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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治理国事。其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付诸实用。其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经世致用思想源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孔子曾深有感慨地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学以致用是最重要的。如果诵读《诗经》，却不会处理政务，不会开展外交活动，那么，读得再多也是没用的。他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也就是把对伦理道德的实践看得比知识学习更为重要。北宋以后逐渐形成的实学思想，始于二程（程颢、程颐）。他们发挥了孔子上面的论述，主张“穷经，将以致用也”（《二程遗书》卷四）。南宋时期浙东学派的吕祖谦极力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理学的空谈之风。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更是猛烈抨击义理之学，提倡以适用为主的经世思想。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因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傅山、颜元等人的提倡，蔚为大观，形成了一股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社会思潮，发出了“高论百王，不如宪章当代”（徐孚远《明经世文编序》）的呼喊。这些学者有感于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深切意识到徒讲义理的书生不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因而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钻研经书要与研究当代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在阐释古典经义的同时，升华出自己的社会见解，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进而改造社会。他们在政治上反思或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在经济上反对土地兼并，在教育上抨击科举考试和八股文，在哲学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成为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朱舜水（明末清初）把经世致用思想概括为“经邦弘化，康济艰难”八个字。这种社会思潮，经魏源、龚自珍延及近代的张之洞、梁启超，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救民精神。《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十七世纪中叶我国知识界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日知录》是一部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全书一千余条，文字最长的五千多字，最短的只有九个字，可见其不拘一格的写作风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于《日知录》一书，原文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积一生学力著成的史学论著，凝聚了作者大半生的心血。作者晚年目盲，笔耕不辍，其情可感。章学诚身处乾嘉考据之风盛行的时代，却能独树一帜，力倡史学，重申“六经皆史”的观点，强调史学要经世致用，补弊救偏，认为文人不能修史，主张正史于“儒林”“文苑”之外，应别为史家立“史官传”。他认为，历史著作有史事、史文、史义之分。史事，就是事实；史文，就是文笔；史义，就是历史理论和观点。他认为这三者之中，“史义”是最重要的，是史书的灵魂。《日知录》的作者顾炎武和《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虽然相距百有余年──一位是清代学术开山之祖，一位是浙东史学的殿军，但他们都有着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都本着孔子“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的精神思考问题、著述文章，不为空言，务于有用，以形而下之器，致形而上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