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

1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摘要：由于“乌台诗案”，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谪到湖北黄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一时期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从苏轼被贬黄州开始，解读他在黄州期间的文学创作及其心路历程，探究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隶变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关键词：苏轼；黄州；诗文思想；超然旷达；惠州；檐州；精神财富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先后多次被贬，然而贬滴经历却成就了他在文坛上的丰功伟业，也造就了他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其中，被贬黄州不仅是苏轼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苏轼满怀抱负步入仕途，渴望建功立业。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状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由此，苏轼被押解入狱，引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而激怒了新党。因此，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谪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苏轼在黄州共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时期造就了苏轼文学创作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笔者选取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分析苏轼思想上的隶变及其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一、黄州初期这一时期包括苏轼被贬滴黄州后近两年的时间。贬滴黄州是苏轼人生中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曾使他“魂吃汤火命如鸡”。苏轼在出狱当天即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法口对酒杯浑似梦”伪诗句。在被贬黄州途中，苏轼在麻城春风岭看见明艳高洁的梅花，触景生情，不禁白吟例每花二首》。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第一首，诗人借赞美野梅远离人世杂尘的绰约风姿及蓬勃的生命力和傲然不群的品格，表达了诗人渴望得到君主赏识却如同眼前的梅花一样尽管明亮鲜艳却无人赏识的复杂心情。“半随飞雪渡关山”将诗人内心的失落、苦闷跃然纸上。但诗人并未因白己的失意而与“草棘”同流合污，依然保持着如梅花般高洁的品格，这正是他儒家情怀的自然流露。第二首紧承第一首，“开自无聊落更愁”七句寄托了诗人对梅花境遇的深切同情，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孤寂与痛楚，并将白己与梅花落英合二为一。魂落清溪而不陷污沼是花之大幸，摆脱官宦樊篱而得珍贵2的自由是诗人之大幸。“幸”字浓缩了诗人对得失进退漫长而痛苦的思索过程。从梅花寂寞中的孤傲品格，我们看到了诗人“钟寂自妍，不求识赏”的孤清和高傲。从苏轼另一首初到黄州的词中,我们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苏轼这种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被贬谪黄州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也暗示出词人当时处境的凄凉。这一时期,苏轼政治上陷入绝境,心理饱受摧残,生活困窘不堪。二、黄州后期在到黄州的后两年多时间里，苏轼从思想到创作都有了质的飞跃。儒家入世思想使苏轼陷入困境，他开始以佛老思想作为白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在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解脱出来。把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满庭芳》）彻底抛诸脑后，用“又得浮生一日凉”（《鹧鸪天》）的旷达去面对白己的生活。这一时期，苏轼的创作极力表现出了乐观豁达、随缘自适、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不执着、不强求的自在状态。他以苦难为契机，把白己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地，以一种更加成熟、超脱的心境迎接未来的生活。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快哉亭赠张偓佺》)这首词是苏轼送给朋友张偓佺(张梦得)的,而张偓佺和苏轼一样,也是被贬黄州的。词中完全看不到“谁见幽人独往来”的凄凉孤寂,而是通过对风的抒发,表达出一种人生哲学。快乐与否,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和地位,而取决于内在的心境与修养。苏轼这种无视苦难、在苦难中保持淡定从容的态度并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是他在对人生苦难进行了深刻的省思之后的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这种心境在《定风波》中表现得更加透彻。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此时,苏轼已融入黄州,爱上黄州,并准备在这里买田终老。苏轼和几个朋友到离黄州城30多里的沙湖去看田,不巧途中3遇大雨,因为没带雨具,大家都觉得很狼狈,但苏轼却在这场烟雨中吟啸徐行。现实中的风雨何尝不是词人人生途中的风雨？傲视风雨，是一种态度,而无视风雨,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再看苏轼这一时期的《前赤壁赋》。文章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图，诗人意兴盎然，“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而，“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不可见，报国无门的苦闷情绪深深地印在苏轼心中，纵有清风明月的美景良辰相伴，也挥之不去。“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客人箫声之悲，正是苏轼本人之悲，“客”不过是苏轼借来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载体。借客之箫音，倾诉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气，并由此思考、探究人生之悲、社会之悲、宇宙之悲，使其更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反思性。