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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兴》《比兴》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六篇，是刘勰对古代诗文创作方法的论述。比、兴是我国诗学的重要传统。“比”和“兴”最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中，被列为风、赋、比、兴、雅、颂这六种诗歌体裁之一。前人比兴之论有很多，但像刘勰这样专辟一章研究比兴者可谓独此一人，因此，比兴篇历来就被人们重视。刘勰的比兴理论是对前人理论的总结，在比兴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勰受郑众的影响更大，他对比兴的诠释，主要是接受了郑众的观点，但又对其有了较大的发展和突破。一、“比”、“兴”的内涵的理解刘勰释“比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比”附“兴”起刘勰释“比”为“附”，“比者，附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亦即通过描绘事物来比喻某种意义，用鲜明的形象贴切地表明事理或物象。即是通过物来打比方之意，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以“雪”比“麻衣”之白，以“舞”状“两骖”之貌。这种比喻，“或方于貌，或拟于心”，因有“附理故比例以生”。“兴”为“起”，即起头之意，“触物以起情”即起头，肇始、引发之意。。朱自清先生曾论证过“兴”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从“关雎有别”想到“后妃方德”，从“尸鸠贞一”想到“夫人象义”，因有“起情故兴体以立”。（二）“比”显“兴”隐“比”是明显地叙事、陈情、明理，“扬言以切事”；“兴”则是隐晦、曲折地寄寓情思、事理，“依微以拟议”，因而要“发注而后见也”。无论比或兴都要依托一定的事物的形象，但形象所揭示的含义则有明显的隐曲或不同，实际上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比与兴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张文勋先生认为：“兴不象比那样与形近义近的事物相比，而是借某以事物的一点含义或特征来引起作者所要抒写的思想。此论可谓领彦和“比显兴隐”之要旨。（三）“比”直“兴”婉“比”是“蓄愤以斥言”，而“兴”则是“环譬以托讽”。比附是怀着愤激的感情有所指斥，起兴则是用委婉的比况寄托讽喻。愤指内心郁积冲动之情，非愤恨之愤。比就是要把郁积要说的情感，借用类似的事实来加以申述。“比”侧重直言得失，“兴”则侧重含蓄讽谏，刘勰之意即在于此也。二、“比”、“兴”的类型1．比的类型“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就是说“比”有喻声、方貌、拟心、譬事四种类型。刘勰又举出八个实例，以宋玉的《高唐赋》作为“比声之类”；枚乘的《菟园赋》作为“比貌之类”，王褒的《洞箫赋》作为“以声比心者”等。2．兴的类型刘勰对兴的分类，不如对比说的那么具体，没有明确指出兴的不同类型。他只是笼统地认识到“兴”皆要有寓意，即“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就是说兴的寄托讽喻，以婉转的措词构成章节，它借以寄情的事物虽然微小，含义却相当深广。兴的类型，绝非是不可分解的，就以诗经而言，就有两句都有寓意，两句之中只有一句有寓意，另一句则是为了“凑韵”引情及两句均无寓意，而全是为了凑韵引情的。三、“拟容取心”说《比兴》全篇的文眼就在于“拟容取心”一句，它是比兴篇的理论核心。正确的理解此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刘勰比、兴理论的精髓。但是对于这一句的解释，可以说其核心在对其中“心”的界定，学者们分歧颇多。分歧一：“容”指客体之容，“心”指客体之心，但侧重于“客观事物所具有的现实特征”，“拟容取心”是指现实表象与现实意义的统一。这一观点以王元化先生为代表。分歧二：“容”指具体形象，“心”指“客体之心”，但侧重于“客观事物所蕴含的本质特征”，“拟容取心”是指“具体形象与“本质特征”的统一。陆侃如，牟世金先生言：“比拟的是事物的形貌，但不应停留在形貌的外部描写上，而必须提取其精神实质。”分歧三：“容”指“客体之容”，“心”指“主观之心”。“拟容取心”是指“主体情思与客观物象”的统一。詹福瑞先生认为：“拟容取心”所讲的正是比、兴中心与物统一的问题。容指物象，心指作者的思想感情，或用心。“拟容取心”就是描写物象来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或用心。下面我介绍一下目前学术界一些大家多这一问题的认识。王元华先生认为“拟容取心”这句话里面的“容”、“心”二字，都属于艺术形象的范畴，他们代表了同一艺术形象的两个方面：在外者为容，在内者为心”。前者是就艺术形象的形式而言，后者是就艺术形象的内容而言。“容”是指客体之容，“心”是指客体之心。拟容取心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塑造艺术形象不仅要模拟现实的表象，而且还要摄取现实的意义，通过现实表象的描绘，以达到现实意义的揭示。王先生把比兴看作一个整体，而且认为“诗人比兴，拟容取心”是刘勰对艺术形象问题提出的要旨和精髓。詹福瑞先生的解释：“拟容取心所讲的正是比、兴中心与物的统一问题。容指物象，兴指作者的思想感情，或用心。他把比兴视为心物交融的问题。童庆炳先生在《文心雕龙比显兴隐说》一文中，强调“情”在理解该命题时的重要意义，并对“容”和“心”作了一个简洁的概括——“容”指的是事物的外在面貌，同时事物还有内在精神，这精神就是“心”，所以要“拟容取心”。结合情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此处“事物的内在精神”与将“心”归结为客体事物的是指或义理的观点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这时的事物，已不是单纯的外在于主体心灵之外的冰冷的客体，它已经融注了主体的情，“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外物在进入主体视野的那一刻起，其实已经烙印上了主体的痕迹，所以，这个时候事物的内在精神，就不仅仅是这个外物自身的义理或实质，它所体现的是浸染了主体情思的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拟容取心”之“心”是一个既体现客体因素，也包含主体投射的概念。“心”指向物与人两个维度，将情与物交融于一体。综以上各家观点，我更倾向于从主客体融合的角度理解“心”的内涵。“拟容取心”的确切含义应当是拟客体或外物之容，取主体之心，探讨的是“心、物统一”问题。我认为，不论说“心”是主观心理体认，还是认为它是客观外物的事理，都有失偏颇，这里的心既指涉客观事物的属性义理，也指涉主体的心理体认。张少康先生所言比较中肯，他在其《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中就主张抛开单纯主观心理体认和客观外物事理的角度界定“拟容取心”的方法，也就是说作者之心是借助物象之含义而体现出来的，即“取心”则主要是取作者所寓于所拟之容的心。当然作者之心是借外物象之含义而体现出来的，物象中所包含的现实意义虽有它的客观性，但在文学艺术中，他是作为作者意图的体现者而出现的。”这样一来“心”就成为一个既指涉客观事物属性义理也指涉主体心理体认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