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群众路线

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群众路线【篇一：中共党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中共党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党的群众路线”提出、形成和发展过程初探唐双宁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党的群众路线经过提出、形成和发展完善三个阶段。在提出阶段，“依靠群众”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一大”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是已知的党的决议中最早提到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1928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六大”精神，同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群众路线”一词，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口头表述。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文字表述。毛泽东是对党、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阐述得最早、最多、最为系统、最为深刻并且最努力付诸于实践的党的领袖，这些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讲话和实际行动中。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奠基人”。在形成阶段，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许多著作和讲话中，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以及在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都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七大”第一次明确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观点正式形成。在发展完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对“群众路线”做过阐述和身体力行的实践。“八大”党章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群众路线做了新的概括和系统阐述。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十二大《党章》又增加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由此，“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政治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有完整表述、系统内容、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宗旨”，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此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都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做了丰富和发展。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的“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决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它实质是回答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回答党的正确路线“从哪里来”，党的宗旨“到哪里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讲关乎党的性质的问题，回答的是党的宗旨“到哪里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讲党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问题，回答的是党的正确路线“从哪里来”。“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党的群众路线”大致经历了“提出、形成、发展完善”三个阶段。一、提出阶段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在国际共运史上占有光辉席位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群众”的重要性，“依靠群众”成为大多数早期共产党人的共识。党的群众路线是与党的诞生和发展壮大相生相伴的。党成立前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中就指出，“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对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称之为《庶民的胜利》；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力量的认识。1921年7月，陈独秀给出席党的“一大”代表的信中，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慎重进行发动群众”。“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俄文译稿）》第三条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一大”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提“群众”二字，但“工人、农民、士兵”就是“群众”。这些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群众意识（党的“一大”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召开的，“纲领”也由共产国际的代表帮助起草，目前仅存俄文和英文稿）。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行动纲领。1922年7月党的“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地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是已知的党的决议中最早提到群众的概念和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1923年6月党的“三大”宣言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1925年1月党的“四大”《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1925年9月至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7年4月至5月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组织问题决议案》“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的党章”，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同年6月１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首次明确规定“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并详细规定了支部的六项任务，包括“宣传和组织群众”等。从这一期间党的文件可以看出，党一直在探索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做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决定。同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同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群众路线”一词，即“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口头表述。1929年9月，由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文字表述，也是“群众路线”最早的比较全面的论述。根据《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精神，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做政治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要求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次系统总结和成功实践。毛泽东不仅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理论建设上重视群众路线，而且付诸于行动。早在1921年秋天，毛泽东去安源发展党员、动员革命，后同李立三、刘少奇共同组织了1922年9月的安源路矿总罢工，成为中国工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运动。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1927年3月毛泽东为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用32天的时间考察起草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就是工农群众。后来，毛泽东先后在江西、福建等地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农村调查，深入到群众中了解第一手资料。在1933年6月中央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中，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努力保护群众利益，把“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质量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这些是毛泽东早期的群众路线思想和实践。毛泽东是对党、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阐述得最早、最多、最为系统、最为深刻并且最努力付诸于实践的党的领袖，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奠基人”。二、形成阶段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需要进行总结；抗战爆发后，依靠全民抗战成为党面临的新课题。这些都促使党的领导人系统地思考和践行群众路线问题。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动员报告中，提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这一期间，毛泽东反复阐述和强调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再一次系统地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阐述。他首先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奠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肯定了从1927年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强调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要求全党全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时刻牢记“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提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同时提醒全党“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