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主家庭的悲惨人生

一个地主家庭的悲惨人生2016-08-13赵旭采访整理我叫胡天民，生于1937年，原籍是甘肃省古浪县泗水区上包坝胡家炉院村。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里干活，放牲口，圈养牲口，给牲口喂草料，或是将牲口赶到涝池去饮水，还帮着大人们牵着牲口拉着石磙子碾场等，十分劳累辛苦。但是农村的艰苦劳动锻炼了我的身体，磨练了我的意志，也让我身上一直保持着农民勤劳朴实的精神。我爷爷弟兄二人，大爷爷叫胡振德，我爷爷叫胡振声，一生以务农为主，都不识字。我爷爷忠厚老实，勤俭持家。他非常能吃苦，除了带领全家务农以外，夏季兼做祖传翻砂生意。开设炉院，铸造犁铧，有时还铸造火盆、鏊子、车轴、大钟等。由于工艺精良，远销古浪、武威、天祝等地。到了冬季，不论风雪严寒他亲自挑担走村串户，为人补锅，赚些收入。爷爷有五个儿子，大儿子胡文焕、二儿子胡文秀、三儿子胡文炳(占宪)、四儿子胡文理、五儿子胡占援。我父亲就是胡占宪(文炳)。爷爷为了这个家庭一年四季走南闯北，遇到过许多事也接触了很多人，深感没有文化的困难，所以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只要儿子愿意学习，他都全力支持他们努力求学，学科学学文化。这样大儿、二儿、四儿在家务农，三儿、五儿由于爱看书，他都全力支持进行学习。大儿子文焕特别能吃苦，到古浪断山沟种山坡地，虽然是靠天吃饭，但遇雨水多的年间，收成很好，几年下来粮食积攒几十石，于是到柳条河买地修房，另立门户，家业发展很快。三儿子胡占宪(文炳)和五儿子胡占援都毕业于当时在武威的省立四中。我父亲胡占宪生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85年)，从小聪敏好学，劳动之余常毕恭毕敬去向地方上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求教，问字求义，学习古文。他平时苦练毛笔字，背诵精句名篇，功夫不负有心人，于光绪末年考中秀才。后来进入省立四中这种洋学堂，虽然以前数理化英语从未学过，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勤学苦练，博闻强记，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如期毕业。父亲从省立四中毕业后，当时在地方上就算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才。民国初年，他通过县政府在家乡修建学校，招聘教师，创办了古浪城关小学，他自任校长、校董。民国十年，他又创办了古浪土门小学，自任校长、校董。民国十六年(1927年)，父亲回到我家邻村严家湾教私塾。农历四月古浪大地震，当时父亲正在学校，他匆匆赶回家抢救被压的家人。我的前母邸氏就是这次地震被房屋压死的，她死后留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子女。民国十八年(1929年)，家乡又发生大饥荒，父亲弟兄几人大约于这时分家各立门户，自谋生路，每人分得祖地三石六斗(约54亩)。民国二十年左右，父亲又在古浪县泗水创办小学，任职一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父亲在地方群众的强烈推举下，当选了二区泗水区区长，但干了一年就辞职回家务农。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奋且很会料理家务的人，除了种植粮食以外，在亲朋的帮助下发展养羊，逐年成群达到一百多只。而且家里添买了母马，下了骡驹，由于操心得当发展较快，骡马有了七八匹。家中饲养耕牛，也达到了十多头。这期间他又增买了二三十亩土地。还增加了铁、木马车，这些马车为家里拉土运粪，拉运麦捆、糜谷捆。后来家里又扩建庭院，增盖房屋，共有十多间房子。还有一个果杏园子。我们家逐步兴旺发达，就是凭全家人的勤劳节俭和合理安排发展起来的。这在只有十多户人的小小村庄就是一个非常扎眼的富户人家。父亲为人磊落，学问好且写着一手好字，在古浪县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他常常给人们写对联、匾额、作文纪传、祭祖敬神。他不爱做官，诲人不倦，一生为地方兴教育，办实业，于1947年9月病故。父亲去世后，我们弟兄几个有的还年幼，有的年轻从未管过家事，家庭失去了顶梁柱，于是家中的担子就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我母亲张氏生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母亲的小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舅张生值比母亲小十六岁，由于外祖父、母相继去世，其他几个舅舅在逃荒中死亡，他成了孤儿，母亲就将小舅舅从小接到我们家来与我们全家一同生活。我们弟兄五人小时候都和小舅舅很亲，他常常领我们一起玩耍。小舅舅成年后就在我家里做活，到了成家年龄，父亲托人将小桥堡刘家姑娘介绍与其成亲，结婚后小舅舅仍然和我们一家生活。