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政府关系的模式以及选择逻辑

媒体与政府关系的模式以及选择逻辑关键词：媒体独立,知情權,監督我们现在讲媒体与政府关系的模式，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很多古代的事，古代虽然没有媒体，但是有类似于媒体的职位和人员。我想先讲古代，然后来看看现在的媒体，从理论上思考一下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中国古代没有媒体，但是有一些人、一些职位发挥了类似于现在媒体的一些功能，比如史官，还有明朝、宋朝中的言官。史官嘴巴不说，用笔把历史记下来。媒体一写，官员怕把自己什么事写进去，史官也有这个意思，史官一写，皇帝啊大臣啊，都有些害怕，把臭名远扬。古代没有媒体，但是跟现代一样，也有各种各样的谣言，古代有一种谣言，就是童谣，是妈妈哄孩子的时候，孩子要睡觉或者是孩子要学习语言的时候父母教给孩子的，有的是顺口溜。其中一些也能起到媒体一样的作用。还有一些是舆论，皇上很在乎舆论的。舆论的口碑好和不好差别非常大，比如说纣王在喝酒，纣王喝酒肯定是酒肉之徒，但是文王喝酒了，我们一起喝就是与民同乐，这和文王口碑好、纣王口碑太差有关系。实际上现在也是一样，古代有些皇帝口碑好，干啥人们都信任，好色也是风流。有些官员口碑不好，好色那就是流氓成性了。政府在媒体当中的口碑好还是不好，实际上也与政府和媒体之间关系的有关。具体来讲，古代史官有一个理想，君举必书，皇帝一做什么说什么，都秉笔直书，写下来，最早的史书皇帝国王都不能看，万一让他看你把我写得这么坏就要杀你了，后来皇上忍不住说我看看，说你不给我看，我杀了你，结果史官记下来说，皇上要看记录，不给他看就要杀我。皇上无可奈何。史官在古代是继承制的，经商的经商，种地的种地，当官的当官，史官也是继承的，爷爷当史官，儿子当史官，孙子也当史官，爷爷被杀掉了以后，儿子也一定要向爷爷学习，秉笔直书。古代设史官，有点像现在的媒体记录真相。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有很多可信的地方。司马迁是其中的代表，为一个大将说好话受了宫刑，忍辱负重写了《史记》，里面的本纪写得都挺好的，有一个本记是写汉武帝的，那个皇帝很厉害，好像是文攻武卫都做得很好，但是汉武帝这个人有一个不好，喜欢装神弄鬼，到处去求菩萨之类的。司马迁把他好的地方都没写，把他装神弄鬼的都写了，这是古代的史官的一个代表。古代的史官分两种，一种是把起居都记下来，包括阎锡山都有起居记录，还有一种是专门整理前朝的历史。皇上后来慢慢觉得光是史官这么记下来，作用不大。怎么办呢，他说我要设言官，分两种，一种是监官，专门负责监督，监督文武百官。一种是谏官，专门劝告皇上。魏征是谏官的代表，有一次李世民说这个人太不给我面子了，要杀了他，长孙皇后说这个人你不能杀，杀了就显得你有问题。后来魏征一共谏了二百多回，李世民拿他没办法，自己也得了一个从谏入流的美名。监官主要是御史对文武百官进行监督。谏官，皇上的话说出去的时候要经过他审查，不可以发的发不出去。言官在明朝时候最多，有二百多人，但品位和级别很低，一般都不会很高，七品、五品顶多了，里面有几个官很厉害，像包公、海瑞，他们一说话很多官员就要遭殃了。谏官在明朝的时候皇上是真杀的，一个谏官说皇上这个事不能干，皇上不高兴就被拖出去打、廷杖，有的人被打80棍，痛苦得很，但没死。有的人被打160棍，就被打死了。据说言官纷纷以此为荣，打得屁股烂掉了，走路都摇摇晃晃，这才是英雄，当时即使死了都没有遗憾，皇上你就成全我吧，把我打死算了，言官们前仆后继，搞得皇上一点办法没有。皇上如果不打，又不听谏官，谏官只好就自己撞死了，皇上你不打我，我就撞死在你面前，明朝基本上是这么过来的。这是古代的言官和皇帝，明朝的时候，集体跪谏二百多号人，皇上说凭什么管我的事，我是皇帝还是你是皇帝啊，言官们说这样不行，皇帝要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万历皇帝老不上朝，所有的言官都在那跪着，皇上出来吧，你不能这么懒惰，万历不得已也只好出来一下。当时的言官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朝最著名的在野言官是东林党，他们议论朝政也形成了潮流，东林党就是考不上科举的那些人，又有点水平，又喜欢辩论，没事就议论半天，朝廷也没有当回事，在当时相当于口头媒体，只是没有现场直播，但是口口相传，也有作用。要是像有现在的电视媒体，这帮人的舆论作用应该更大。