“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羡长江之无穷。”这里的“吾生”已不仅仅指作者自己，而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无穷，吾生须臾而宇宙永恒，这是谁都必须面对的事实，同样也是谁都无法克服的矛盾。至此，作者以一种智慧、超拔、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坚定的成熟战胜了内心的烦恼，心境复归于清明澄澈。“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里,仍然紧扣水和月展开富于哲理的思辨。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万年来却还是那样无穷无尽；月半盈满，月初虚损，但千万年来却既无消损又无增长，这就是变中有不变。若从变的角度看，人生固如蜉蝣一般短暂，而天地万物又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若从不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万物固然是生生世世无穷无尽，而“我”亦同万物一样，也是无尽的。这种理论既是辩证的，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体现了作者高瞻远瞩的见识和达观从容的情怀。“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的“我”既是“大我”，也是“小我”。人类，作为个体而言，每一个人如同天地间的具体物体，都是极为短促的；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又同整个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而又何羡乎”明确地告诉客人“衰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完全不必要。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无穷”，那么，“吾生须臾”不仅不能成为悲哀的原因，相反，却更应该成为珍惜生命的理由。可见，苏轼不仅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且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适”的生活意义。“客喜而笑……不知东方之既白。”此时客的喜已非单纯的山水之乐，而是冲破了忧患意识的阴霾，显得分外欣慰和轻松。至此，客与苏了合二为一，是肉体和灵魂都得到再生和提升的苏轼，是更加觉悟、更加成熟超然的苏轼。4三、黄州生活对苏轼后来人生的影响苏轼被贬黄州后，在吸纳佛老思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觉悟、成熟、超然，在他身上有了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乐观洒脱、随遇而安的个性特质，为他面对被贬惠州、檐州更苦难艰险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心理基础。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滴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又离开惠州再赴被贬之地海南儋州。苏轼在诗歌《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中写道：“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但是，由于有过黄州的经历，苏轼却能化解苦难、随遇而安。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并且以乐观的心态从苦难中发现惠州的美，“罗浮春欲动，云日有清光。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残腊独出》)。苏轼的博大胸襟及抗争厄运的秉性，使他成为不被厄运所折服的强者。虽然穷愁交加，屡遭贬滴，但苏轼绝不就此沉沦，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即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生活得快慰，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唱出“日啖荔枝三白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欢歌。苏轼在被流放到海南儋州时，已“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初到儋州时，苏轼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敬仰苏轼，派人修葺漏雨公房。当局得知，将苏轼逐出，并追究了张中景的责任。苏轼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建茅屋，自命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然而，苏轼在儋州的三年，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快意优游，敷扬文教，传播文明，与当地黎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收获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苏轼在诗中写到：“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已然把自己视为儋州人,把海南视为自己的故乡了!苏轼在被贬生涯结束北归的途中，看到金山寺挂有白己的画像，他写了《白题金山画像》诗一首，后两句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檐州”。虽属自嘲，但苏轼洒脱的气质使其形象超脱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体现出旷达超脱的神韵。苏轼虽然屡遭打击迫害，丢官被逐，但是他自始至终并未苟且偷生，消沉遁世，而是很好地融入人问天地，豪迈从容，给所贬之地带去了文明教化，为当地人民所崇敬热爱。这应该是儒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与佛道忘我无我、空静澄明境界相互杂糅融和的结果。苏轼的精神魅力也正在于此，这也是后人取之不5尽的宝贵精神财富。参考书目[1]林语堂.苏东坡传[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2]曾枣庄.苏轼评传(修订本)[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3]周新华.天风海雨吟啸行[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4]潘卫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信手烦推求——苏轼《梅花诗贴》艺术创造探微[DB/0L].—01—01.[5]杨海明.“文学”与“哲学”完美结介的佳作--读苏轼《前赤壁赋》[M].古代抒情散文鉴赏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杜勍姝.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003):158-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