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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海结盟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文本全文)原载：民族研究(京)1996年02期,第27-32页果洪升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冕宁县，先遣队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政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向彝族同胞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与民族政策，红军官兵认真执行各项政策，赢得了彝族各阶层同胞的依赖和尊重。5月22日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果基约达(小叶丹)在彝海之滨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帮助彝民组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并授予队旗、赠送武器。担任沽鸡支队队长的果基约达派彝民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红军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对于粉碎蒋介石迫使红军重蹈石达开失败覆辙的图谋，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与封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的光辉篇章。彝海结盟对红军长征的成功具有战略性的历史意义；对于顺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长征，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彝海结盟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期，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决议案和宣言中就提出了以各民族一律平等、实现民族团结、自治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与纲领。30年代初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和宣言中，一方面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政策；另一方面主张消灭一切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提出了各项民族政策:主张民族平等、团结、自治，特别注意民族区域内的生产力发展和文化的提高，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任用当地民族干部管理自己事务，坚决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倾向等。1928年党的“六大”充分认识到我国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专门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委托中央委员会调查研究、准备材料，将民族问题列入“七大”议程。在当时革命斗争处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人已认识到民族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其各项民族政策的实施，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欢迎和拥护。他们热情支持和参加革命斗争，使中国革命同各少数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反对共同敌人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红军长征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分别通过了苗、瑶、侗、水、布依、土家、仡佬、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长征中共走了371天，其中在藏、苗、彝、回、瑶、壮、侗、水、仡佬等少数民族地区就达125天，占全程总日数的33.7%；红二、四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军时间更长，特别是红四方面军，仅在川、康的藏、羌民族地区滞留时间就达一年以上。(1)30年代的少数民族地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加之自然环境恶劣，在这样形势与条件下，红军要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没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没有严格的纪律，没有艰苦细致的宣传和工作是不可能的。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发布了一系列的决议、指示和布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压迫，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帮助建立自己的政权，争取少数民族各阶层支持红军、参加革命斗争。彝海结盟就是党和红军执行民族政策，开展广泛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成功的典范，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我国的民族问题对于革命具有重大战略作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虽小，但分布地区广，且多沿边疆，对国家的安危起着重大作用。历代王朝统治经验证明，对非汉民族问题处理得好，各民族群众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边疆长期安定，中央王朝政权就能巩固、实行长时间的稳定统治。反之中央王朝采取严厉的大民族主义压迫统治，就会遇到更多的反抗，社会动荡，危及统治政权的稳固，导致改朝换代。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处理和解决的好坏，对中央政权能否长治久安具有重大影响和作用。毛泽东熟知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原则同中国实际密切而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民族问题上也根据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制定了各项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略策略，对影响革命和全局的民族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定位于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之列。1935年5月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军先遣队从冕宁县城向彝族聚居区进发之前，毛泽东叮嘱“过彝族区，一定要尊重彝族同胞，不能打抢，不能伤害彝族兄弟。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去与彝族达成友好。”(2)红军严格遵循毛泽东的指示，模范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取得了彝族兄弟的信任和拥护，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如果在彝族地区遇到麻烦，拖延了进军时间，很可能在大渡河畔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或受到严重损失。因而民族问题在中国革命总问题中，是一项影响全局，具有战略意义和作用的重大问题。(二)党的民族政策成功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等各项民族政策，在长征途中不断得到实践的检验，证明深受各族头人领袖和群众的拥护，为以后形成一套完整的民族政策打下了基础。这里仅引录1935年5月以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一则，可视受到彝族兄弟拥护的原由。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戳。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米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毛泽东在长征以后曾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3)长征的胜利，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靠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广大红军官兵，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强大的武装围剿，走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抗日前线。在长征途中向十二个省两亿多各族人民宣传了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及解放他们的道路。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各族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但受到了热烈地拥护与支持，而且还动员各族人民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革命斗争，播下了革命种子，并且取得了开花结果的收获，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参加了革命队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三)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同盟军，共同对敌。在旧社会，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一些民族或宗教上层人士，他们既压迫本民族的劳动人民，同时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他们在本民族中都存在一定影响。因此将这些人争取团结到革命统一战线内，发挥他们的作用，反对共同敌人，是党的一项长期的战略和策略，彝海结盟就是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个范例。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争取了时间，在国民党军队堵截封锁之前，抢渡过了大渡河，使红军能够继续北上，最终到达陕北抗日根据地。这也是党的争取团结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胜利。(四)军民团结战胜敌人的典范长征中的红军官兵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和恶劣条件下，仍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纪律严明，帮助人民群众反抗压迫，获得解放，建立自己的政权，到处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这样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彝海结盟和帮助彝族建立自己的队伍，显示了红军与彝族兄弟鱼和水的亲密关系，是军民团结的典范。红军顺利通过彝区，才有可能在大渡河畔，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与围剿。彝海结盟在新长征中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同志把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建设过程，比喻为“新的长征”。他还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中央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的战略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的战略目标是到2000年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战略目标是再经过3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当前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正在为2000年实现前两个战略目标而奋斗。在这一新长征中，彝海结盟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民族问题仍然是影响全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但它又不是孤立的。民族问题同社会上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长期牵制全局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对民族问题这一定位，可能会有不同看法，认为现在同长征时期民族关系状况不一样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民族问题不那么突出了，在工作中可以同汉族地区基本一样对待，政策可以“一刀切”。我们如果实事求是地正确研究一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历史教训，就会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民族问题的形成、发展与消亡有一定的规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的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4)因此在新长征过程中，民族问题仍然贯穿始终。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只占全国总人口的9%，但主要居住区分布在64%的国土上；各种资源大部分储藏在少数民族地区；沿海、平原地区的发展同少数民族地区在资金、技术、资源、原料、市场等方面有较大的互补性。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地域上进而在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各民族只有在平等、团结、互助原则下，利用宏观调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手段，加快互补的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指出:“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5)很显然，长征中的民族问题是不可逾越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它也不是软性或弹性因素，是不可回避的一个硬性因素。解决得好，可以使新长征顺利发展；解决不好，也会牵制全局，甚至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麻烦与乱子。这也是我们应该从苏联与东欧处理民族问题过程中的失误所要吸取的一个重要的教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曾多次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长期存在，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整个工作的组成部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党的各级组织和全党同志一定要提高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在新长征中，我们从彝海结盟应该借鉴的是:民族问题仍然是影响全局、关系国家命运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二)各项民族政策仍然需要全面完整地认真贯彻执行红军在长征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靠政策兑现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新长征中还要不要全面完整地认真兑现各项政策，各项工作还要不要体现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还要不要得到保障，对其照顾与扶持政策还要不要保持，“一刀切”对不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还要不要尊重，要不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民族地区同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等等，从具体工作中反映出存在着不同认识。1、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团结原则，必须进一步认真贯彻旧中国少数民族长期受大汉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新中国的建立，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在政治制度和法律上各民族真正实现了一律平等，但各少数民族仍然还处在旧制度民族压迫造成的“先天不足”状态，即民族不平等的一些残余明显存在，也就是受到他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思想意识、观念与素质、能力与水平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落后状态的制约，而不能充分享用法律赋予的各种平等权利和发展权利。对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差距”，而用“先天不足”比喻较为恰当。要达到与先进民族有同样的“健壮的体质”，对少数民族必须注入更多的“营养”，采取特殊扶持政策与措施，给予更多的照顾与帮助，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从各方面真诚地帮助少数民族更快地发展。解决少数民族的“先天不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需要有一套稳定的政策并经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