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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文论概述一、时代背景（一）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民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以青年、女性、少数族裔为主体的民权文化运动席卷欧美。（二）反对越南战争，抗议性别、阶级与种族歧视，向资本主义体制发起挑战。在这样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后结构主义的诸多观念的引领下，催生了许多具有鲜明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激进思想。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转向”。二、关于后现代转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后”（post）意味着批判、超越与反思，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有某种剧烈的断裂。另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视自身而已。2三、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是一种宽泛的说法，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部分，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具体表现。开始从性别、族裔、种族、文化冲突、历史真实、生态危机等层面切入文学，由此便产生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和生态批评等文学理论流派。概述3一、“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又译做西蒙·波娃），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萨特的从未履行结婚手续的事实上的终身伴侣。4（一）主要观点：1、在社会属性上，女人被视为男人的附属品，所以她们属于“第二性”；女性是男性性别歧视的社会化产物。2、性别歧视源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3、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领域，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不是被妖魔化就是被刻板地美化。5一、“第二性”“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所有具有女性气质的人是整个文明。”——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二）波伏娃的结论：女人的从属地位不是上天的安排，而是男性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是整个社会中男性与女性间政治和文化不平等的写照。只有揭露女性神话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认清女性“第二性”的文化压迫性质，转向女性权益的大声呼吁，女性的平等地位及其文学才能合法存在。6一、“第二性”二、女性主义诗学（一）女权批评女权批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它是一种逆向的政治化解读，旨在从女性经验的视角重新阅读过去的文学经典，批判男性批评话语中被压抑、扭曲的女性意识。7（二）女性批评1、与女权批评家不同，女性批评家把女性写作视为女性主义诗学的重要话题，旨在“建构一种用于分析女性文学的女性框架，发展出基于女性经验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靠改造男性模式和理论”。它肯定女性经验和女性意识的价值，但否认存在一种本质论的女性气质和女性主体。2、肖瓦尔特《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必须是“双重声音的话语，包括缄默者和主导者，处于女性主义批评之内与之外的讲话”。3、建构女性文学史是女性批评的重要任务。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就成为肖瓦尔特心中的追求。她呼吁妇女积极使用语言来发展女性特有的写作模式，表达并阐释女性独特而本真的经验，以便把女性从男性主宰的文学传统中解放出来。8二、女性主义诗学三、新女性主义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法国新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性别理论的建构中，她广泛借鉴了精神分析学、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资源，全面反思了女性主义思想的成就与局限，走出了一条从“诗学革命”到“女性政治”的思想发展道路。代表作有《诗歌语言的革命》《妇女的时间》《恐怖的权力》等。9（一）主张把性别因素与阶级、族裔、民族等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研究，关注女性群体的内部差异和女性主体的异质多元性。（二）每一个女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要求女人告别神话的诱惑，独自以女性身份面对自己的人生，享受或承受作为女性/母性带来的快乐和痛苦。即有多少女人就有多少女性。10三、新女性主义（三）女性主体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实现的言说主体。永恒不变的女性身份不过是男权话语人为建构的幻象。作为言说主体，女人更能敏感地体验到边缘的异质性。因此，女性写作要抛弃自我审查的机制，以无限变化的欲望与信念呈现女人的声音，并在越界的嬉戏中享受双重视野带来的乐趣。（四）克里斯蒂娃认为，在与文本的嬉戏中，女人将重建包容他者的性别伦理。女性写作与女性阅读将在欲望与信仰的符号漂流中，重建人类社会文化的女性伦理。如其所言，这是一种基于母性体验的、以爱为基础的、两性完美结合的新伦理。11三、新女性主义总结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带有鲜明的文化政治色彩首先，它强调女人的从属地位和文化身份是男权文化后天建构的产物。它试图打破男权文化沾沾自喜的确定性，确立两性平等的信念，根除社会改造中的性别歧视。其次，它强调女性经验和女性视角在女性写作、阅读和批评中的重要性。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揭露了女性神话的意识形态性，试图唤醒文学活动中被忽略、被压抑的女性意识，重写文学史。再次，从早期的女权主义到晚近的女性主义，这一理论思潮内部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从男女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到男女共存结构中的平等权益，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观念，对文学及其社会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2一、资产主义文明是建立在野蛮的殖民掠夺和种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二、后殖民理论承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把批判的焦点从殖民主义制度转向了殖民主义文化。它试图分析殖民统治以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揭示西方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观念中的种族歧视，重建被殖民者的自身形象和文化认同，重建自己的历史传统。三、代表人物有萨义德（1935—2003）、斯皮瓦克（1942—）、巴巴（1949—）和罗伯特·扬（1950—）等。13第二节萨义德、斯皮瓦克、巴巴（一）萨义德所称的“东方学”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它是西方文化中一门书写、研究东方知识的学科。第二，它是一种话语形式。