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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恩格斯（1873年）第一部分第一编第三章［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第三章，第３７—４０页［物质世界和思维规律］两类经验：外在的、物质的经验，以及内在的经验——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思维形式一部分也是通过发展继承下来的（例如，数学公理对欧洲人来说，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布须曼人和澳大利亚黑人来说，肯定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前提，那末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正如同解析几何的演算必定与几何作图相符一样，尽管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几乎从来没有，或者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再则，外部世界或者是自然界，或者是社会。第三章，第３７—４０页；第四章，第４５—４８页；第十章，第１０５页［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世界和思维规律是思维的唯一内容。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因此它们不是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果、结论。从头脑中构造出这些结果，把它们作为基础并从它们出发，进而在头脑中用它们来重新构造出世界——这就是玄想，这种玄想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迄今为止都有过的，因为它们对于自然界方面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楚的，而对于历史方面的二者关系是不清楚的，它们不理解任何思维对历史的物质条件的依赖性。杜林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因此他是个玄想家，而他所以能够掩饰他是玄想家，只是因为他把那些命题表达得如此一般而空洞，以致它们看起来是公理式的、平凡的，但从它们中不能作出任何结论，只能加进任意的解释。关于唯一的存在的原则也是如此。世界的统一性和彼岸世界的荒谬性是对世界的全部研究的结果，但是在这里必须是先验地、根据思维公理加以证明的。由此产生了荒谬。可是没有这样的颠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哲学。第三章，第３９—４１页［世界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对世界的认识］体系学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玄想。合理的幻想——换句话说，就是综合！第三章，第４０—４４页［数学演算和纯逻辑演算］从事计算的悟性——计算机！——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数学演算适合于物质的证明，适合于检验，因为它们是建立在物质直观（尽管是抽象的）的基础上的；而纯逻辑演算只适合于推理证明，因此没有数学演算所具有的实证的可靠性——而且其中许多还是错误的！求积分的机器。参看安得鲁斯的演说，《自然界》，１８７６年９月７日。模式＝死板公式。第三章，第４０—４４页；第四章，第４５—４８页［现实和抽象］关于包罗万象的存在的唯一性这个命题，罗马教皇和伊斯兰教总教长也会承认，因为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的无谬说和宗教；杜林用这个命题并不能证明整个存在的独一无二的物质性，正如同他不能从任何数学公理中构造出三角形、球形，或者推论出毕达哥拉斯定理一样。这二者都需要有现实的前提，研究这些前提才能得到那些结果。确信在物质世界之外并不单独地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这是对现实世界，包括对人脑的产物和活动方式，进行长期而又艰苦的研究的结果。几何学的结果不外是各种线、面、体或它们的组合的自然特性，这些组合大部分早在有人类以前就已在自然界中出现了（放射虫、昆虫、结晶体等等）。第六章，第６５页及以下各页［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因而不单纯是物质的特性。现在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个别天体上的较小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的分子振动，电压，磁极化，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一直到它的最高产物思维，——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中。任何平衡或者只是相对的静止，或者甚至是平衡中的运动，如行星的运动。绝对的静止只是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才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无论运动本身，或者它的任何一种形式，例如机械力，都不能同物质分开，都不能把它们作为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异物同物质对立起来，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第七章，第７６—７８页［自然选择］杜林应当对自然选择感到高兴，因为它给他的无意识的目的和手段说提供最好的例证。达尔文研究自然选择，即缓慢变异借以实现的形式，而杜林要求达尔文也应当指出变异的原因，对这种原因杜林先生同样是一无所知的。无论科学取得怎样的成就，杜林先生总是会说还有不足之处，因而总有抱怨的足够理由。第七章［关于达尔文］极为谦逊的达尔文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愉快地引证每一位前辈，即使这样做有损于他自己的荣誉，即使这样的前辈比起那自己一事无成而对任何人的成就都不满意的大吹大擂的杜林，是微不足道的……第七章，第７７—７８页；第八章，第８６—８７页杜林主义。达尔文主义，第１１５页。杜林认为，植物的适应是物理的力或者化学的因素的结合，因此不是适应。如果“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那能够得到最大量日光的途径”，那末它也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这些途径和方式因植物的种类和属性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在每种植物那里，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因素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帮助植物——植物与这些“化学的和物理的等等”毕竟是不同的——通过在过去长期发展中已成为它所特有的途径来获得它所必需的日光。这种日光象一种刺激作用于植物的细胞，并且正是使这些力和因素在细胞中起反应，即发生运动。因为这个过程是发生在有机体的细胞结构中，而且采取刺激和反应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同样见于人脑的神经媒介中，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采用了适应这一个术语。如果适应一定要通过意识的媒介，那末意识和适应在哪儿开始，又在哪儿终止呢？是在原虫、食虫植物、海绵、珊瑚、初级神经那里吗？如果杜林能把界限划出来，他一定会使旧式的自然科学家喜出望外。凡是有活的原生质的地方，都有原生质的刺激和原生质的反应。因为原生质在缓慢变化的刺激的影响下，同样在发生变化，否则它就会毁灭，所以适应这个术语，对于一切有机体来说，必然是同样适用的。