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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林徽因秦佑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众所周知，林徽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才女，她的才华、美貌和气质，她的经历、成就和际遇，赢得了同时代的、后来的和当今的文学人、艺术人和普通人的赞叹、钦佩和惋惜。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她的成就是多领域的。她在文学和诗歌方面的建树使她享誉文坛，她在建筑和美术方面的成就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建筑家。1916年一个出生在1904年满清王朝还在时的中国女孩，会在少女时代立下“学建筑”的志向，必有一番与众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少年经历。留学日本、担任过民国司法总长的父亲林长民，先把林徽因送到北京培华教会女子中学学习，随后在她16岁时（1920年），带着她前往英国，在伦敦圣玛丽女子学院借读，并携她到欧洲大陆旅行。1920年也就在这个时期，林徽因萌生了“学建筑”的志向。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一文中写到：林徽因在英国时，女友中有“一位学建筑的学生。妈妈从这位女友那里首次得知建筑在西方不仅仅是‘盖房子’，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和艺术”。林徽因自己192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向她的美国同学说到：“我跟随我的父亲周游了欧洲。在旅行中，我第一次萌发了学习建筑学的梦想。西方古典（建筑）的辉煌壮丽激励着我。”1920年在伦敦1921年10月林徽因回到中国，继续在培华女中学习。父亲林长民与梁启超的友谊，使林徽因结识了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两家父辈也有意他们结为连理。1924年4月林徽因、梁思成与泰戈尔当时梁思成是清华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将到美国留学，他开始考虑自已未来的专业，我妈妈也在考虑她未来的学业。”（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她对爹爹（指梁思成）谈了西方‘建筑学’的概念以及她想学建筑的愿望。爹爹此时也感到，建筑这门综合各种艺术门类、跨人文和理工的学科非常适合他的特长和爱好。”1924年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赴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SchoolofFineArt）。梁思成在建筑系注册，林徽因在美术系注册。当时宾大美术学院下设：建筑系、景观系、美术系和音乐系。建筑系不招女生，但其他系的女生可以选建筑学的课程。所以，林徽因只能在美术系注册，但选修了建筑学的课程。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宾大宾大的中国留学生1926年1月17日蒙他那（Montana）报登载了比林斯（可能是林徽因的同学）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姑娘献身于拯救她国家的艺术”，副标题是“在美国大学读书的菲莉斯·林抨击正在毁坏东方美的虚假建筑”。文章开头是“菲莉斯·林小姐指出，荷兰的砖瓦匠和英国的管道工正在毁坏中国的城市。”文章接着写到，“林小姐说，当我回到北京时，我要带回东西方集合的真实讯息。因为至今还没有多少中国的建筑师，一些骗人的外国人发现很容易装扮成非常精通各种建造方法，让城市充斥着荒谬可笑而令人讨厌的他们所谓的新式时髦住宅。”“我们悲伤地看到，我们本土的、特色的、原初的艺术正在被那种‘跟上世界’的狂热粗暴所剥夺。”“有一场运动—不是起义，不是造反—向中国的学生和人民显示西方人在艺术上、文学上、音乐上、戏剧上的成就。但，这不是取代我们自己！永远不是。我们必须学习所有艺术的基本原理，只是运用这些原理于清晰地属于我们自已的设计。我们想要学习意味着（建筑物）永久屹立的建造方法。”文中还提到，林徽因曾在北京参与接待世界名人泰戈尔、罗素和杜威的事。他们是梁启超邀请的客人。林徽因和梁思成于1927年夏从宾大毕业，林徽因获学士学位，梁思成获硕士学位。暑期后林徽因去耶鲁大学进修舞台美术，梁思成去哈佛大学进修，研究东方建筑和美术史。林徽因在宾大1926年曾被聘为设计课助教梁林1928年3月在加拿大渥太华梁思成姐夫家结婚。在梁启超的建议下，梁林在婚后，取道欧洲回国。梁启超在给他们的信中写到：“每日有详细日记”，“所记范围切不可宽泛，专记你们最有兴味的那几件——美术、建筑、戏剧、音乐便够了”，“到意大利，要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术彻底研究了解”。梁林于1928年8月回到中国，结束了四年的留学生活。1928年9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应东北大学之聘，创建东北大学建筑系，后有陈植、童隽、蔡方荫等到来执教。陈、童都是与梁林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同学。20年代的宾大建筑系受由来自巴黎美术学院（Beauxarts）的保尔·克瑞特的影响，是学院派的建筑教育体系。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教学体系继承了宾大的体系，“所有设备，悉仿美国费城本雪文尼亚大学建筑科”（童隽，1931）。梁林在东北期间设计有吉林大学校舍，林徽因还设计了“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学校徽。1930年晚些时候，林徽因被诊断出患有肺病，离开沈阳到北京治疗，1931年夏，学期结束，梁思成把系里的事交给童隽，回到北京。随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占领东北，东北大学建筑系停办。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时已经接受了朱启钤的邀请，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的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也参加营造学社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们在中国营造学社长达15年的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艰难而又成果丰硕的生涯。在1932-37年间，林徽因参与了梁思成和其助手莫宗江等1932年的京郊、1933年的山西大同、河北正定、1934年的山西晋汾、浙江杭州和金华、1936年的河南洛阳和开封、山东中部、1937年的陕西西安和关中、山西五台山等地数十处古建筑的考察和测绘。1933年河北正定开元寺1930年代山西古建筑调查途中在考察中，林徽因表现出她的睿智、敏感和激情，而耐得旅途生活的艰苦和测绘工作的辛劳与她的出众才华和优雅的气质形成鲜明的对比。1936年在长安县调查古建筑1937年五台山唐代佛光寺大殿的发现是梁林中国古建筑调查的顶峰。（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是五台山唐代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前者是1950年代初发现。）