海辉”，并于当年11月19日开始以新代码“PACT”在纳斯达克交易。文思海辉于2013年5月21日宣布私有化财团发出收购要约。软通动力(NYSE:ISS)：2010年12月14日，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在纽交所上市。每ADS发行价13美元，1ADS=10普通股，共发行1083万份ADS，融资1.4亿美元。2013年6月6日，软通动力宣布私有化买方集团发出不具约束力的收购要约。相对而言，在美国上市的主要印度服务外包企业却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基本保持着令市场投资人满意的20%以上的规模成长性和10-30%的税后利润率，展示了强大的盈利能力。印度IT-BPM行业成为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的热门目标，2012年，该产业占印度393起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交易总量的近40%。Infosys(NSE:INFY)：1999年3月19日，Infosys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了价值7500万美元的存托凭证，开盘日股价报收5.25美元。Infosys同时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均有交易，代码都为INFY;同时还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市场交易。截止到2013年6月28日，股价为41.19美元，总市值235.36亿美元。Wipro(NYSE:WIT)：2000年10月20日,Wipro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日股价报收5.27美元，截止到2013年6月28日，股价为7.28美元，总市值199.80亿美元。(二)在美国上市的中印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存在差距在美国到岸市场，中国与印度服务外包企业相比，在交付能力和盈利能力等多个方面，仍有着巨大的差距。就中印两国第一梯队服务企业作对比，在产业规模、企业成长性及净利润率等指标方面，多年来差距基本未发生变化：2008年，印度比中国的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多419.1亿美元，2012年，两国差距值为421.6亿美元。十年前，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规模在三五百人的时候，印度企业规模为6000～10000人。目前中国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突破万人的时候，印度第一梯队服务外包企业规模约为15万～20万人。2011到2012年，印度在美国上市的服务外包企业(Infosys、Wipro)年度收入规模均大于70亿美元，净利润率在10%-30%之间，人均年销售收入在4万-6万美元之间。2011到2012年，中国在美国上市的服务外包企业(宇信易诚、柯莱特、软通动力、文思海辉)年度收入规模均小于4亿美元，利润率在10%以下，人均年销售收入大约在1万—3万美元之间。(三)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面临市场战略调整推动印度及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美国上市的VC/PE大多以海外的金融投资机构为主，2000年前后，印度Infosys、Wipro等企业相继在美国上市后，得到了迅速发展，为投资机构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于是，2007年左右，这类投资机构试图把该模式复制到中国企业，投资并推动了一批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到美国成功上市。但是，由于中印服务外包在产业环境及发展路径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复制印度模式”实际上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发展，而该影响因素在上市评估阶段没有被投资机构及企业有效重视和充分解读，因此，这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获取短暂的高额收益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步显现，与印度同类公司渐行渐远。另外，随着东南融通等中概股企业被“浑水”“香橼”等机构做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普遍遭遇商业信用危机，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再融资功能被大幅削弱，造成企业后续发展的资金动力不足，而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适时的选择退市，某种程度上讲，也不失为是一种回归由企业主导的下一轮转型升级发展的调整战略。二、中印服务外包发展路径差异解析(一)中印服务外包发展的起源不同1、印度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起源是“由外及内”，即借助千年虫机遇，先期进入美国本土提供到岸服务后将外包业务带回印度，因此，印度服务外包企业在提升了离岸业务的到岸市场服务能力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离岸市场资源。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驱赶跨国服务企业的同时，建立了本土服务外包产业，并借助20世纪90年代的千年虫机遇，以到岸服务为始点，直接进入了美国市场。千年虫问题和美国IT技术人员的缺少，给了印度软件技术人才在美国从业和将美国部分外包业务带到印度的机会，大量的印度工程师被派往美国解决“捉虫”问题，锻炼了数以万计的IT工程人员，直接推动了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后来，这其中30%有丰富经验的驻美软件工程师留在了美国，成为一线的优质服务提供商，年度人均销售单价在10万美元左右。其余70%的赴美印度软件人才返回印度，开始将部分工作量带回印度本土加工，逐渐开始承接应用程序的编写、测试工作，他们不辞辛劳的为美国人、英国人做下手工作，维护IT基础设施、承揽呼叫中心服务、进行数据处理、编写程序、管理数据，开创了服务的规模化离岸交付时代，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印度IT-BPO产业。2、中国中国服务外包发展起源是“由内及外”，是借助在华跨国企业的服务转移开启的，最初主要在中国本土提供服务。