父亲去世后，小舅舅家人口也多了起来，于是在1948年另起锅灶搬到了我们家房子张家院里。1951年土改时，小舅舅家分了土地、牲口，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资源。后来小舅舅一家入了农业社，下苦力，挣工分，收入微薄，生活过得很是艰难。1958年大跃进带来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大灾难。几年的饥荒，小舅舅身体已非常虚弱，有一天到了磨房勉强抬开小石磨的磨盘，扫了些残留的麸皮充饥，又到树园子里捋一些树叶吃上。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又被队里派去犁地，犁了不多一会儿，回家的路上天下小雨，上一个小坡时跌倒后抬回家就再也没有醒来。我有亲弟兄六人。大哥胡登甲，前母所生，后来在山区另立门户。我母亲生了我们弟兄五个。二哥胡仁民，1922年生，小时在家放羊，上学较迟，上学后读完小学读中学，读完中学读大学，1947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学习美术专业;刚进校由于父亲病故在家休学一年，复学一年后又到古浪中学任教导主任一年，中学撤消后，又去复学，因休学原因1953年才大学毕业。三哥胡先民，1926年出生，性格开朗，从小活跃好动，聪敏有志;1944年考入武威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青年军;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哥回到古浪县老家，在县办中学当教务员;因为三哥操持家务较多，土改时25岁的他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四哥胡泽民生于1929年，五哥胡信民生于1931年，他两人都从小在家务农。我们家由于父亲的勤俭持家，带领全家老小发愤图强使这个家庭逐步兴旺发达。而我们家的败落也是从父亲去世开始的，1949年上半年，母亲当时还未从父亲突然离去的精神创伤中出来，我们家就连遭两次土匪抢劫。1949年正月初九那晚，村里的人们准备闹社火，在涝池边击鼓打钹，好些大人小孩热闹了很长一会才散，各自回了家。我家院里人们刚刚入睡，突然院里的狗一起狂吠猛叫，房顶被踩踏得噼啪咯吱乱响。紧接着匪徒们有的翻越院墙，有的踩着厕所矮墙下房，他们野兽似的扑进院子，踹开各个房门，闯进屋子。土匪们绑住仁民哥，准备烧烫要物，可趁土匪们找柴生火之际，他挣脱逃出，叫来邻近村庄的人，大声呼喊将土匪吓跑了。我家第二次被抢劫是在旧历六月的一个晚上。这一次土匪将母亲衣服脱了绑在屋檐下的柱子上，烧红铁锨，在她的身上烧烤，逼着要金银和鸦片烟。但我们家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母亲惨叫时，土匪们又将我这个十岁刚过的孩子往火堆里推，并对母亲说：“赶快说，要不说，就把你娃娃推进火堆去烧死……”就这样，不断地把我推过去，又拉过来，威胁我的母亲。这一次，是登堂哥跑出去后叫来周围几个村子的人大声喊叫，土匪们由于人多又有枪，并没有像前一次仓皇逃离，而是继续惨无人道的烧烫母亲，还把我继续往火堆里推，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快到鸡叫时才逃离。母亲这次烫伤在炕上躺了两三个月，身上脱了好几层皮才慢慢痊愈的。我们家乡土改是在1951年冬天。我们家虽然父亲去世后，家庭逐渐败落，但在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村里就有些显眼了。由于划成分时将我小舅舅张生值算成了我家的长工，这样我们家就被划为地主成份。我母亲张氏和三哥胡先民被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母亲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后，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一个小脚女人被批斗时，站在地上时间长了站不住，蹲下来又不许，吼叫声，辱骂声，威胁声，恐吓声，接连不断。就这样斗争，加之三哥先民被逮捕关押，判刑劳改，母亲常常以泪洗面。1953年，母亲最得意的儿媳二嫂生孩子时胎盘未下，因没有人来接生，更没有住院的条件，不幸身亡。这对母亲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由于接连不断的打击、摧残、忧伤、痛苦，再加上饥饿和过度的劳累，使她精神恍惚，身体每况愈下，1957年坚强的母亲再也撑不住了，一病不起，到七月不幸离开人世，结束了她年仅54岁的苦命。三哥胡先民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后，遭受多次打骂批斗，土改结束时被逮捕关进了监狱。他在泗水宣判会上陪过被枪毙的死刑犯卫克明的杀场，从此失魂落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后来三哥被判刑三年，在劳改队修铁路，从甘肃省榆中县境内一直往河西走廊西进。