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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第一节；概述：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实现了社会的历史性变革。1912年至1949年的37年问，中国音乐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大体一致，而且形成了其独有的特色。一、新音乐的启蒙和发展：新音乐是指晚清以来随着西洋音乐的传人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不同于此前中国传统音乐的新音乐。①它是清末和近代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前半叶，新音乐以其迅猛之势发展成近代中国音乐的一大潮流。（一）晚清。新音乐的初步启蒙。西方音乐虽然早就陆续传人中国宫廷皇室中，其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却是在清朝，尤其是康熙之时。《律吕正义续编》的印行就是一件要事。西乐之于民众则以太平天国采用基督教音乐编创的宗教性歌曲的流传为最显著。晚清，有的教会学校开设了传授西洋音乐的课程，清廷新军中已开始有军乐队。但是，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和中国民众广泛深人的影响，却是在20世纪。20世纪新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学堂乐歌为中心的新音乐启蒙阶段。学堂乐歌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一般指学堂开设的音乐（当时称唱歌或乐歌）课或为学堂歌唱而编创的歌曲。学堂乐歌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898年。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就提出了废除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1907年起，“音乐”被列为女子师范学堂课程，此后几年间，新式学堂陆续开设了唱歌课，从而在普通学校中形成了一种学校音乐文化的雏形，即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这时新音乐的启蒙还体现在乐歌的译配、编创和社会性的音乐活动等方面。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译配、发表的《日尔曼祖国歌》3首、1903年曾志忞发表的五线谱与简谱对照的《练兵》、《游春》、《扬壬垫》等6首歌曲，可视作晚清新式歌曲译配、编创的先声。这一时期，为新音乐教育而编写的论著，，有曾志忞的《唱歌及教授法》（1903年）《教授音乐初步》（1904年）、《教育唱歌集》（1904年）等。中国留学生发起主办的“音乐讲习会”(1902年，、“亚雅音乐会”《1904年，、“国民音乐会”(1905年)等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音乐教育活动。这一切对留日学生、中国侨民以及日后中国的新音乐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新音乐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创作、理论、出版都先起于东邻的日本，首先出现在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随着这些人的回国，国内学堂乐歌活动也提高到新的水平上。这些人中的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等，对学堂乐歌为中心的晚清新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是新音乐启蒙初期的杰出音乐家。学堂乐歌的歌词、音乐创作方式等都与传统歌曲有许多不同。如文、白语言形式兼采的歌词，主要以外国（尤其是欧、日）歌曲音乐作为乐歌旋律的倾向都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歌曲的创作。，通过乐歌的传唱和乐歌为主的学校音乐教育，向中国大众尤其是学生开始较系统地输入西方音乐知识，如传授简谱，④介绍五线谱，确立集体歌唱的形式，开始新的歌曲创作等等。这一切都具有启蒙的意义。（二）民国初期。以学堂乐歌为主的新音乐启蒙的继续。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明令废除清政府的教育宗旨，改学堂为学校，并且在中小学和师范学校中列音乐为必修课。蔡元培还提出“以美育养成高尚之风，以完成国民之道德”的著名主张。这些措施和主张，对艺术教育和新音乐活动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这时，乐歌书大量印行，歌唱辛女革命和民国新风的歌曲到处传唱，酿成了，新音乐启蒙吋期一个短暂的热潮。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通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甚至废止“乐歌课”，使初兴的学校音乐教育，一度处于停滞、倒退的状态。