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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雅、颂——《诗经》六义之三，《诗经》也就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其本质上一种音乐的分类，由音乐而得名。“风”的意思是“乐调”，《诗经》中“风”包括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这十五个地方音乐演奏乐歌。有诗一百六十篇；“雅”就是表现王朝正统内容的乐歌，分为“大雅”“小雅”。大雅多颂美，小雅多怨刺。有诗一百零五首；“颂”是用于宗庙祭祀得舞曲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商颂”，有诗四十篇。2.《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作者不详，司马迁认为是鲁人左丘明。其成书约在战国初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记载了255年的历史。此外还附录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左传》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诸方面的活动，真实描写了当时从天子衰微、诸侯争霸到诸侯衰落、大夫专权的重大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历史事件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六义”（或六诗”）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三类是《诗经》按音乐不同的分类；赋、比、兴三类是《诗经》常用的艺术手法。重章：重章是《诗经》结构形式的一大特色。所谓重章并不是把完全相同的字句在罗列一遍，而是改变或替换一些字词后的复唱，这就产生两种情况：一是字词虽变而意义相同，而是改变字词后使章间形成意义上的层递关系。献诗说：关于《诗经》的编辑主要有献诗说、采诗说两种。据《国语》、《左传》等先秦等古籍记载，《诗经》主要来自公卿列士的献诗，公卿列士通过献诗的方式进行讽谏或赞颂。现在一般认为，《诗经》中《大雅》《小雅》和《国风》中的许多诗可能便是通过献诗的途径搜集出来的。弃妇诗：是被丈夫无情抛弃的妇女的咏唱，反映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底下及命运的不幸，其中以《谷风》、《氓》二首为最知名。风：原指音乐，《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即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指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雅又分大雅和小雅，其区别也是源于音乐的不同。颂：是一种宗庙祭祀用的舞曲。删诗说：孔子删诗说最早出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认为《诗经？原有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复，取可施于礼仪”，删定为三百五篇。删诗说长生在汉代，在传统社会一直影响很大。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孔子删诗说不够可靠。．《诗经》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全书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划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成书于春秋中期，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将近500年的社会状况。它在先秦只称“诗”或“诗三百”，到汉代才被称为“诗经”。重言：是引用名人的话以证明己意，是借重之言，当《庄子》引用的名人名语基本都是虚构的。寓言：是结构简单的虚构故事，主人公是人、生物或无生物，寄予较深的哲理于其中。神话：神话是上古先民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它是原始文学的一种重要样式，是后世文学艺术的重要土壤和武库。王官采诗是汉代学者对《诗经》作品来源的一种说法。据汉代人记载，西周时期，朝廷设有采诗的专职人员，定期到民间采诗。班固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又说：“孟春之夜，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据说，《诗经》中的作品就是这样被收集到朝廷的。三曹：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称。他们以显赫的政治地位与杰出的文学才能著称于世。他们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乱离的社会场景，悲歌慷慨，是汉魏风骨的代表诗人，在五言诗歌发展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2、建安七子：指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并称。他们均以诗文显赫当世，是曹魏文学集团核心成员，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其中以王粲、刘桢成就最高。《悲愤诗》：诗歌篇名。汉魏间著名女诗人蔡琰的代表作品，相传有骚体与五言体二首。其中五言体较可信。全诗五百四十字，自述在汉末动乱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整个汉末动乱时期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具有典型意义。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感染力。赋、比、兴是前人概括出的《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物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所谓“赋”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从本质上讲就是直接描绘，直接抒情，直接铺叙，如《氓》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比”是带比喻性质的一种手法，如《硕鼠》中用“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作比；“兴”是引用其它自然现象引起所要咏叹的情感，有时甚至能起到比的作用，如《关雎》用“雎鸟”的鸣叫起兴，引出诗人即景生情的联想。吕氏春秋：是秦统一中国之前由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撰写的一部书，成书约在公元前239年前后，吕氏春秋历来被视为杂家著作，其中以儒、道、法、阴阳家思想成分更多一些，其文章一般篇幅短小，以事实说理，平易畅达，不求华丽。互见法：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称为互见法。《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集。《尚书》即上古之书，是一部上古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了从上古到周朝的历史，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虞书》、《夏书》是春秋战国人根据古史传说编纂而成的；《商书》、《周书》主要是商周两代的官方文献。《尚书》以记言为主，其特点是质木古朴，读起来佶屈聱牙，艰涩难懂。《尚书》后被儒家奉为经典。3.《战国策》——一部战国时期史料汇编，其作者并非一人。