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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上)作者许纪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爆发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正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思想的闪电永远走在现实的雷鸣之前，这场论战表明了：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和开放，在如何继续，往什么方向发展这样的大问题上，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与以往的意识形态论战所不同的是，这次争论的双方都是80年代以来从事启蒙的知识分子，曾经是改革和开放最坚定的拥护者和鼓吹者。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当中国开始落实市场经济、经济高速增长、富强目标全面兑现的时刻，知识界内部围绕着这场改革的合理性、价值评价和发展趋向，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并展开了全方位的论战。[注1]这表明，80年代在思想解放和文化热中形成的新启蒙阵营，到世纪之交的今天已经完全分化。而且，无论是在政治立场、知识背景，还是在人际关系上，中国知识分子内部都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乃至对抗。类似这样深刻的分化，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出现过一次，大家知道，它后来给20世纪中国社会的演变带来了及其深远的影响。如今这场跨世纪的思想论战，给中国思想界乃至整个中国的变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悬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将逐渐浮现出来。到2001年，论战的高潮已经过去，也逐渐从媒体的视野中淡出，到了潜心研究它的时候了。一，引论这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概括地说，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上自由主义者认为，所谓现代性说到底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等这些普世性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这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注2]而新左派则批评说，自由主义者以这样一种历史的终结目光塑造现代性，恰恰证明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中，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中国当下的问题与全球的资本主义问题密不可分，中国必须在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道路。[注3]第二，在社会经济领域，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都承认，90年代以来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腐败，但在腐败的成因和解决途径上，两派意见针锋相对。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问题是经济起飞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阶段性阵痛，其症结在于权力远远没有退出市场，是看得见的脚干扰了看不见的手，唯一解决的途径是全面彻底的市场化，切实落实私人的财产权，将权力完全逐出市场，以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注4]新左派则强烈批评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资源再分配中，少数权贵成为最大的得益者，而广大平民成为被剥夺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这一分配极其不公的国有资产掠夺过程，正是打着自由经济，私有产权的旗号进行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替少数权贵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提供合法性的借口而已新左派进而指出，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历史中也是一个虚幻的神话，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操控和垄断市场。市场中所谓的机会平等遮蔽了实质的不平等要实现社会的公正，唯有落实社会经济的民主，让底层民众能够参与经济生活的决策和管理，并在资源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注5]最后，在政治领域，自由主义者坚信，中国目前所有问题，包括腐败和市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因为政治上缺乏民主宪政和现代法治，特别是缺乏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他们呼吁要在政治改革上着手，全面落实和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特别是财产权。[注6]新左派虽然不反对政治改革，但他们不满意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消极自由和间接民主，追问是谁之自由？何种民主？他们批评说，这些表面平等的消极自由只是少数权贵能够享受的自由，而与广大民众无涉，他们要进一步落实能够保障一般平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保证广大平民享受普遍的生存权和福利权，真正落实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条件。[注7]通过上述的简单概括，我们可以看到这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所论及的领域和问题非常广泛和复杂，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而且在现代性的整体反思和更宽广的全球背景上展开讨论。作为一篇论文，要想对之进行全面的回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本文将主要针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政治领域的分歧，从双方在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出发，正面论述我个人在自由和民主问题上的看法。在进入正文之前，先作三点说明：第一，我的讨论进路是什么？讨论当代中国问题，有两条进路。一条是问题式的进路：从判断中国问题的经验出发，运用一定的主义乃至常识，最后回到现实，开出诊治中国问题的药方。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用的是这条进路。另一条进路是主义式进路：也是从中国问题的经验出发，致力于从学理和知识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的反思，最后不一定回到现实，而是在规范层面对改造方案进行合理性论证。这是中国的新左派主要采取的进路。在不同的讨论进路支配下，双方的问题方式事实上不同的：自由主义关心的是：有关方案在当下中国如何实践？而新左派考虑的是：类似的方案在学理上是如何可能的？之所以争论双方常常无法深入问题，进路的错位是很重要的原因。各自都有各自的终极判断标准。那么，究竟是经验事实的问题，还是规范有效性的主义，有资格成为终极的价值尺度呢？罗尔斯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书中，都提到反思平衡（reflectiveequilibrium）的原则：在他看来，无论是普遍性的规范论证，还是经验性的道德直觉，都不是终极的判断标准，需要通过相互的反思，取得某种平衡，以求得讨论的深入。[注8]这就意味着，对一种主义的有效性判定，是否提出了真正的问题，经验的常识固然不可缺少，却不是唯一的，更不是真理在握的金钥匙，它需要不断地回到学理层面，予以知识上的合理性论证。作为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思考者，而非以政治为志业的实践者，我在这篇论文中将采取主义的研究进路，着重在学理层面反思自由、民主等种种流行概念的知识上的有效性。至于那些经验性的考察，将暂时放在括号中，不予追问。当然，对于反思的平衡来说，经验论证并非不重要，不过，由于个人精力和兴趣所限，只能留给他人来做了。第二，我的研究取向是什么？本来，本文将写成一篇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研究，即直接从学理上讨论这场论战本身。但在阅读资料和知识准备过程中，我改变了一些想法。