新晋乐的再度勃兴是在“五四”时期。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运动，猛烈地冲击封建思想、文化，同时掀起了探求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潮流。兴办各种文化事业、建立文学艺术团体、出刊办报、传播新文艺等成为社会时尚。这些，对新音乐的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新式音乐社团。这些社团较之晚清的音乐社团有着较为明确的宗旨、完备的组织机构和多样的活动内容。它们的出现有效地促进了新音乐的传播和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三）20年代新音乐的初步发展。20年代新音乐有着多方面的进展，歌曲创作尤为显著。作为艺术表演的音乐会独唱曲以及其他舞台表演性歌曲、多声部歌曲特别是小型合唱曲也都出现有一些成功之作。同时，为适应普通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之需的学校歌曲也由学堂乐歌时期用既成曲调填词为主的编配方式，改变为依据歌词谱写音乐的创作方式。．这是近代音乐创作进步的一个鲜明标志。1919年，北京大学创立音乐研究会，后又接受萧友梅的建议改为音乐传习所，从而变为音乐教育机关，萧友梅开始系统地讲授西洋音乐史及和声学。在此期间，他有目的地进行依词配曲的艺术性的歌曲创作，出版了《今乐初集》及《新歌初集》，开近代中国艺术歌曲之先河。稍后赵元任的独唱歌曲和多声部歌曲，是20年代音乐创作中突出的收获。“他采用的歌词都是反映了‘五四’精神的新诗，其音乐既不是民歌的仿制品，也不是欧洲艺术歌曲的翻版，而是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借鉴了欧洲艺术歌曲创作方法的独创性很高的歌曲。”①当时，萧友梅对赵元任的音乐创作曾给予“替我国音乐界开一新纪元”的赞誉。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音乐，从20年代起，就长时间流行在中国的城市、乡镇。他的歌舞表演曲与儿童歌舞剧，既能作儿童音乐教材，又适于儿童的课余游戏与表演。其内容、情趣，比此前的学堂乐歌，更符合少年儿童心理；其音乐，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类作品的出现，是民国时期儿童音乐创作的重大收获，对新歌剧和新歌舞剧的探索也具有启迪和开拓的意义。以刘天华的《光明行》等乐曲为代表的二胡独奏音乐的出现，显示了传统音乐形式在近代的新发展，对中国乐器音乐的影响有着尤为深远的意义。欧洲乐器音乐创作也有了多样的尝试：萧友梅、赵元任等人创作了钢琴曲，萧友梅等人还创作了弦乐四重奏曲以及欧洲管弦乐合奏曲等多种体裁形式的西洋乐器音乐作品。除了以上主要为着艺术表演的音乐创作，还出现了为着工农兵歌唱的歌曲创作。这类歌曲是直接为工农兵歌唱和宣传革命而写的，其中不乏广为传唱的佳作。如1923年5月，刊载于北京工人周刊社《京汉工人流血记》中的《奋斗歌》，就有人谱曲传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具名的创作歌曲，可以瞿秋白自作词曲的《赤潮曲》为代表。这首歌也是中国工农革命歌曲创作最早的作品之一，1923年发表于《新青年》季刊。20年代工农兵歌曲除了少数作词作曲的作品，大量的是选曲填词或作词配曲而成的。如当时流行颇广的《工农兵联合歌》就是用学堂乐歌《中国男儿》的曲调填词的。这时的工农兵歌曲在音乐选择上出现了较多地采用传统民歌（尤其是市镇小调）填词的现象，它反映了以农民为主的工农兵群众对新音乐的接受方式和程度。同时苏联及欧洲革命歌曲的传人对工农革命歌曲的结构和风格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专业音乐教育的出现是20年代新音乐的一大要事。特别：是从师范院校音乐系科的设置，到专门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的成立，反映出中国新音乐已经进入到有目的地培养专门音乐师资和专业音乐人才的阶段，标志着新音乐向着高层次的发展。社会音乐生活方面，集体歌唱形式已为大众所接受，音乐会和新歌舞表演已逐渐成为城市中受到欢迎的艺术形式。音乐理论在这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王光祈从20年代开始，便以比较音乐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和东西方音乐，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四）30-40年代。规模空前的抗日歌咏和音乐创作的发展。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音乐中影响最大的是抗日歌曲的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对后者，这个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很长的群众性爱国音乐活动，人们又称之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九一八”事变之后，黄自、陈洪等音乐院校的师生创作了《抗敌歌》、《冲锋号》等抗日爱国歌曲。