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得文三十三篇，按国别分为十二国策，定其名为《战国策》。记载了自战国初年至秦灭六国前二百四十年间的部分历史。书中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言行，映现着当时政治，外交上重大事件和纷纭复杂的历史。其思想内容主要是重士尚利，重权借。此书在文学上有较高成就：善于运用寓言和比喻说理，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叙事说理气势奔放、语言流畅，对后世散文、辞赋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前人称其为“辨丽横肆，亦文辞之最。”4.诸子散文——战国诸子百家的散文。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权威不复存在，多个政治中心并存使得不同学说得以自由发展。于是，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众多学派，形成了诸子百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大胆发表各自的观点，个性鲜明，针贬时弊，推动了各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其代表作品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以及纵横家的《战国策》等。其中以《庄子》的文学性最高。而《荀子》《韩非子》在体式和技巧上则达到了成熟。诸子散文的整个发展过程是由语录体，如《论语》逐渐演变为像《韩非子》一类的论说文。由集体记录发展为个人记录，体式与手法都日益完善。5.百家争鸣——春秋末期，由于士的阶层的兴起，这些人致力于各种理论学说的创造，产生了具有不同思想、学术倾向的诸子百家，由于战国时期，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大胆发表各自的观点，形成了百家争鸣。其代表人物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6.浩然之气——孟子提出的道德修养主张“吾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通过“义”的积累而成，“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5.逍遥游——《庄子》里的第一篇文章，“逍遥游”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绝对自由的境界。庄子认为人在世间生活，受到社会的各种束缚，自身的限制等诸多因素，为了实现人生自由，就必须使自己从世俗的价值标准、外在功利和一己小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和一的境界。逍遥游是心灵的遨游，但并非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后世也把它作为人生的一种境界。6.楚辞——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诗歌多用“兮”字咏叹。7.九歌——本是古代的一首乐歌名，据《山海经》记载，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的《九歌》是他在流放江南时创作，沿用了古《九歌》的名称，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而成的祭歌。包括《东太皇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作品。诗歌形式上，保持着原始歌、舞、乐三者合一的痕迹。内容充满了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和原始的、大胆开放的爱情因素。借助于人于神或神与神的爱情故事展开抒情，间接表现了屈原的理想和要求。8.散体大赋——汉代辞赋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从战国时期纵横学说发展而来，其文风与先秦诸子有很大联系。大多数是空有讽刺之名，而似贬实褒、似讽实劝的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不仅在形式上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而且都是假设三、两人，让他们互相攻驳辨难，最后让代表天子立场的一方获胜。其代表作品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9.互见法——《史记》中描写人物的一种方法，为了不伤害人物的统一性，而同时又能忠实于史实，司马迁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使得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这就是所谓的“互见法”。（05年已考）10.《古诗十九首》——东汉末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最早见于《昭明文选》，南朝萧统编这部书时，将东汉末年一些无名氏作家的作品十九首选编在一起，称为《古诗十九首》。这些诗篇反映了当时下层文人彷徨失意、感时伤世的苦闷，充斥着一股忧郁感伤的情调。《古诗十九首》艺术成就很高，叙事、写景、抒情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标志着古代诗歌发展的新阶段。（01年已考）楚歌体——楚歌是中国古代流行于楚地的一种民歌，一般句式长短不齐，中间、句尾带“兮”字，用于歌唱，比较悲凉。战国后期，屈原在“楚歌”基础上，创作出“楚辞”这一文体。西汉项羽、刘邦等人亦用楚歌进行创作，创作出《垓下歌》、《大风歌》等作品，刘彻也有《秋风辞》、《瓠子歌》。东汉用“楚歌”创作的文人有张衡的《四愁诗》和梁鸿的《五噫歌》。11.建安风骨——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建安时期，正处于汉魏易代之际，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代表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他们掀起了文人五言诗的创造高潮。其作品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了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去的精神；同时也流露了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特点是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于是，后人把这种独特风格称之为“建安风骨”钟嵘《诗品》“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故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04年已考）12.永明体——齐梁时期，一种新体诗的名称。源于齐武帝永明年间声律学说的发展，周颙总结出“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即“四声”。同时，沈约提出了八种必须避免的声病。确立了以“四声”“八病”为核心的声律说。诗人们把声律说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产生了面目一新的新诗体就是“永明体”。其代表作家有谢眺、沈约、王融等。13.宫体诗（徐庾体）——“宫体”之名始于梁简文萧纲。宫体诗以描绘女性体态、生活为主要内容，风格雕饰绮艳。由于统治者和文人附和，宫体诗成为梁陈时期诗歌主流，代表人物主要有：梁代萧纲、萧绎、徐摛和徐陵父子、庾肩吾和庾信父子，陈代有陈后主以及“狎客”江总、孔范等人。因为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均以写艳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