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中国统一之利弊

杨小凯：中国统一之利弊按：一旦涉及台湾问题、日本问题，我们就经常听到各种激进甚至变态的言论，而这些话出于我们亲朋好友之口时，就越发麻烦。喝三鹿长大的人，大多有这样一个过程，脑残帖子总有那么多人分享，经典的文章认真看的人却不多。不管了，双十节即将来临之际，再贴一遍这篇经典之作。鉴于贵国的语文课一般都被改造成了男默女泪政治课，很多看官的阅读能力估计差得很，不少人留言说“我只看前面一段红字就看不下去了”，于是，哥勉为其难，给你们先来一个总结归纳，嗯，左愤右愤五毛毛左柿油派酱油党，都不用谢~扣哥帽子可以，扣小凯先生帽子的请爬：厕所在左转第三个路口中国分裂之利：1、制度经济学角度，分裂的政治势力可以试验不同的政治制度，在长远中可以提供更多的制度创新，有利于人类进步（例子是欧洲的分裂在历史上贡献了现代化）2、分裂的政治势力可以对彼此造成牵制，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例子是欧洲分裂为英国宪政的出现提供一个条件）3、分裂的政治势力可以使人们对于不同学说的忍受力增强，在长远利于人类知识的增长（春秋战国时期恰恰是中国文化最繁盛的时期之一）中国统一之利：1、避免了分裂容易带来的战乱频仍2、巨大的统一市场使得交易费用更加低廉，有利于两岸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值得注意，由于中国大陆市场中不少交易费用是来自改革不完善带来的制度成本，因此短暂的分裂，让台湾的政治进步给大陆造成压力，反而在短期内有利于交易费用的减少，这个可以归于分裂之利）3、统一可以使大陆利用台湾的宪政资源，为大陆成功的宪政转轨创造条件，将大陆的“剑”与台湾的“契约”捆绑（霍布斯语）这个是纯学术，转这个不代表哥支持分裂，哥的态度虽然不重要，但是哥的态度可以告诉你们，哥是希望统一的，不是因为哥多么高尚爱国，而是因为哥觉得分裂的好处都是长期的，哥活不那么长，而统一列出的三个好处都是哥能享受到的。但是你跟你老婆离婚了，你也不能把她抢回来，所以统一之事应该尽力为之，但是如果要流血，那我宁愿要两个分裂却和平的台湾与大陆，也不要一个流血而统一的中国：用仇恨凝聚的政治共同体根本无法维持下去，也毫无意义。ＢＡＥＣＨＬＥＲ（１９７６，页７７—１１３）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指出“资本主义扩张源於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页７７）。他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表面原因似乎是市民社会从国家解放出来，但其更大的历史背景是同一文化下，敌对主权国家之间的分裂与竞争，这使得政治多元化局面限制了每一政治权力，因而使经济得以解放。这种政治多元局面使得各种不同的政治试验以在较短时间同时进行，因而使得有利於提高国家实力的制度被发现，采用和被创造性模仿。但是，他也指出，这种同种文化长期分裂为不同主权国家的现象在历史上是概率不高的奇迹。因为每一政治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而中国式的大一统局面发生的概率反而较高。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正象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１９８８），ＪＯＮＥＳ（１９８１），ＮＯＮＴＨ（１９８１，１９９４）都有持类似观点。这些作者分析欧洲在同一基督教文明下的政治分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时主要指出如下一次好处。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以可乘之机，易於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是利用国王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ＮＯＮＴＨ的看法，这个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後能够维持，也要靠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第二，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会大大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化及效率。如果政治分裂是发生在不同文化之间，其促进制度试验的浆果就不会很显著。用中国俗语而言“同行生嫉妒”，这嫉妒越是在同行之间越强烈，而这种嫉妒的强烈一方面会鼓励标新立异，试验不同的制度，另一方面对成功的制度有极大的创造性模仿的压力。例如英国的一整套制度（自由企业，开办企业不要批准，专利制度，自由贸易，将王室财务与国家银行分开，十八世纪撤销一系列政府管制和规例，例如撤销对高利贷的管制，废止对工艺、学徒制的管制，对外贸及移民的管制，废除谷物法，废除中世纪留下的保护主义法令等等的激烈同行竞争中，只花了五十年左右就被欧陆创造性地模仿。但香港在亚洲的成功，却至今没有被中国大陆成功模仿（大陆办企业仍要政府批准，外贸企业的成立仍要许可证，自由贸易和议会民主更是非常遥远）。这种模仿速度的差别当然是因为英法之间文化相近，而中国人总认为英国式的制度不合中国“国情”，也就是中英不太象“同行”。但法国被迫模仿英国，却有意标新立异，比如拿破仑法典在废除等级特权方面就超越英国制度。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故意与英国教育制度背道而驰，强调工程和科学的正式训练，使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後来居上。英国的教育制度在工业革命第一波中曾成功将资产阶级吸纳入上层社会，但法国的国民教育制度完全打破等级概念，使英国制度相形见拙。英国吸纳资产阶级入上层体制虽增加了社会流动性，但却使企业家贵族化，反而在工业革命第二波中被法国超过。将这一起一落与十一世纪至十九世纪初英法地位的起落比较，可以看出这种“同行生嫉妒”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英国的制度是与整个欧陆非常不同的制度。不但普通法与欧陆的罗马法完全不同，而且政治权力通过封建制而分散化比欧陆要彻底。普通法由於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诉讼各方在公正条件下吵架吵出来的法律，加上衡平法（ＥＱＵＩＴＥＮＧＬＡＷ）的实施，确定了在何种条件下，新个案可以推翻过时的个案，所以成为世界上自适应性最强的一种法律制度。这种制度在十五世纪前的欧洲是被人瞧不起的。就象本世纪初的中国人根本瞧不起泰国一样。要不是英伦海峡的隔绝作用，要不是欧洲的政治分裂，英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绝不可能在八百年内成为欧洲和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上文引到的几位作者都提到，欧洲的政治分裂使得新思想和异端邪说有处可逃，而中国的大一统相当於儒家一党制，异端邪说无处可逃。而中国文化思想最灿烂的时期往往是政治分裂时期。分裂国家之间的制度的差别还创造出比较利益和贸易的好处。例如英国人在技术发明方面不强（由於英国教育不强调严格的工程和科学训练），但却很会把发明变成商业性的产品（由於专利制度，自由企业制度，普通法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从欧陆进口了很多发明思想（欧陆的制度使这些思想难以商业化），然後变成商业性的新技术出口。