东方说穿了不过是西方殖民欲望的投射，在貌似科学和客观的东方学中，西方至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以隐蔽的形式渗透到无意识的领域。第三，它是一种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思维方式。14一、东方学（二）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权力与知识1、对某个领地或国家的控制，不仅是行使政治经济权力的问题，更是如何掌握想象的文化领导权问题。2、殖民主义的庇护下的文学叙事：以吉卜林·《基姆》为例主人公吉姆双重身份底层的小人物宗主国的白人小说接受了庞大的殖民体系和印度被奴役的宿命，悄悄抹去了冲突的痕迹。15一、东方学（三）评价东方学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知识体系或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表达了某种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思想偏见，成为文化偏见和种族歧视政策诞生的温床。16一、东方学（一）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1、在西方殖民主义文学中，第三世界妇女在异国情调的想象中往往被妖魔化。如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简·爱的幸福是建立在阁楼上疯女人的不幸之上。2、在第三世界底层妇女遭受了双重剥夺。她们无论在殖民者的殖民话语中，还是在被殖民者的精英话语中，都无法真实地“再现”自己的音容笑貌。如关于寡妇殉身的案例。17二、差异与混杂（二）霍米·巴巴：帝国语境中被殖民者的话语1、当被殖民者的弱势文化与殖民者的强势文化遭遇时，被殖民者能够巧妙地挪用殖民文化的资源，利用殖民话语的缺陷，反戈一击。这是一种模拟策略。模拟是戏谑性的模仿，讽刺性的妥协，通过部分的重复、修正和颠覆，本土话语貌似尊重殖民话语的纯粹性，实则嘲弄了这种话语。2、混杂是文化模拟的必然策略。通过见缝插针的质疑和差异的书写，被殖民者既破坏了殖民话语的稳定性，又通过文化的协商重建了文化的混杂性。这种混杂在文化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纠缠渗透的“第三空间”，一个既模仿学习又质疑否定的场域。18二、差异与混杂（三）评价后殖民批评是后殖民理论在文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旨在通过对学经典的重新解读，反思并批判西方文学中隐蔽的殖民主义话语。殖民主义话语是一种僵化重复的二元对立模式，具有种族主义的压抑性和排他性特征。在强权话语的干涉下，东方、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妇女在无形中被他者化了。无论在殖民主义话语中，还是在被殖民者的精英话语中，都存在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强权逻辑，被殖民者，尤其是来自底层的被殖民者，常常要承受无法言说的苦痛。一种混杂的模拟策略，或许有助于在两种文化之间建构彼此渗透、相互平等的“第三空间”。19二、差异与混杂新历史主义：20世纪80年代在美英兴起的文学理论派别，于9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理论主张通过特定时期的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相互阐释，来解读文学作品并阐述其复杂意义。其代表人物有格林布拉特（1943—）和怀特（1928—），前者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莎士比亚的谈判》等，后者有《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形式的内容》等。20第三节格林布拉特、怀特一、文化诗学（一）新历史主义批评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批评而言的。它首先批判了旧历史主义的独白话语。1、旧历史主义：反对文学研究掺杂过多的主观因素，主张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客观把握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意义。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文学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是时代精神和社会状况的反映，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作者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旧历史主义批评似乎走向了极端。一方面，它倾向于把主导意识形态当成道德、知性和审美上令人满意的知识与信仰结构，致力于发现唯一的政治图景，遮蔽了社会内在的冲突；另一方面，它往往把文学作品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把历史语境视为一体化的背景，忽视了文学与历史之间多层次的复杂性。21一、文化诗学（一）新历史主义批评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批评而言的。2、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既不是政治的传声筒，也不是彻底的破坏者，作为戏剧性地表现反抗的舞台，文学仅仅是调节社会冲突的安全阀。新历史主义主张文学研究应平等对待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主流历史话语与边缘化的轶闻野史之间的关系，因为既不存在连续的、牢靠的历史话语，也不存在明确的、稳定的文学话语。22一、文化诗学（二）文化诗学反对形式主义批评。格林布拉特试图在文学阐释中恢复批评的历史维度，重建文本与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文学阐释的三个相关语境，即作者创作的语境、读者接受的语境和批评者阐释的语境。1、作者创作的语境：包括作者创作文学作品的意图、社会处境、文化氛围等首先，作者的过去只能以文本的话语形式（传记、回忆录、书信、报告、访谈等）得以再现或讲述。其次，各种文本之间相互挪用、建构了作者写作时的“互文性”网络，这些混杂的话语影响了语境的构成。再次，历史语境塑造了自我，自我是多种历史合力博弈的产物。23（二）文化诗学反对形式主义批评。2、读者接受的语境：旨在研究不同读者群欣赏作品时的社会心理和接受效果。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谈判》中提出，戏剧结构和戏剧性修辞会有效地消解它的颠覆效果。在《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中，王权的贪婪与暴力激起了反抗也带来了惩罚。3、阐释的语境：指批评者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如何直面自我在当代批评中的处境。他们承认自己在批判、分析文化文本时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分享并参与了当代文化机制的运转。他们也毫不掩饰自己同批评文本之间的话语谈判关系。24一、文化诗学二、历史诗学（一）怀特的历史诗学奠定了新历史主义的基础其主要贡献：一是破除了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中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如事实与虚构、实证与想象、理论与叙事、历史与美学等；二是在文化阐释和叙事话语中重建了文学的历史维度和历史的诗性维度。25（二）历史书写同样需要叙事和想象只有当史学家在碎片化的事件中发现故事，并按照时间顺序把它们组织成有头有尾、内含因果关系的编年史时，它们才获得历史的形式和意义。因此，历史是讲故事的艺术，是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正是“叙事性”揭示、解释了特定历史事件的连贯性及其意义。26二、历史诗学（三）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它来源于话语的比喻功能。比喻是话语的灵魂，比喻的转义性特征为话语奠定了基础，话语运作为文学向历史的转义提供了语言学基础。比喻的转义功能具有认识论的价值。通过叙事理论和比喻理论，历史便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