我注意到，在论战中，虽然双方的争论很激烈，甚至是针锋相对，但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许多观念是双方所共享的：比如自由、民主、正义、市场经济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双方讨论政治问题时共同的关键词。然而，分歧也恰恰在这里，同样的自由和民主，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各自的问题意识和解释架构中，其内涵和有效性又是差别很大的。在规范性的学理层面上，检讨双方在上述关键词中的理论分歧，分析各自的合理性及其限制，将是研究这场论战的一个相对有效的途径。虽然双方在自由与民主层面上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最终却演变成一场令人遗憾的口水战，[注9]以致于问题浮现了，主义却变得暧昧不清。我强烈地感到，在这场论战中，最重要的与其说是论战本身，倒不说是论战中提出的问题。论战已经过去了，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只要这些问题所凭借的社会历史条件没有根本的改变，我们不得不每天面对着它们，逼迫我们去思考，作出回应。有鉴于此，我决定放弃对这场论战本身的研究，而是以论战中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正面理解和反思自由与民主这些基本概念。我的问题意识固然来自于论战本身，但本文只是正面阐述我的观点，并以这样的方式回应双方在论战中提出的问题。我想，这样的讨论对于中国思想界来说，可能更有意义一些。其实，这些学理上的冷板凳工作，只是我个人思想的自我清理，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内心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期待在当下中国的主义论争中，有助于各方的理性自觉和知识反思。第三，我的理论立场是什么？在这场论战中，既有问题的分歧，也有主义的分野。也就是说，无论在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判断和诊治上，还是所信奉和依据的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问题与主义，不是截然两截的，有什么样的主义，就有什么样的问题。问题的背后，往往蕴含着主义的分歧。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明显分化的此刻，知识上的真诚和坦率不是多余的。在这里，我不妨简单地交代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在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我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自由、民主这些观念只有一种理想式的热情，在知识上缺乏最基本的分疏和反思。90年代初，在全面反思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的大背景下，开始接触哈耶克（FAHayek）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内心深处有顿开茅塞之感，遂认真清算了以唯理主义为知识背景、从卢梭人民主权论出发的极权主义民主的思想渊源，相信以法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不二法门。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迁，令我逐渐感觉以以英国经验主义为知识背景的洛克、哈耶克那一路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无法面对和处理当代中国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本文对中国政治的现状有一个基本的预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是一个从国家控制一切的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时代，向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分化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时代变迁的过程。[注10]到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社会的基本确立，中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权主义政治，而改变为国家基本放弃了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而主控政治领域的威权主义政治。而哈耶克的理论，其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极权主义以及福利国家，这就意味着，如果继续局限在自由主义民主的架构里面思考问题，尽管还是可以获得许多启发，但已经无法处理全部问题，它的有效半径受到了限制。但我又不愿简单地接受新左派的激进民主观点。在我看来，如果离开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宪政和法治传统，谈论积极自由或大众参与，无疑又潜伏着卢梭式民主的极权主义危险。那么，在洛克-哈耶克与卢梭-马克思这两种传统之间，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呢？事实上，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所凭借的是两种不同的自由民主观念，前者是以现代自由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民主观，后者是以古代自由为核心的共和主义民主观。我将应用罗尔斯的反思平衡的方法，[注11]通过这两种民主的相互反思和彼此间的容纳，看看有无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提供新的思路。在思考的过程中，罗尔斯（JohnRawls）和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这两位依然还健在的当代思想大师，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罗尔斯继承的是自由主义的民主传统，但又包容了相当一部分共和主义民主观的内容，形成了其内涵社会民主主义平等原则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哈贝马斯继承的是共和主义的民主传统，但又认同自由主义的法治和人权原则，形成了自由主义制度架构下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注12]在我看来，在保守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与传统的左翼激进民主之间，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的新的思考，不仅在规范层面结合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大民主传统，而且也有效地在经验层面回应了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内在困境。这两位当代大师的理论，构成了我最基本的知识立场。当然，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尽管有许多互相包容的共识，但彼此所继承的主流传统不一样，在许多问题上依然有他们的分歧。我在讨论到有关问题时，也将以反思平衡的方式，通过两人观点的比较，在互相反思的基础上，深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两种自由民主的反思并非是平衡的，侧重点在于反思自由主义民主。之所以如此，乃是有这样的考虑，虽然自由主义民主在中国还有待于建制化，它也远远没有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但在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公共思想界，自由主义所依据的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拥有相对的强势，且有形成自由主义拜物教的趋势。另一方面，比较起新左派语焉不详的激进政治主张来说，自由主义民主思潮比较系统，更具有讨论的价值和可能。而基于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反思，本身就蕴含着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一种扬弃，也就是说，在基本接受其制度性架构和理论预设的前提下，从规范层面反思其内在的限制和不足，从而检讨有无可能通过加入共和主义民主的要素，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一些新的规范性价值。二，两种自由自由，是70年代末以来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所共同争取的现代性目标之一。然而，在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