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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文明代诗文分为前后两期前期：1368-1572后期：1573-1644前期诗文：宋濂、刘基和高启明代诗文总体上来说缺乏生气和创造性。明初的这些作品由于反映了深刻广泛的现实，蕴含着作者深沉的情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堪称是明代诗文最繁盛的时期。清人黄宗羲说：“有明之文，莫胜于国初”。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江苏苏州人。获腰斩而死高启诗文皆工，众体兼长，是明代才华最为突出，成就最高的诗人。王祎评价他的七言歌行“隽逸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渠，不假雕饰，修然尘外有君子之风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股争夸天下壮。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官阙何萧萧！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高启主张诗歌创作要学习汉魏晋唐，兼师各家之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他“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台阁体”“台阁体”出现于永乐、弘治年间。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台阁体指以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诗文创作风格。这种诗歌，“颂圣德，歌太平”，以对皇帝的阿谀奉承和道德说教为主要特点，内容大多比较贫乏，缺乏真情实感，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于谦于谦是一位可与包拯、海瑞同垂青史的清官。于谦是一位与岳飞齐名的英雄。茶陵诗派崛起于成化至弘治年间，以李东阳为首。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宗法杜甫。“前七子”兴起于弘治年间。“前七子”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中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的文学群体。“前七子”打出复古主义的旗号，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鄙弃自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诗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矫枉过正李梦阳《再与何氏书》：“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在“前七子”中，影响最大的是李梦阳“真诗在民间”－－李梦阳认为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那些真情流露、天然活泼的民间歌谣。“后七子”“后七子”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继续提倡复古，相互鼓吹，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李攀龙、王世贞是后七子的代表作家。他们认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辞，属辞成篇”，模拟古人就可以了，并且武断地认为散文自西汉以后、诗歌从盛唐以后，都不值一读，把复古运动引到了极端。唐宋派唐宋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文风，既推尊先秦两汉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风格，提倡学习唐宋文，文从字顺，直抒胸臆。主要从事散文创作，极力推崇和提倡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被称为“唐宋派”。唐宋派的代表人物是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其中归有光成就最高，他的散文曾被誉为“明文第一”。归有光的散文能以清淡朴素之笔描写事物，感情真挚，记事生动，不事雕琢，风韵超然。代表作品有《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寒花葬志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虚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鬟，曳深绿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荠熟，婢削之盈瓯，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项脊轩志项脊轩，旧南合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昼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驳，珊珊可爱。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陷井之蛙何异？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合子，且何谓合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合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明代后期文学代表作家是李贽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曾出任云南姚安府(治所在今楚雄州姚安县)知府。李贽向数千年的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开战，极具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是我国明代具有“反叛”意识的思想家。他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封建理学进行批判。他把孔子还原为一个普通人，扯去他的作为一个圣人的神圣光轮，同时认为《四书》《五经》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所以成为经典，无非是后人过分推崇的结果。李贽肯定好色好货是人生的最基本要求。反对“重男轻女”，提倡男女平等，他认为女人的才德不比男人差，称历史上的一些女人是真男子，男子也不如她们。李贽的学说在民间的影响大得惊人。朱国帧《涌幢小品))说：(李贽学说)“最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若狂。”沈铁《李卓吾传》云：“载贽再往白门(南京)，而焦竑以翰林家居，寻访旧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李贽经常受到思想传统官僚和理学家的种种迫害，从造谣中伤以致围攻，无所不用其极。在狱里，李贽吩咐侍者为他剃头，然后取刀自割咽喉，血流遍地，尚未断气。侍者看到他鲜血淋漓，问：“和尚痛否?”李贽已不能出声，以指蘸血在侍者掌心写字作了回答：“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何自割？”李贽又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两天后，李贽在狱中与世长辞。李贽－－中国第一个思想犯“童心说”童心，指儿童的心灵情感。李贽解释“童心”为“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由人的自然本性所产生的未经假饰的真实情感。童心就是“真心”。具体到文学创作上，他主张为文要感情真挚，“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认为只要有“童心”，就可以写出天下最好的作品。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袁宏道又倡为“性灵说”。公安派兴起于明代后期代表人物是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他们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故称公安派。其中袁宏道名气最大，是这一派的领袖。公安派反拨前后七子的文学理论，要求文随时变，反对盲目尊古。袁宏道明确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从创作观来说，公安派认为诗文创作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文学理论的核心－－“性灵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具体到文学创作中就是强调作品要表现作者真实的个性化的思想情感，反对创作时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和各种形式的模拟。只要做到这一点，即使作品有不足之处，也是值得赞赏的，因为“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公安派还进而肯定了人们“性灵”中蕴含的各色各样个人情感与生活欲望的合理性，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提倡“任性而发”，真正体现“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钟、谭均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从各方面加以修正。竟陵派看到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观裂帛湖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谭元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