按照ＮＯＮＴＨ（１９９４）的看法，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决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些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影响法律和经济制度，它们又影响经济发展的表现，而经济的表现好坏在一个政治分裂的环境中会在统治者之间产生极大的生存竞争压力，因而会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ＢＥＬＩＥＦＳＹＳＴＥＭ）。这个反馈链条中，如果分裂的政治实体之间文化相同，则竞争压力越大，所以经济表现对意识形态的反馈影响也越灵敏，所以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演进也会快。ＮＯＮＴＨ指出很多亚洲国家相当成功地模仿了西方法律制度，但却不模仿政治制度，也没有吸纳西方的意识形态，但法律是由政治制度，行为和道德准则决定，而这些又由意识形态决定。所以光模拟技术，硬制度，其效果可能不会如预期那么好。而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的变化会比硬制度慢得多。由於制度试验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人类的想像力，所以同一文化形成子文化分支，是保持制度试验多样化的条件。子文化分野往往可以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例如欧洲语言文学的不统一就成为民族国家抗拒政治统一的强有力武器。而安格鲁一萨克森（英国）文化分叉为美国子文化，英国子文化，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子文化也使英国同一文化下，政府制度，税制和其它制度的试验多样化（例如澳洲没有消费税，新西兰将主要政府部门职能改成由公司管理了）。因此，安格鲁萨克森文化下的政治分裂成为此文化在世界上占优势的一个原因。英法之间在工业革命前後人均收入差别增加到４０％时，政治压力就极大，而当今中国大陆与欧美人均收入相差十倍，压力也不如英法竞争那么大，这当然是因为中国与欧美文化差别造成的隔绝竞争作用。今天如果湖南与广东是两个国家，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别已在一倍左右，竞争压力当会非常强。但湖南广东由於不是主权国家，它们也没有能力对此竞争压力作强有力的反应。从这些分析看，中国文化分裂为多枝子文化，并由多个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政治实合作载体应该是中国文化昌盛的一个条件。子文化分枝往往是独立主权国家形成的条件。英国文化的分枝现象也以创造子文化认同为基础。这种子文化认同有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文字、字典的可识别性。例如，美国有意将原来差别不大的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加大差别，在世人面前建立起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两个字典系统。澳洲与新西兰也以ＯＺ英语为他们的子文化标识。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对共同政治事件的共同独特感情，与其它国家相异的电视网，军队，警察，大众媒体网络，教育制度，教材，货币，股市，等等都能成为独特子文化的标识。以这些条件来分析，台湾中国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已经不可逆转地形成了两个互相区隔的中国子文化。台湾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要比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大得多。第一是台湾与大陆的字典差别比英美的差别大很多倍。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差别已使海峡两岸的字典完全不同，经过几代後，也不再可能合成一个字典。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差别更不用说。对一次政治事件，两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感情。比如高雄事件，大陆人民会毫无感情，而对清查五一六运动，台湾人民会毫无感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和李登辉访问美国，两岸人民的感觉可能完全相反。因此从长远而言（以英国文化为世界主流文化所花的九百年为测度单位），台湾的中国子文化从中国大陆文化分野出去是中国人的一大幸事。这也是概率极低，但却极为珍贵的历史事件。加上新加坡的中国文化分枝，香港的中国文化分枝，中国文化至少已有了四个子文化分枝。可惜的是香港中国子文化有可能在一百年内被中国大陆子文化同化。香港的中国子文化可说是盎格拉—萨克森文化与中国道家、儒家文化的结晶，新加坡文化是盎格鲁—萨克森文化与中国法家、儒家文化的结晶，中国大陆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及法国文化与中国儒家法家的结晶。台湾中国文化是比较正宗的中国儒家道家文化在响应西方挑战演化出来的。如果当年春秋战国的局面能延续上千年，中国的一次极优秀文化分枝（例如强调科学的墨家）也不会失传。东亚的大陆政治地理大概是这种分裂难以维持的原因。大陆便於武力征服，在无汽车时，贸易的交易成本却非常高昂。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统一的好处。这当然首都与欧洲不统一的坏处有关。欧洲的不统一虽然使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也使意识形态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反馈更灵敏，但却使战乱连绵。两次世界大战都源於欧洲，更不要提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等等使人民生灵涂炭的事件。但这却是欧洲人尊重多元政治文化，容忍异端邪说的意识形态比亚洲早形成的条件。加上十九世纪後形成国界不可侵犯和国际秩序的概念及制度（例如神圣同盟，国联，联合国，各国的民主制度），因此欧洲的政治分裂在今後可能并不是战乱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後侵犯国界要受罚，就象偷东西要受罚一样已形成全世界都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硬制度也有了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的支持。政治分裂造成的战乱在海湾战争後的时代大概会成为一个不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是欧洲早在上世纪就形成的“住民自决原则”及其它欧洲冲开形态在亚洲并未被广泛接受，特别是这一原则根本不是台湾和大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