在古代，也可以看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往往是童谣来论证这个朝代为什么灭亡，看到一个妃子唱歌，梨花盛，桃花衰，谁唱的，满大街小孩都这么唱，皇帝说那及时行乐算了，本来想勤政，勤政看到二百多个奏折都是造反，看来天数已定。童谣对皇帝的影响非常大，基本上决定了一个朝代的命运。现代舆论也是一样的，像卢武铉的命运，实际上是媒体纷纷追踪报道，让他没有办法，无言以对，卢武铉上台是草根起家的，穷到乌鸦跑到他们家一停，饿死了，那么穷，根本没钱上大学，他就考司法考试，六回没有考上，第七回才通过。卢武铉没有上大学，是不是对我们上大学的人很有影响，韩国人认为卢武铉还是很有学问的，因为司法考试非常难考，只要考过了就相当于大学毕业了。卢武铉在韩国是平民总统形象，上台以后反对贪污腐败，反腐倡廉做得非常好。一直到现在晚节不保，检察院一问他问了九个小时，问他贪污多少钱，他承认我儿子500万，还有100万老婆的，总共有600万，卢武铉最后估计有点抑郁，问卫士要一根烟，卫士说我没有烟，要回家去拿吗？结果他就跳下去了。卢武铉原来口碑非常好，现在变成口碑非常差，而且路人都在说卢武铉这个人不行，他就跳楼了，这就是口碑和童谣的作用。我们总结一下，古代虽然没有媒体，实际上它有很多东西，古代的政府表现为皇权，皇权越盛，越需要史官、言官和口碑，没有口碑就会很不舒服。皇帝会微服私访，皇上说我们与民同乐三天，首都人民免费喝酒三天，唱歌跳舞，载歌载舞，他是与民同乐的心态，他觉得这么一做老百姓都很高兴，但是发现老百姓一边跟他喝酒，好像心里很不舒服，他觉得这就有问题。古代皇权越盛的时候，越需要史官把他的政绩记录下来，包括言官，有名的皇帝，亡国之君，谁去见他，把他杀了，赵高指鹿为马等等。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奉命直书，奉命直谏，奉命说真话，用血的代价捍卫皇权，而自己走向黄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和现代社会不一样，古代在皇权面前实际上是缺乏权利保护的，在古代实际上是以生命的代价赢得史官言官的独立自由和平等，使得中国古代的史官、言官载入史册，也使得儿童的歌谣取得成年人为改朝换代获取合法性论证的逻辑，也是口碑的力量源泉。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也不同。有个小孩出生在美国，爸妈都是中国人，在美国长到三岁，英语说得非常好，中国话说得非常不好，父母要让他学中文就把他送到中国，结果上幼儿园骂人也只会用英文，中文一句话也不吭，说你让我学中文我都不会，小朋友说话我都听不懂，父母就让他看电视，我们的电视最字正腔圆的节目是新闻联播，播音员的样子也很好，还有我党的领导排着队出来，结果看了三天，爸爸妈妈问孩子，你看了三天最好的节目，有什么心得，他说那个人是谁，他老演电视剧，家长说他们是你爸爸的最高领导，小孩说他出事了吗，家长问他为什么说他出事了，小孩说我在美国看克林顿，如果连续三次上电视，就出事了。在西方媒体新闻节目上如果连上三回，而且都是头条，这个人肯定出事了，我们不一样，我们连上三个头条不是出事，而是有重要活动。这是一个比较，从比较的媒体角度来讲，中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媒体位置是不一样的。后来说我们的媒体也要搞改革，以后我们领导人没事不要出来，不按照排名来出，按照事情大小来出，迎来送往不要去了，接见外国领导不要上电视了，显得我们客人很多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样一搞我们就乱了，二号领导出来了，第一名，一号领导几天没有重要事情。过几天，三号领导出来了，经过一个月的改革以后，三十天下来了，最后谁没出来，一号二号三号都出来了，四号，五号，六号都没有出来，海外媒体就说中国领导分成两派了，还有猜测说某个领导跟某个领导关系不好，原来张三出访李四送，忽然发现他们俩一个出访不送了，另外一个回来的时候也不接了，因为媒体没有报道。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媒体即使要搞改革，你会发现我们现有的体制，包括排名制和新闻媒体的节目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改了，地方领导会觉得现在谁是一号领导，搞不清楚了，到底听谁的。但是在美国好像不需要通过新闻去看听谁的。我们现代的媒体，从现实角度来讲，政府媒体应当是政府的喉舌，英国的BBC、议会频道，美国一些公共媒体也是政府的媒体，代表政府立场。政府的媒体发布信息、宣传政策都没有问题，但是它是垄断的地位，缺乏深度宣传，缺乏言论。