第七章，第７７页及以下各页［适应和遗传］在海克尔看来，在物种发展方面，适应是否定的或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是肯定的或保存物种的方面。相反地，杜林在第１２２页上却说，遗传也造成否定的结果，引起变异（同时还有关于预成的妙论）。最容易不过的做法是，碰到所有这类对立，把它们颠倒过来，并且证明：适应正是由于形式的改变而保存下本质的东西即器官本身，而遗传则由于两个始终不同的个体的结合不断引起变异，变异的积累并不排斥物种的变换。遗传甚至也把适应的结果传下去！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前进一步。我们必须把握事实真相，并加以研究，于是当然可以发现，海克尔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看来，遗传在本质上是过程中保守的、肯定的方面，适应是过程中革命的、否定的方面。驯化和培植以及无意识的适应，在这里比杜林的一切“精辟的见解”更令人信服。第八章，第８７—９１页杜林，第１４１页。生命。最近二十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无数次地说过，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重要的现象；而在这里，这句话又一再地被推崇为生命的定义。但是这既不准确，又不详尽。我们发现，即使没有生命存在，也有新陈代谢，例如：在那些简单的化学过程中，这些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不断地重新产生它们自身的条件，而且其中有某一确定的物体体现这一过程（例子见罗斯科的著作第１０２页；硫酸的制造）；在内渗和外渗现象中（透过已死的有机的膜，甚至无机的膜？）；在特劳白的人造细胞及其媒介物中。因此，据称构成生命的新陈代谢，本身首先需要加以进一步规定。尽管有种种深刻的论证、精辟的见解、细致的研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了解到事物的本质，而且还经常在问：什么是生命？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为了知道和指出什么是生命，我们必须研究生命的一切形式，并从它们的联系中加以阐述。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在所谓的定义中对最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有特色的性质所作的简短解释，常常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只要不要求它表达比它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它也无能为害。因此，让我们试给生命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在这上面曾经有许多人费尽心血但没有成功（见尼科尔森）。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通过摄食和排泄而不断更新……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导出所有其他的最简单的生命机能：刺激感应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缩性——它表现在养料的吸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原虫）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简单的可塑的蛋白质是怎样发展为细胞，从而发展为组织的，这一点必须先通过观察才能认识，而这种研究已经不属于给生命下个简单通俗的定义了。（杜林在第141页上还谈到整个的中间世界，因为没有管道循环系统，没有“胚胎形态”，就不能有真正的生命。这一段很妙。）第十章，第１０６—１１３页杜林—经济学—两个男人只要是谈到道德，杜林就能够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但是一涉及到经济学，那就不是这样了。例如这两个男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柏林大学生，前者熟悉各种行业，后者除了一张中学毕业文凭和现实哲学，再加上根本没有在击剑馆受过锻炼的双臂，别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谈到平等呢？这个美国人生产一切，那个大学生只是这里帮帮，那里帮帮，而分配是依照每个人的贡献来进行的；不久，这个美国人就具有对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居民（由于人口增殖或移民）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因此，整个现代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及其他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两个男人中产生出来，而且没有一个人需要动武。第十章，第１１２—１１８页杜林主义平等——正义。——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在自发的公社中，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非常有限地、对个别公社中掌握全权的成员来说才是存在的，而且是与奴隶制交织在一起的。在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体中也是如此。一切人——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本国人和外国人，公民和被保护民等等——的平等，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不仅是发疯的，而且是犯罪的，它的萌芽在基督教中始终一贯地受到迫害。——在基督教中，最初是一切人作为罪人在上帝面前的消极的平等，以及更狭隘意义上的平等，即那些被基督的仁慈和血拯救过来的上帝的孩子们的平等。这两种看法是从基督教作为奴隶、被放逐者、遭排挤者、受迫害者、被压迫者的宗教所起的作用中产生的。随着基督教的胜利，这种因素便退居次要地位；教徒和非教徒、正教徒和异教徒的对立则成为最主要的问题。——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或多或少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因素的相应出现，作为资产阶级存在条件的平等要求，也必然逐渐地再度提出，而与此相联的必然是无产阶级从政治平等中引伸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这一点最先明确地表现在农民战争中，当然，采取了宗教形式。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但还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在这里，正如在资产阶级提出任何要求时一样，无产阶级也是作为命中注定的影子跟着资产阶级，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巴贝夫）。资产阶级的平等同无产阶级的结论之间的这种联系应当详加发挥。因此，为了得出“平等＝正义”这个命题，几乎用了以往的全部历史，而这只有在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做到。但是，平等的命题是说不应该存在任何特权，因而它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它宣布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糟糕的。由于它缺少积极的内容，也由于它一概否定过去的一切，所以它既适合于由１７８９—１７９６年的大革命来提倡，也适合于以后的那些制造体系的凡夫俗子。但是，如果想把平等＝正义当成是最高的原则和最终的真理，那是荒唐的。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正义的对立中，因此，它们还摆脱不了同以往旧历史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