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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写作范文倒金字塔形式：日本已释放被捕中国渔船船长------------共同社日本长崎11月9日电，日本长崎地方检察厅9日对因涉嫌违反《渔业法》逃避登船检查而被捕的中国渔船船长张天雄进行了简易起诉。长崎简易法院命令船长缴纳30万日元(约合2.45万元人民币)的罚金。张天雄缴纳罚金后于当天下午被释放。张天雄于6日上午进入五岛列岛鸟岛附近的日本领海，无视长崎海上保安部巡逻船的停船要求，拒绝登船检查，并试图驾船逃走。张天雄8日与中国驻长崎领事馆的领事会面时声称渔船误入日本领海。他说：“睡着的时候船漂流到日本领海，睡醒时发现已在日本领海内。”对渔船不理会停船命令、持续四小时逃跑，张天雄解释说：“因为害怕日本的巡逻舰，所以逃跑。”北京空气质量监测向公众开放------------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1月9日报道，北京的污染监测站开始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网络上要求改革相关监测系统的呼声也越来越大。负责环保事务的官员华蕾说，希望上述举措能够减轻公众的担忧。与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数据相比，官方数据显示的空气污染程度经常要轻得多。美国驻华使馆开始公布自己测得的空气污染指数后，北京市民对政府测量空气质量的方法愈发关注。上周，美国使馆得出的数据认为空气污染已达到“危险”级别，但中国的数据只显示出轻微污染。官员们对美国使馆的做法予以回击，指责他们夸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房地产界巨头潘石屹在微博上发起了一项运动，要求当局采用美国使馆的统计方法。这位业界巨头在网上有着超过700万名“粉丝”。他让网民投票对政府是否应采用美国使馆的测量技术进行表决。截至今天，约有3.77万人参与了该项调查，98%的人都对潘石屹表示支持。铁道部：列车拟预留5张残疾人票购票需残疾证--------------新京报11月9日报道，残疾人坐火车难的问题有望解决。昨日，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每列火车将至少预留5张残疾人专用火车票。车上设有残疾人专用标志的硬座或卧铺，并设置在车厢两侧靠近厕所和门的区域。有望在11月底前实施，具体实施日期尚未确定。》购票需残联颁发的残疾证铁路部门权威人士昨日向记者透露，这项工作正在实施过程中，目前正在改造火车的部分座位和卧铺，加装残疾人专用标志。这些座位和卧铺的位置都位于车厢两侧靠近厕所和门的区域，方便残疾人上厕所和上下车。该人士表示，无论是动车组还是普通列车都会预留出至少5张车票供残疾人专用，这5张票包含硬座、卧铺等不同类别。根据每个车次的不同，预留出的残疾人专用票数量不同，有的车次肯定要多于5张。目前残疾人的购票流程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但肯定需要国家残联颁发的残疾证。具体实施日期还没有接到铁道部正式通知。》较大车站要设专用购票窗口铁道部上月就曾表示，11月底前，将列车预留残疾人专用票额工作落实到位，并做好残疾人等重点旅客购票乘车工作，较大车站开设专用购票窗口。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4%。铁道部表示，对已设残疾人专用设施的动车组，要标注残疾人座位及轮椅存放区域，便于识别和管理。利用2至3年时间，对部分列车改造，新增部分残疾人设施齐全的客车，并对二等及以上车站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增设盲道、高站台、无障碍电梯及坡道等，设置残疾人售票专口，增加残疾人使用的辅助设施或器具。铁道部要求，今年年底前，各铁路局要拿出改造方案与推进计划，明年逐步实施。实现购票、登记、交接、信息通报等环节“一条龙”服务。华尔街日报体：计算机公司与学校卡里·多兰一个很有志气的小作家，坐在电子计算机终端显示器前，写她最新的短篇故事。她对人们说，虽然初学时有点困难，但现在计算机使她的写作方便多了。“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也说不准自己爱不爱用计算机，”她说，“但是打从进入一年级起，我确实爱上了它。”这位六岁的小作家，梅利莎·利·史密斯，按了下键钮，瞥了周围一眼，取出了一张绿白相间的打印稿，上面印着她的短篇故事。《过多的鹦鹅学舌》。史密斯小姐上的是沃特福德学校。