而市场中的宣传，服务对象是市场，需要吸引更多的读者和争取更多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通过广告来养，这种媒体我们国内还没有。美国它要放一个电影，至少要放三个小时，头半个小时不做广告，吸引你看，这个电影你看个半小时，看出味道来了，每隔十分钟就做一个广告，本来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最后放了三个小时，你不要广告就要花钱就要电影院去，不花钱就看电视，但是要看一个半小时的广告，这个我们肯定做不到，电视上天天是广告肯定不行。BBC是没有广告的，基本上是政府花钱，市场的钱很少。政府这时候是顾客之一，选择性的，有的时候尊重政府，为了生存空间，有的时候对政府穷追猛打。另外一点，政府对媒体的利用与媒体业本身的发展。媒体作为一个政策的新的工具，作为一个政府组成部分有一个麻烦，媒体比较死板，不活泼，实际上影响它的利用价值。只是发布信息，你老是这样说，你特别听话，但是好像政府觉得也不好用。有的时候说你还是离我远一点，我更容易发挥积极作用。媒体业的改革和发展，实际上需要多元化的发展，市场化了以后你会发现十几年前，正如张洁刚才所说的中央电视台走向受众，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改革，包括大型媒体，像环球时报头版头条说台海战争立即爆发，头条就说台海经济紧张，美军怎么样，战略发生重大转移，小报的标题它可以做上去。大报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但子报可以跟市场化有关系，多样化发展，跟受众连接在一起的，形成了独特的风景线，电视台，湖南电视台本身所做的边缘的娱乐节目，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很多规则的演变是靠问题提出来的，对于一些政治类的报道，媒体想改革但是后来又改回去，改不动。一号二号三号排名不出来会出现政治认知的混乱，但是在重大事故和媒体的充分自由报道的时候，这个观念完全变化了。非典的时候没法不报道，充分报道了以后，政府形象改善了，应对危机消息发得特别完善，如果没有媒体，不可能第一时间如在两小时之内把消息全部发出去，几分钟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奥运的报道也是一样，非常全面，树立了世界对北京的信心，让全世界都跑到北京来做生意。以前基层政府看《人民日报》，现在看电视，看其他所有媒体的消息，以此获得自己的信息，非典的时候没有办法开会，以前要传达政令，布置工作，就把大家找来开个会，回去各自深刻领会，再开小会贯彻。非典的时候开会都开不了，所以必须通过媒体来搭建一个平台。在媒体面前人人平等，2003年的非典，政府自己不仅得有媒体，而且要主动公开信息，政府信息公开就提出来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我们自己的媒体充分报道了，媒体形象、国际形象都提升了，争取的各种各样的款项也多了。为什么国际捐款那么多，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汶川的地震，包括香港捐那么多钱，包括台湾人也捐钱，后来有人总结说中国的媒体做得好，一线记者拍了那么多照片，大家知道需要什么就捐什么。2008年奥运会也是充分报道了，记者到哪去都可以，一下子改变了中国政府在全世界的形象，你去全世界看，没有人说你们国家的奥运会搞得不好，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如果是统一报道，由某个新闻机构报道，肯定是做不出来的。这几大事情，当然还有其他事情，重大的危机性事情，促使现有的政府和媒体之间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的变化就是越让媒体自身去发展，越能体现它的价值，越能够体现政府治理的价值，对解决问题越有用。我们来看一下，假定它是一个理论上的关系，媒体和政府到底有什么关系。从时间上看，媒体和政府有很好的合作，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别人会忽略，为什么媒体和政府关系特别好。出现互联网，用互联网给你补充很多信息，这个信息是这样，那个信息是那样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媒体和政府有可能会出现对抗的关系，一般来说政府是强势的，媒体是弱势的，媒体赢得正义，赢得市场，或者被消灭。媒体作为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