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离岸业务存在坐等买家和订单上门的现象，离岸市场拓展能力先天不足。中国与印度的发展路径恰好相反，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历史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日本和美国的MNC(跨国公司)在中国创立了他们的全球研发/技术中心，主要目的为获取成本套利。这些跨国公司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外包转移给中国服务外包提供商，大多数离岸活动都是一些非核心业务，仅需一些低端技术，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大型人才库，以提供基本的支持服务。随着成本套利服务模式的日益普及，许多国际性企业开始广泛采用离岸活动，将维护、支持、测试、研发等较低功能的业务转移到中国，这一时期的重点是服务的低成本和高效交付，员工扩充是主要业务模式，这包括基于时间和材料的定价。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之初，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依靠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桥梁作用，间接进入离岸市场，确实迈出了快速成长的第一步。同时，由于过于依赖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桥梁作用，也让中国服务企业患上了面对离岸市场的软骨病。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主要业务份额，一直以来都十分依赖于跨国服务企业的开发、测试业务转移，许多企业仅仅成为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附属“加工车间”和成本中心，在美国目标市场的到岸服务能力比较薄弱。(二)中印政府的产业扶持模式不同1、印度印度政府采取的服务外包产业扶持策略是“免征不补”，即采用大幅免税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但同时也不给予企业财政补贴，企业生存与发展完全取决于市场行为。因此，印度服务外包企业经营所获取的利润基本全部可由企业自行支配，从而获取了创新与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税收政策优惠。1990年之后，在NASSCOM的帮助下，印度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均围绕着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展开。印度政府免掉了服务外包产业链上，除个人所得税外的全部税收，这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软件和服务进出口环节税、服务企业设备进口税。员工社会保险缴费标准在15%～20%左右，效果非常显著。压缩载体和平台成本。在印度企业高速成长期间，印度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了零地价或近乎零地价的产业园区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用地政策，为企业搭建载体、员工安居提供了低成本承载平台。同时在网络与通信成本方面，提出了建立国家虚拟软件园区的概念，通过微波中继、卫星通信和光缆，构成了连接各企业自建园区的低成本国际通信网络，在保证网络通信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2、中国中国政府历来采取的产业扶持策略是根据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方向，有重点的实施“先征后补”，即企业依法缴纳相关税收后，政府再通过研发支持、人才补贴等相关政策对企业进行反哺。但中国形成的一套完整的为制造业发展量体裁衣的政策支撑体系，在服务业发展领域存在着较大的不适用性。如何让支持制造业的相关政策也适用于服务外包企业，将成为中央政府有效推动服务外包产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抓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制造业高速发展。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法规、金融服务、财税管理、贸易物流等诸多方面，都随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完备的支持体系。但这一体系与正在迅速成长的服务产业对环境需求尚有较大的差距。服务外包业是“人脑”加“电脑”的轻资产产业，投资规模远小于制造业。在这一产业中，企业的全部资产是人力资源或言是“人力资本”，企业一旦失去有经验的人，即刻会失去价值。制造业发展中，从招商项目落地、产品研发到市场推广、乃至员工的薪酬和社保等各个环节中，都主要以投资规模、固定资产为核心考量内容，而面对服务外包业这套体系已不再适用。以社保为例，中国的社保公积金取费标准，在设计运行之初主要参照的是中国制造业用工的工薪水平，服务外包产业的迅猛发展大大提升了行业的平均薪金水平，以至于我国的社保公积金标准面对税后实得工资超过5000元的人群时，企业和个人的社保公积金负担就显得过于沉重。企业与个人社保公积金缴纳比例合计为税前工资的66.3%，这近乎等于税后实得工资额(同时考虑个人所得税因素)，故此制约了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成本竞争优势。未来，服务业能力的竞争将远高于制造业水平的竞争。所以这一产业，应有国家层面的研究和战略，而不应是不同的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能去定义、划分产业的边界和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先形成国家层面的知识服务业扶持政策战略，而后才是部门间的通力合作，合理利用国内市场需求，扶植规模企业形成面对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和企业品牌，最终使我们的企业积累出与全球一线服务企业一较高下的能力。(三)中印服务外包企业的交付能力不同1、印度印度服务企业始终致力于与欧美客户不断提升的服务需求趋于一致，已积累起综合服务交付能力，由：“基于人力成本优势的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提供商，”转化为：“具有垂直行业业务流程再造咨询能力及依托专有服务技术的服务提供商，”积聚了与IBM、HP、埃森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