这所学校是1980年威卡特计算机设备公司创办的，用来进行计算机产品和微机化教育的试验。大约有250名一年级到九年级的学生，每天要上机学习一小时。即使幼儿园里的孩子，每星期也要上机两次，就在他们学习字母表的同时，也来学习掌握键盘上那打乱了的字母序列。家长们的关心在全国，1984年将有大批计算机售给中小学，其价值估计将达450，000，000美元。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张让他们的孩子置身于计算机革命之中，可以预料，计算机市场会日益繁荣。各家计算机公司正在竞相争夺孩子们的市场。例如，阿普尔计算机公司已经给中小学捐赠了几千台计算机，并且正在掀起一场以孩子们为对象的广告宣传。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开始注重孩子们所用的教学软件的生产，以增加PCJR型计算机的销路，这种机子的销路迄今不能使这个公司感到满意。但是，只有设立在犹他州奥尔良市的威卡特公司采取措施进入一个全日制的私立学校，对它生产的软件和硬件进行试验。开办这所学校，是一伙教育工作者的主意，他们在1977年建立了威卡特社团。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研究团体，旨在研究运用科学技术改进教学的途径。1980年，这些教育工作者决定开始营业，组成了威卡特计算机设备公司来生产计算机和软件。大致在同一时间，这所学校在私人赞助者的支持下，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开办起来了。最近两年间，这家公司是亏损的。沃特福德学校同威卡特公司关系十分密切。学校的女校长南希·休斯顿是威卡特公司主席达斯廷·休斯顿的妻子。公司同学校签订了合同，让学生进行软件运用的试验。而这所学校又是威卡特公司唯一最大的股票持有者，拥有该公司已经售出的2，000万份股票的20％左右。这项实验是在一幢砖瓦结构的平房里进行的，那儿原来是所天主教学校，座落在一座雪山脚下。门厅里边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垒球运动衣、背包和午餐饭盒。音乐室里传来叮咚作响的琴声，弹奏着《山谷里的农民》的曲子。穿过大厅，在那计算机房里，打印人员正在大声念着程序设计。一阵铃声响过以后，二年级学生一窝蜂似地拥进计算机房。男孩们都穿着蓝色的运动衫，女孩们一律穿着方格花纹连衫裤。一个个急急忙忙地走进分隔开的白色小间，在按照高矮顺序排列的椅子上坐下。这时终端显示器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学生们写下自己的名字，于是课程就开始了。当然，这里也不是一切都已电子化。当计算机提出附加题目时，有些孩子用铅笔在草稿纸上运算，也有些扳着指头计数。有个孩子在键盘上打下正确的答案，得到计算机的赞许，他露出了一张笑脸。他的另一个答案错了，结果得到一个“ｘ”；他朝着计算机伸出舌头，做了个怪相。这些孩子（有很多人的家长就在威卡特公司工作）似乎很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一遍又一遍的测试也许会把你弄得头晕目眩。但是，我们是第一批使用机子的人，所以我们要确保机器没有一点毛病。”一个11岁的孩子克拉克·纽厄尔说道，“我们必须确保这是一种完善的程序，使它能畅销无阻。”》“太粗劣了”学生们也要对程序的内容进行评价，这些程序是为各种课程（从打字、数学以至公民学）编制的。“有时候内容编得太粗糙了，我们要他们把它从程序中抽掉”，五年级学生莱斯利·普里特这样说。另一个同学抱怨说，“在某些程序里，我们被安排来同计算机争论政治问题，真叫人厌烦，我们不愿为政治之类的材料伤脑筋。”对大多数学生、特别是那些年纪最小的学生来说，学习计算机似乎并不比学习其他东西来得困难。一个扎着小辫的五岁女孩伊莱札·米勒执拗地说：“美术比计算机更难学，你得要画直线、涂颜色，计算机比那玩意地容易多了。”一年级孩子上机时感到最难办的只是要把小手指伸长，以便够到那个清洗键。学校负责人说，计算机提高了学生的考试成绩。不过，孩子们在学业上的成功，也可能是班级小（每班25人）以及学校的实验气氛带来的结果，这种气氛会激励学习情绪。但是，实验气氛也不是对任何人都有益的。例如莱思和伊莱恩·史密斯夫妇有两个孩子在沃特福德学校，他们感到这所学校有长处也有短处。他们的大孩子喜欢这所学校，学得很好；可是小的明年打算回公立学校去读书了。“这里确实有许多压力，”史密斯先生说，“孩子们被要求执行某种任务，如果他们跟不上，就会感到沮丧。”》这是成功的婚姻吗？沃特福德学校的女校长休斯顿夫人说，学校教职人员决不会为实验而使学生受到损害。“我们真正关心的东西是教育，”她说，“但是检验这点的唯一途径是公司是否会获得成功。我们不得不让工业和教育联姻。”这桩婚事的成败如何还有待观察。