刑满后就业一年多，于1956年春季释放回到家中。回到家中后，因为是地主分子加劳改释放犯，在生产队里干最苦最累的活，还挨批挨打，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1958年县里大修曹家湖水库，劳动强度太大，劳动时间又长，加上吃不饱，大部分人实在忍受不了，有人就在附近的十八里堡的邮箱里放了个纸条，反映了这种情况。开邮箱的人发现后，立即将纸条交给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门马上就当反革命事件调查。到附近学校对照老师、学生的笔迹，查不出来就扩大范围来查。因为我先民哥是地主分子，而且有文化，调查不出来就硬说是他写的。其实我们家离水库有40多里路，离十八里堡也有30多里路，他根本就没到水库劳动过，与他毫无关系。审讯时他觉得莫名其妙，坚决否认。于是，公安部门就召集群众对先民哥批斗打骂，逼着他承认。因为不是他做的事，再批斗，再打骂，他也不能承认。那个时候对于先民哥这样受冤受害的事情举不胜举。1960年大饥荒降临，地主分子更是雪上加霜，饿得难以忍受。他不知从哪里听说，兰州阿干镇煤矿招收背煤的临时工，为了求生他抱着幻想到那里去应招。他在队里的另一处地方——离我们村十多里的断山沟劳动，请假说到韭菜冲(隔一山沟)侄子家去。到韭菜冲侄子那里住了一夜，要了侄子胡维才的一件破衣服，第二天一大早翻山越岭，到古浪县火车站扒上拉煤的火车去了阿干镇。到了阿干镇打听情况时，他被当地派出所审查出地主分子身份抓进了看守所。三哥被关押后，天天被押去强制劳动。此时已到了冬季，天气越来越冷。他没有棉衣，只穿着几件破单衣，冻得实在忍受不了，就给在兰州一中上学的我写信，要饭碗，要破绒衣。在当时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我自己穿的破衣烂衫非常单薄，只是心急如焚，怎么也找不到破绒衣或破棉衣，只找了两个小饭盆送到八里窑看守所，等犯人们收工后通过看守的人送了进去。三哥收到小饭盆后，写了“收到搪瓷盆两个”的收条传了出来，但我未见到他本人。不多久，三嫂就接到通知，人已经死了。亲戚们私下推测，年仅34岁的三哥是冷冻、饥饿、劳累、病痛，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含冤而死去的。三哥去世后，三嫂带着两个可怜的女孩改了嫁，因为地主家庭的黑帽子会影响他们的一生。二哥胡仁民1953年在西北师范学院美术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女子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师，兼任兰州市中学美术教研组组长;1962年调兰州十六中任美术教师。二哥由于家庭出身地主，所以他谨小慎微，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暴中都小心翼翼地过了关。但到了十六中后，他看不惯学校领导的一些做法，多次给领导提意见，得罪了个别领导。1962年因检查女学生卫生，上美术课时给学生看裸体石膏像，被领导抓住把柄，于是对他造谣诬陷，又结合家庭出身，无限上纲。结果被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开除公职，押送原籍农村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二哥当时简直是五雷轰顶，肝裂心碎。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常被押到大会小会进行批斗，受尽了凌辱。他常常忍着饥饿，被派去干农村中最苦最累的活，他曾修过水库、河坝、山地，有时还冒着狂风暴雪夜里干活。每逢过年过节，他被派去给贫下中农扫院子，搞卫生。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他兰州的妻子被别人逼着与他离了婚，带走了孩子，这对他的精神又是一次沉重打击。他在十五年的煎熬当中，冲破重重阻力上访申诉几百次，直到文革结束他才得到彻底平反，回到了兰州，在兰州二十二中任教，被评为高级教师，直到一九八八年退休。复职后他生活有了保障，在美术专业上有较高造诣，作品发表在各地报刊，并多次参加省市画展，被吸收为“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会”会员、“甘肃美术协会”会员，担任“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会甘肃分会”常务理事,于2011年病逝。四哥胡泽民土改时虽未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但因地主出身，在农村里一直按照地主分子对待，哪里活重活苦活脏就往哪里派。1958年大跃进时，他被派到曹家湖水库去劳动，因为长时间劳动，又吃不饱，苦累饥饿难忍，一天他偷着拔了附近人家的两个萝卜，被发现后，开大会批斗又被公安局抓去，押到监狱，后来又送到松山林场劳改。在劳改时他冬天赤着脚，在冰地石渣路上行走。家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