在此之前，尽管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日本学者断言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遗存，要了解唐代建筑，需到日本去看。但梁林坚信“国内殿宇必有唐构”，佛光寺大殿的发现，证实了他们的信念。梁思成回忆，我的妻子也是个建筑师，但她同时又是作家和戏剧爱好者，比我更经常地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并热烈坚持不惜任何代价把有些东西照下来。五台山佛光寺梁下的题记和经幢上“佛殿女弟子宁公遇”的文句也是林徽因发现的，从而确定了佛光寺的建造年代：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发现佛光寺大殿的经过梁林从敦煌壁画中看到五台山佛境中有佛光寺，1937年6月他们赴山西考察古建筑，到五台山打听，得知佛光寺还在，在一个偏僻的小村。交通不便，于是骑骡前往，来到佛光寺。他们从大殿的外观和斗拱的形制判断可能是唐构。他们钻进“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和“千百万臭虫”，沉积了“厚厚的尘土”和“蝙蝠尸体”的顶棚，“一连测量、绘图和用闪光灯拍照了数小时。”他们发现大殿木构用人字形叉手支撑脊檩，这是该殿早于宋、辽的证据。第三天，林徽因看到“在一根梁底上有非常模糊的毛笔字迹象”，于是搭起脚手架，她爬了上去，拂去灰尘，沾上清水，显出字迹。其中有文字“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原来这个佛殿是一个叫宁公遇的妇女捐建的。林徽因记起在外面平台上的石经幢，上面好像见过类似的名字。她立刻来到石经幢前，经幢上也刻有“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文字。这个石经幢上带有纪年“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佛光寺大殿的建造年代得到确认。林徽因与宁公遇象1937年8月林徽因回到北京写给当时在北戴河的女儿梁再冰信中，画了她赴山西考察的路线图。林徽因在参与营造学社考察的同时，也与梁思成共同撰写有关中国古建筑研究的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晋汾古建筑预查记略》、《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平郊建筑杂录（续）》等。1930年代，梁林的建筑思想已经受到现代主义建筑（ModernismArchitecture)思潮的影响，从1931、32年集仿主义手法设计的吉林大学校舍和北京人力地毯行（西洋的形制，中国传统的和民族的装饰图案和建筑细部）转变为1934、35年现代主义风格的北京大学地质馆和女生宿舍楼。1930193419351932在此期间也是林徽因文学创作的丰硕时期，她的社会交往很多，造访北总部胡同3号梁林家“太太客厅”的“星期六朋友”包括张奚若、金岳霖、钱端升、周培源、陈岱孙、叶企孙、吴有训、邓以蜇、陶孟和、李济、沈从文等，1932年他们结识了费正清夫妇，中美两对夫妇开始了他们持久的历史性友谊。梁林夫妇和费正清夫妇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抗战时期费正清作为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在重庆，去李庄看望过林徽因。费慰梅将梁思成1947年访美时托付她的英文图稿，几经周折，整理后于1984年由MIT出版社出版《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该书获美国的图书奖。后来她又撰写《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30年代在北京正当他们的考察以发现唐代的遗存五台山佛光寺而达到辉煌顶点的时候，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发生了，他们匆匆赶回北京。9月5日梁林一家离开北京，开始了抗战时期的流亡岁月。从北京辗转到长沙，停留两月后再到昆明。在争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支持后，梁思成任营造学社社长，学社恢复了古建筑的调查。1940年冬，林徽因一家与营造学社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旅途的艰辛劳累和四川阴冷潮湿的气候，使林徽因的健康急剧恶化，加之经济的窘迫和物品的匮乏，使她陷入贫病交困的境地。“带着两个孩子和外婆，徽因在1946年11月底坐卡车离开昆明，车上还有另外的31人，年龄在70岁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他们坐在敞篷卡车上，两腿叉开坐在行李卷上。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装载着老的少的在仲冬天气越过大山。”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我们入川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的很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到40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食品越来越贵，我们的饮食也就越来越差，母亲吃得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梁再冰“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费正清病中的林徽因虽然没有参加田野调查和考察，但她没有中断研究工作。梁思成在艰难困苦下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中，林徽因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收集资料并执笔外，全部书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费正清去李庄看望梁林，他写到，“思成只有102磅重，在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以后显得很疲倦，他和一个绘图员以及林徽因都必须工作到半夜”，“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3月9日身在李庄的梁思成写信给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建议清华成立建筑系。他在信中写道：月涵我师：母校工学院成立以来，已十余载，而建筑学始终未列于教程。国内大学之有建筑系者，现仅中大、重大两校而已。然而居室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需要之一，其创始与人类文化同古远，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人类不可无居室。居室与民生息息相关，小之影响个人身心之健康，大之关系作业之效率，社会之安宁与安全。数千年来，人类生活程度随文化之进展而逐渐提高，营建技术亦随之演变。最近十年间，欧美生活方式又臻更高度之专门化、组织化、机械化。今后之居室将成为一种居住用之机械，整个城市将成为一个有组织之Workingmechanism，此将来营建方面不可避免之趋向也。……抑近代生活方式所影响者非仅一个，或数个一组建筑物而已，由万千个建筑物合组而成之近代都市已成为一个有机性之大组织。都市设计巳非如昔日之为开辟街道问题或清除贫民窟问题（社会主义之苏联认为都市设计之目的在促成最高之生产量；英美学者则以为在使市民得到身心上很高程度之娱乐与安适）。其目的乃在求此大组织中一切建置之合理部署，实为使近代生活可能之物体基础。在原则上，一座建筑物之设计与多数建筑物之设计实无区别。故都市设计，实即建筑设计之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