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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是以君主为中心的，《诗经》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是封建社会里形容皇权至高无上的惯用语，但使它根深蒂固的却是皇权的至尊无上与君主专制的现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广大民众首次被置于统一政权的控制下。秦亡，汉承秦制，以后历代王朝基本上沿袭这一格局，无多大变动。处在这一格局塔尖上的是地位无比尊贵的君主，包括立法权、政权、财权和军权在内的所有国家权力都高度集中在君主手中，一切国家政务均由君主一人听断，由此极易产生个人专断。因此，君主的个人素质、品德、能力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往往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为了限制君主权力，防止君主个人专断的弊病，封建的思想家们为君主想出了一套行为规范，称为“君道”，这包括个人修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方面。我们所熟悉的“民惟邦本”“君舟民水”的言论则是君民关系的范畴。这些思想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会避免上下堵塞、政务失常的产生，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这些思想毕竟要依赖于君主个人才能产生作用，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当君主个人贪欲膨胀，任情喜怒时，这些思想就都成为脆弱无力的说教了。处在这一格局中间的是作为君位附属物和君主统治工具的官僚集团。封建君主为了有效地控制黎民百姓，必须设立机构，任用官吏，给予职权，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体系，于是有官僚制度的出现。官僚制度与君主专制制度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官僚的任命和官僚的权力，均来源于君主，官僚只需对君主负责，按君主的旨意办事。违抗“圣旨”要被贬职、撤职，甚至有杀头、灭族的危险。君主和官僚的关系是主和奴的关系。封建的思想家把这些关系归纳为一条不可更易的伦理原则，即“君为臣纲”，并为臣子的行为规定了众多的条条框框，称为“臣道”。这种理论发展到极致，就成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这一系列的思想，都可以归结为从董仲舒开始发展起来的三种观念：“三纲五常”“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这些思想，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历代统治者所维护和提倡，起着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同时也维系着中国封建社会异乎寻常的稳定性。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权神授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源于《尚书·洪范》，孔子作《春秋》言灾异述天道，到西汉时董仲舒据《公羊传》集天道灾异说之大成。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天人感应处在宝塔最底层的是广大的黎民百姓，他们作为整个社会的底层和被统治层，处于整个统治秩序的基础部位，以自己的坚忍承受着统治阶层的压榨与剥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朝代更迭，广大百姓用自己的累累白骨把新的君主扶上了帝位；社会发展，他们又用自己的辛劳和勤勉创造着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并给帝王及其家族提供着维持其豪华生活的奢侈品。百姓的力量是弱小的，但超出了他们的限度，爆发出来的破坏力又是惊人的。历史见证着这种变革的力量，这使得历朝的帝王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敢轻易忽视民众的力量，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成为贯穿封建政治思想的一条红线，至今仍对现实政治起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民本思想我国传统的民本观念是相对于君本（国本）、官本而言的，其原意是指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而提出的一种统治观，其基本思想主要表现为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等。“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重民贵民。“敬天保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立君为民”等古训表现出对民众的重视。其二，爱民仁民。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的爱民思想。其三，安民保民。《尚书》中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虽然存在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但“民本”思想中却揭示了深刻的执政规律，并发挥了客观的历史作用。其一，顺应了民意、约束了专制权力。其二，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持了国家稳定。其三，加强了文化认同、巩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国家统一。由于统治者的欺骗性宣传和御用文人的粉饰美化，这种专制的统治秩序很少受到质疑，上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下到广大的民众，他们大都认同这种统治秩序，甚至把它视为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天理”。随着封建社会一步步走向衰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萌芽，经历过明清之际社会剧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古老的封建制度“已居不得不变之势”（顾炎武），于是他们怀着痛心疾首的悲愤，掀起了一个思想上的反思和批判的高潮。黄宗羲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对专制政体的诸要素做了系统的反思与批判，表现了早期民主思想的萌芽。在《原君》一文中，黄宗羲首先考察了君主的起源，指出君主的职责在于为天下人兴利、释害，君主与天下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在《原臣》中，他颠覆了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指出“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提出君臣之间应该是互相配合的关系。吴兢的《贞观政要》体现的是君主专制框架之内的治国之术，唐太宗作为一位开明的君主，能够广开言路，积极纳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君主一人专权可能产生的弊政，为中国封建社会盛世局面的开创奠定了基础。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在封建社会末期，进步知识分子跳出君主专制的框架，对君主专制体制所做的清醒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