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音乐工作者创作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新编‘九一八’小调》寺战斗风格与民族特色相结合的群众歌曲则通过电影、唱片等途径迅速而广泛地在全国传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35年前后，抗日救亡歌咏队伍大量成立。到1936年，群众性的抗日歌咏已经普及至大小城市和乡镇。“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救亡歌咏活动发展到新的阶段。《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长城谣》、《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各种形式、风格的歌曲大量涌现，抗敌宣传队和各种歌咏团体遍及全国城乡、边区。1938年，冼星海、张曙等在武汉组织了几十万人参加的抗日歌咏是抗日歌咏中规模最大的活动。抗日歌咏在海外华侨中也得到开展，抗战歌曲通过各种途径传到美国、苏联、法国、新加坡等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抗战歌曲的创作和群众歌咏的深入开展不仅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起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而且成为抗日文化战线极为重要的一翼。它直接促进了富于时代气息的、战斗性的群众歌曲等体裁的形成和成熟；它使学堂乐歌以来确立和普及的集体歌唱形式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和提高；它推动了多种风格形式的歌曲创作和歌曲大众化，民族化的探索；它培养了一批歌曲创作和歌咏活动的骨干。这一切，对当时及其后整个中国音乐都有着重大的影响。30—40年代又是音乐创作发展的重要时期，这首先体现在歌唱音乐创作上。独唱、合唱歌曲都出现了许多好作品，无论是一般的独唱、合唱作品还是艺术性演唱曲都有佳作流传，一批为电影、戏剧而写的歌曲也在音乐会和群众中广为传唱。这—时期是新音乐史上创作和传播的繁荣时期。除了大量以白话新诗为歌词的创作，独唱歌曲中还出现了一批为古诗词谱曲的艺术性独唱曲，著名者有：青主作曲的《大江东去》及《我住长江头》、黄自作曲的《卜算子》、《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刘雪庵作曲的《红豆词》，《春夜洛城闻笛》，张肖虎作曲的《声声慢》，冼星海作曲的《别情》等。此外，这时还出现了青主与华丽丝合作的《音境》、黄自的《春思曲》（三首），江文也的《台湾山地同胞歌》（四首）等具有较高水平的艺术歌曲集。大型歌唱音乐创作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为最戍—功，它成为中国近代大合唱的里程碑式杰作。马思聪的《民主大合唱》（端木蕻良词）、《祖国大合唱》（金帆词）等作品和国统区作曲家们的创作展现了30、40，年代不同形式、风格大合唱的发展面貌，黄自的清唱剧《长恨歌》是大型戏剧性歌唱音乐的重要作品。近代中国歌剧有着多种探索。既有儿童歌舞剧等更多地适于学校表演的音乐性戏剧，又有《扬子江暴风雨》等以歌曲作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的舞台剧；还有象《秋子》等仿照西洋歌剧形式创作的歌剧。至40年代，《白毛女》的出现和广受欢迎以及其后一批新歌剧作品的问世，表明近代中国新歌剧终于找到了一条能被中国人接受的路子。与歌唱音乐相比，器乐创作显得较弱。不过西洋乐器中的钢琴、小提琴音乐和管弦乐创作方面却有佳作问世。在“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活动中入选并获奖的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为突出一例。此外，马思聪的小提琴音乐创作和演奏是这一时期西洋乐器音乐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他的《内蒙组曲》、《西藏音诗》、《牧歌》等是中国早期小提琴音乐最成功之作。管弦乐创作方面有黄自的《都市风光幻想曲》、贺绿汀的《晚会》、冼星海的《中国狂想曲》、江文也的《台湾舞曲》等优秀作品。中国乐器音乐方面有任光的合奏曲《彩云追月》、聂耳的合奏曲《金蛇狂舞》等名作。专业音乐教育（包括音乐师范教育）和音乐表演艺术的进展，也都是这一时期新音乐发展的重要内容。二、不同政权区域的音乐文化：民国时期音乐文化的又一特点是：不同政权区域的音乐文化有着各自的发展内容和趋向。20年代至40年代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是共产党政权领导的区域。这些区域的音乐文化有着十分明确的方针、指导思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音乐活动方式。其文艺方针和指导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包括音乐在内的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整风时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