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浅论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以中国为例内容摘要：媒体和政府的关系向来错综复杂，说不清道不明，很耐人寻味。不同的国家，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本文旨在简要说明一下媒介和政府之间的几种关系，然后以中国为例，着重探讨一下中国媒介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再进一步阐明现代媒体与新型政府之间应该达到“”这样一种和谐的关系。如果真能达到这样，那么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更繁荣昌盛，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加的美好。关键词：媒体政府和谐的关系是有了媒体之后才有政府，还是有了政府之后才有媒体，或者还是二者是一起诞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像是在问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没有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政府和媒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是谁先诞生的，双方谁都离不开谁。媒体就像是政府的小情人，时而乖巧妩媚，对你言听计从，千依百顺，时而怒目相向，对你百般苛责，令你难堪。但是这些都不是和谐、理想的关系。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媒体和政府之间和谐的关系我觉得应该就像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双方相互尊重，互相帮助，举案齐眉，互补干涉，相互监督，共同进步。政府和媒体是相互依赖的。政府需要媒体来帮助自己把握舆论的方向，控制民众的思想，而媒体则需要政府的帮助和扶持才能不断发展。媒体如何会有这么大的魅力能让政府依赖？关键就在于媒体的影响力，简而言之就是媒体的力量。媒体是一种政治思想的宣传教育工具，还可以用来作为社会沟通的渠道和途径，也可以运用舆论监督的方式，来推动民主、法制建设，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随着半导体技术、海底电缆、喷气式飞机、卫星通讯、光缆、ＶＣＲＳ、ＶＣＤ、ＤＶＤ、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无线上网等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体的内容传播出现了多种新形式。现代媒体是国际政治斗争角斗场上不容忽视的一种力量。特别是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现代媒体对时间的报道、传播深深地影响着公众对事件和相关问题的理解与判断。现代媒体不仅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而且还有能力通过事实和信源的选择及有倾向性地提供信息和观点,影响公众在某个突发性事件或重大问题上采取的立场。现代媒体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现代媒体带来的海量信息给人类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知识的爆炸。这种知识的剧增是否削弱了人类理性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从而破坏一个有效的政府乃以生存的基础——公共智慧？现代媒体制造的是即刻的公众情绪、即刻的公共舆论和即刻的公众压力。这些力量使决策者们再设计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重大决策面前，没有思考的时间的空间。媒体对公众重要的影响是激发情绪，并对政府决策带来严重后果。比如，在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正面报道赢得了公众对政府的高度支持；而媒体对美国侵略越南的负面报道使公众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出现低度支持。同样都是非正义事件，但是经过媒体的干涉之后，黑的也能变成白的。这就是媒体巨大力量的一个具体体现。在两个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或面临潜在的重大冲突时，电视、电台和网络媒体24小时实时滚动报道，使媒体本身变成了“一种力量的放大器、一种向对方施放信号的方法和工具”。在现代媒体下，受众有对信息回应和交流的渠道，公众不再仅仅是新闻事件和外交谈判的观众，而且还可能是事件解决、决策形成和谈判的参与者。一个政府要想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影响和赢得民意，需要利用和开发现代媒体带来的软资源，制造舆论，设置议程和框架，从而形成自己的软力量优势。如果不能适时地调整到现代媒体的舆论环境下，这个国家、政府或党派组织将在舆论和民意上处于劣势。美国政府吸取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在美国与国外发生冲突时，美国政府特别注意培养一个支持政府的现代媒体环境，比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美撞机等。面对现代媒体带来的新环境，中国需要调整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实施的宣传战略。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要学会利用现代媒体新环境，争取公众和媒体的支持，制造一个有利于政策形成和实施的支撑环境。在重大事件结束后，要勇于客观地评估新闻媒体的传播效果：是否赢得了目标受众的支持，是否赢得了潜在支持者的支持，是否赢得了中间立场受众的支持，如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调整未来的媒体战略等等。媒体早已显示出它强大的力量，政府对这种强大的力量也非常重视。1841年，普鲁士政府为了控制媒体，从而控制人们的思想，控制舆论走向，于这年12月24日颁布了新书报检查令，以替代1819年10月18日起生效的旧书报检查令。新书报检查令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新时代由于国王的恩准即将到来。其实这只不过是普鲁士政府的一个伎俩，用来迷惑人们，以便继续控制媒体，控制舆论。马克思为此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从政治上分析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和普鲁士书报检查立法的性质，从而揭露新书报检查令的虚伪性。这是马克思撰写的一篇政论文章，从此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政治活动与新闻工作生涯。这一时期普鲁士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剑拔弩张，二者针锋相对，可谓是针尖对麦芒。政府不断出台控制媒体、反对新闻自由的政策，然后媒体就对政府反击。“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那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最主要的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支黑色的花朵。”这是马克思用优美的笔调来反驳普鲁士政府的这一政策的荒谬和虚伪，批判的淋漓精致，语言还如此唯美，让人不得不叹服马克思的思想的睿智。当媒体和政府关系紧张的时候，政府的政令不能下达，民众的民意不能上传，媒体的中介桥梁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影响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在袁世凯上台之初，由于民主共和思想和言论出版自由理念的深入人心，新闻界十分活跃，“有冠之皇帝大限告终，无冠皇帝炙手可热”。刚刚平息的《中华民国暂行报律》之争，不仅反映了当时新闻界的强烈愿望，还显示出了新闻界的强大力量。鉴此，袁世凯不得不故作姿态尊重新闻自由的姿态，甚至推出一些保护新闻自由的举措，如在国务院特设新闻记者招待室、每天由国务院秘书长亲自出面接待等。但是，在袁世凯的统治地位稍稍巩固之后，他就开始以总统、中央政府以及其组成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以钳制舆论、阻碍报业发展。进入1914年后，随着袁世凯统治地位的巩固与加强，袁世凯政府开始制定与颁布对新闻界实施全面管制的专门法律。4月2日，《报纸条例》颁行，不仅把《大清报律》对报刊的禁限条款悉数照抄，还从1909年颁布的日本《新闻纸条例》等外国报律中搬来了许多新的禁限措施。12月5日，《出版法》颁行，不仅把《报纸条例》中的限禁规定推而广之到所有的文字、图画等各类出版物，而且在报刊的创办及其条件方面更为苛刻。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百般扭曲的民初新闻法律制度，其特点有以下三点：一，在形式上采用自由新闻体制。二，带有浓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三，滥用军法，唯军阀意志是从。袁世凯不仅扭曲和破坏孙中山建立起来的自由新闻体制，还对一批民主革命立场坚定的政党报刊以及其他政治性报刊进行大肆迫害与摧残。1912年6月，袁世凯指使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出面，派出军警200多人，包围、打砸北京《中央新闻》，绑走该报经理、主笔等工作人员11人。8月，袁世凯政府通过法国驻华公使，指令天津租界当局，将《民意报》逐出租界。上行下效，各地反动势力也开始对革命、进步报刊进行迫害与摧残。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较之民国元年的500多家锐减300多家，北京的上百家报纸也只剩下20余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癸丑报灾”。在中国，政治制度决定了政府和媒体之间只能是密切的伙伴关系。只有二者和谐共处，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