到今年3月31日为止，威卡特公司作为股票上市公司已满一年。在这一年里，公司总收入约为2，300万美元，亏损1，300万美元。公司的股票已从每份18美元跌到３美元。有人还提出诉讼案，指责公司的创办说明书造成了错误的印象（威卡特公司则认为这种论断是没有依据的）。威卡特公司曾向商行和政府出售整套计算机装置，通常用于培训课程。但是该公司认为它的优势在于软件程序，每套生产成本约为100万美元。这些程序包括各年级基础科目的全部教学内容，当然这也都经过少年教育专家在沃特福德学校测试过的。不论这项实验的长远前景如何，休斯顿夫人希望孩子们懂得：他们的贡献是值得赞赏的。她说，在威卡特公司签订了一个650万美元的合同去为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学校区装备电子计算机之后，“我们号召整个学校向孩子们表示感谢，并且向他们阐述我们的计算机装置进入公立学校这件事的重大意义。然后，我们一起吃了一餐炸面饼，表示庆祝。”评论：微博是公权力之友而非敌人近期，一些传统主流媒体对微博大感兴味。先是央视深沉叩问“微博的伦理底线”，继之《人民日报》对“辟谣联盟”做了详细的报道，而《环球时报》则痛心疾首于微博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以社论的规格警告传统媒体，不要成为“微博的印刷版”。略知国情的人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这些集体动作的背后，是公权力“微博焦虑”的发作。微博无疑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媒体，值得社会各层面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它的利弊得失，在经过充分的公共辩论基础之上，寻求规范微博的法律与道德。从这一角度出发，作为主流传统媒体，将微博设置为议程，探讨新兴媒介的社会价值与功能，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举动，可惜的是，传统主流媒体对微博的报道与评论，却是以非常欠缺专业的手法，且带着太深的有色眼镜，致使对微博这一新兴事物的关注，成了讨伐，而不是讨论。微博在近年的中国公共生活中表现抢眼，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近年来通过微博，曝光了许多腐败案例，导致许多腐败官员的落马，最典型的，远有广西柳州的“局长日记”案，近有昆明官员艳照门事件，这些直接由微博推动的反腐成果，对执政党志在解决的腐败这一顽疾的治疗，无疑深具助益。微博还成为监督那些桀骜难驯的央企的利器，如“天价吊灯”、“百万茅台”事件的曝出，都是微博的杰作。此外，微博还成了救济弱势群体的渠道，通过微博成功解救被拐卖儿童。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微博“自带干粮”地做了这么多有助于执政党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事情，当微博上出现了有人假冒温州动车事故遇难者家属的事情后，一些主流传统媒体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上位，以一竿子扫到一船人的阵法，借助个案而对微博兴师问罪。颇像江湖上的场景，在对手大刀舞得虎虎生风之时并不近身，只待对方露出破绽，才以饿虎扑食之势闪现。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传统主流媒体用这种罔顾基本平衡原则的方式报道微博，既不专业，也欠磊落，既有侮公众的智商，也戕害其本已受损的公信力。他们对微博的报道角度，折射了公权力对微博的心态。据统计，中国微博用户已近两亿。而每一个微博用户，都是一个没有主管单位的媒体。面对如此浩瀚的媒体海洋，作为从全能型、控制型政府走来的社会管理者，难免有初始的晕眩与可以理解的焦虑。其实，面对微博，公权力完全可以淡定应对，从容利用，使之成为培植中国原本贫瘠的社会资本的大好温床，成为服务于自己执政理念与目标的有力工具。比如，如今民生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多发，公众表达渠道不畅，而微博便捷交流的特点，使之可以突破表达瓶颈，成为政府部门与公众沟通的最佳工具。另外，微博还可以成为收集公众反腐信息的有效渠道。以是观之，微博乃公权力之友，而非公权力之敌，信非虚言。当然，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朋友。公权力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