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自信”之制度自信-制度自信

人民论坛/2017.06上10特别策划Specials制度自信因何而生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越发亮眼。与世界其他一些大国相比，中国经济尽管进入增速换挡、提质增效的新常态，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与其他国家饱受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折磨相比，中国社会总体保持安定团结；与其他国家面临重重弊病、积重难返相比，中国正在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全方位、多领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支撑中国崛起的成功密码。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中国经济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今，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中国，在全球舞台上越来越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成为捍卫世界和平发展、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制度自信，我们底气十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和强大自我完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是基于中国特定历史现实而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这套制度的明显优势体现在，它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能够有效调节国家各种政治关系，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样一套制度，还在改革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个自信”之制度自信人民论坛/2017.06上10June,2017/PEOPLE'STRIBUNE11制度自信因何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效率高。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下的权力制衡，往往导致国家不同机构之间相互扯皮，使国家权力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高效能的集中，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低下。而我国实行的“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和广泛的代表性，而且妥善解决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成功地实现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效率的高度统一。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下，政党之间往往相互攻击、相互扯皮。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合作与协商代替了对立与争斗，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保证了社会不同阶层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特点和优势，这一制度安排保证中国能办大事且办得成大事。增强制度自信，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长期以来，西方在评价中国制度方面颇多偏见。这种评价往往以“民主转型”代替制度绩效作为标准，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汲取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明的成果，具有独特价值和优势。对中国制度的评价，不能沿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经验知识，而应该确立自己的标准和话语体系，立足中国国情，根据中国实践、中国语境，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来评价中国的制度。“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创新永无止境，改革未有穷期。只要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永葆自信、不断创新，定能使这一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制度根基。——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June,2017/PEOPLE'STRIBUNE11人民论坛/2017.06上12特别策划Specials从决策效率谈中国的制度自信王明进制度自信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自身制度的认可，是对制度绩效的一种积极评价，这种积极评价是建立在客观的制度绩效基础之上的。决策效率、执行效率和最终成效都是制度绩效的有机构成部分，决策效率的高低影响着制度绩效。在当前的语境下，“制度自信”中的“制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不仅包括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包括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建立在上述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人们常说我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突出说明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尤其是我国政治制度在决策效率上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设计，决定了就决策效率而言，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比以三权分立、多党竞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具有非常突出的优势。根本政治制度：决定一国决策效率的基础一个国家决策效率的高低，首选取决于该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西方国家采取以三权分立即分权制衡为基本原则的政治制度，而中国则采取了“议行合一”为基础的根本政治制度，两相比较，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决策效率上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三权分立原则在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美国的政治制度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即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各自独立，三权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在实践中相互监督、相互牵制。三权分立原则最初是资产阶级要求与封建贵族分权，是适应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向封建阶级争夺政权的产物。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权逐步让位于资产阶级内部的分权。三权分立原则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指南，同时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平衡各种政治力量搭建了妥协、合作的平台。因此，三【摘要】和西方在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体制下决策效率低下相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这种制度的效率优势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结果，必将转化为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提升中国民众的制度自信。【关键词】决策效率制度自信制度优势【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June,2017/PEOPLE'STRIBUNE13权分立相对于封建专制和个人独裁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有利于调整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这种权力制衡往往导致国家不同机构之间的相互扯皮，使国家的权力不能完全集中，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低下。鉴于此，列宁对未来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的期望是，“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资产阶级分权制衡原则和议会制的弊端及其在中国不成功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根据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其中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表达国家意志的立法权和执行国家意志的行政权是一致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必须服从立法权，不能与立法权相抗衡。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行将结束之际，就提出了对未来政权组织形式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邓小平用简明的语言指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优点：“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是对西方议会制或三权分立制等政体的完全否定，而是吸收了西方代议制的精髓，并借鉴了苏联的苏维埃制度，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起来的。首先，它创造性地解决了执政党与代议机构的关系，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权威地位，有助于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有利于全民意志的统一。这是保证决策效率的领导基础。其次，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了我国决策效率的组织基础。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另一方面，又保证了人民意志的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统一，保证了决策的效率。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相互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中央政令统一，把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迅速组织调动起来，保证了高效的决策能够产生高效的执行效果。政党制度：为决策效率提供保证从政党制度来看，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党制度有效地避免了一党制和多党制所存在的弊端，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致力于避免一党制的专断，规避了一党制可能引起的体制危机。一党制即只存在一个合法政党的政党制度，在这种政党制度下，决策效率表面上是最高的，但是党往往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政党功能的畸变，从而引发体制危机，使政党制度的效能降低甚至丧失；一党独大往往缺乏不同声音，导致决策失误，最终造成低效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能避免多党制下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相互扯皮而导致的决策低效。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离不开多党竞争制度，西方政党政治背景下决策效率低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党轮替造成有关政策或立法上的反复和国家资源上的浪费。一党上台执政往往会改变上届政党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终止此前的决策，从而使决策失效。政党轮替也往往会导致执政党不再关注国家的长远大计，而仅仅局限于执政期间的事务；不关注民众的长远利益，只关注眼前的政党利益，使政府政策缺乏战略眼光。其次，对选票的追求使政党缺乏勇气决策。例如，西方政党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问题上，总是畏首畏尾、难以施展手脚，在坚持政党传统价值和迎合选民获得选票的两难之间，一般最终都会向选票低头。第三，在西方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下，往往形成多党联合政府，这样的多党联合政府往往执政基础脆弱，小党政治立场的变化也能够颠覆整个政府。多党联合政府往往追求稳定而失去效率。对于多党制存在的种种弊端，人们已经存在广泛的共识。邓小平同志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相互倾轧和竞争状态所决定的，他们谁也代表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他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相互牵制和抵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充分认识到一党制和多党制的危害和缺陷，经过艰难探索之人民论坛/2017.06上14特别策划Specials后创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民主党派和执政的共产党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决定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长久根基，避免了多党制下的恶性竞争；而多党合作中的多党并存，又避免了一党制下执政党缺乏监督和政党功能消融的危险。相对于竞争性的多党制，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与协商代替了对立与争斗，能够有效避免政党相互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避免恶性政治竞争，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实现了制度效能的优化，具有突出的制度效能优势。这种政党制度保证了社会不同阶层最广泛的政治参与，能够保证人民利益的充分表达，能够有效调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在中国共产党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