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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穷人从良心中抹去我打算认真反思一下某种人类行为。这是一种多年来，乃至多个世纪以来，我们试图借此将穷人从良心中抹去的行为。有史以来，穷人便与富人生活在一起。这通常都是令人不适的，偶尔甚至是危机四伏的。普鲁塔克如是说：“贫富间的不平等是社会中最古老也最致命的宿疾。”这种起源于贫富长期共存的问题多个世纪以来都是有才智之人所全神贯注的事业，特别是如何在其他人贫穷的时候，使富人合理地拥有财富。如今，他们依旧乐于此道。首先，是由《圣经》提出的“穷人此世受苦而后世享福”。贫穷只是暂时的不幸，如果穷人顺从，最后必将拥有世界。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它使富人一边嫉妒着穷人未来的财富一边享受着自己现在的财富。很久之后，也就是1776年出版《国富论》后二三十年间，英国迎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这时的问题和其解决方法开始换上现代形式的外衣。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杰里米·本瑟姆提出了一种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对英国思想有着深远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思想的准则，这就是功利主义。本瑟姆在1789年提出：“功利原则是指一种依照利益相关的参与方的幸福感增减的趋势来决定赞成与否某项行动的原则。”利己即是美德。当少数人富有而多数人贫穷的时候，按照本瑟姆的话说，只要遵从“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原则就能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尽其所能来满足多数人，认同这一点的人或许该为那些利益未被满足的人而难过。在18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种能帮助我们将穷人从良心中抹去的方式，并影响至今。于此相关的是股票家大卫·李嘉图和神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他们观点的本质是一样的，都认为穷人的贫穷是穷人自己造成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穷人过度生育，就是说穷人不加节制地放纵性欲导致他们需要供养的孩子超出了极限。这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富人无需对穷人纵欲造成的贫穷的产生和改善承担责任。然而，马尔萨斯本人也不是没有责任感的人，他极力主张婚礼庆典中加入一个反对过度而不负责任的性行为的警告。老实说，这种警告并没有作为有效的控制生育的方式被采取。而最近，里根总统提出的控制人口的最佳手段就是市场。（换言之，新婚夫妇应该前往梅西百货公司购物而非待在卧室。）不得不说，这与马尔萨斯多少有些关系。到了19世纪中叶，一种新的否认形式对美国造成了深远影响。这就是由赫伯特·斯宾塞提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如生物进化那样，主导经济生活的规律就是“适者生存”。事实上，“适者生存”这个短语并不是来自来源于查尔斯·达尔文，而是来自斯宾塞，他以此表达他对于经济生活的观点。淘汰穷人是大自然的优化。只有当弱者和穷人被消灭，人类才会由此变强。美国最有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言人就是乔治·洛克菲勒。作为第一任洛克菲勒，他在最著名的演讲中说道：“美国这朵绮丽的花，只有牺牲早期旁开的蓓蕾，才能绽放令人倾倒的芬芳与华贵。经济生活中亦是如此。这仅仅是自然与主神决定的结果罢了。”然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因被认为有些过于残酷而不再受欢迎，甚至论及便会招致谴责。我们便转向卡尔文·库里奇和赫伯特·胡佛提出的更为模糊的否认方法。他们认为对穷人采取政府援助会影响经济系统的有效运营，而这正与经济理应服务于多数者这条设定背道而驰。这种帮助穷人会损害经济的观点至今仍在帮助我们将穷人从良心中抹去。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提出，政府承担起了一种明确的救助穷人的责任。罗斯福及其后继者采取了大量举措：为老人提供社会保障，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为无法就业者和残疾人提供直接救济以及为病患提供医疗服务和补助等。这的确是一种良好的改变，并且在短时间内使那种长久以来避免提及穷人的情况被一种无需费心如此的心态取代了，因为我们实际上正在为此而努力。然而，显然近年来我们虽然暂停，却从未停止探索如何将穷人从良心中抹去。于是，如今我们再一次积极投入这种探索之中。它如今已变成值得哲学家，文学家和演说家们全神贯注并且收入不菲的事业。以上所提及的四、五种将穷人从我们的良心中抹去的方法无一例外需要政府用各种方式为了穷人的利益采取各种举措，这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步。因而，有人紧接着提出：如此无能的政府是不能救济穷人的，他们只会无事生非或者搞砸一切。当然，无能的政府并不包括武器设计与采购的部门和五角大楼的所有机构。当今，这种对于政府无能的指控普遍与对官僚的谴责联系在一起。当然，这里所说的依然除却国防部门。唯一一种获得许可并且美国官方鼓励的区别对待的形式就是对于那些在联邦政府工作，特别是福利事业部门工作的人来说的。数量庞大的企业高官们充斥着各种大型企业机构，他们是称职的，而只有政府高官和官员是不称职的。事实上，我们的国家的政府是由一群富有才干而乐于献身的精英所构成的。他们非常诚实，只有极少数惯于花高价购买一些活动扳手、电筒、咖啡机和马桶座之类的小东西。（但很奇怪的是，这种小意外一般只发生在五角大楼。）而事实上，这群所谓的无能的人已经做出了相当大的成就：杜绝了老人因贫穷无所依靠的现象，实现了大众医疗保障，保证了少数者也能享有政治权利，还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必须认清这种谴责政府和行政机关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继续逃避为穷人负责。本世纪以来，有人又提出异议说任何形式的贫困援助都只会伤害穷人。他们认为这不仅会摧毁穷人的斗志，诱惑穷人不再工作，更会破坏穷人的婚姻。原因是这会使女性即便没有丈夫，也能够保障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当然，他们找不到哪怕一点证据表明以上的伤害与失去政府援助给穷人造成的伤害有任何可比性。至今依然有人声称并且相信援助穷人会给穷人带来一些严重的伤害。这也许是我们编造的最有影响力的故事了吧。于此相关的第三种争论是说政府援助有损人们的积极性。如果政府将勤奋工作的富人的收入转移给那些懒惰的穷人和无用的弱者，将会减少前者的勤奋，也会助长后者的懒惰。如今这种说法的代言者便是供给经济学。供给经济学认为美国的富人会因为赚的少而停止工作，因此，只要将穷人的钱拿来给富人，富人就会更努力工作从而刺激经济。您真的认为广大穷人比起工作更愿意接受救济么？您真的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人物们，比如说公司的法人或者总经理，会因为赚的少而整日游手好闲，不思工作么？这是对美国商人，特别是努力工作的商人们的诽谤。信念可以是真理的仆从，但更多的是出于个人便利。第四种试图将穷人从良心上抹杀的方法是提出一种对穷人负责会损害人们自由的假设。这种自由包括最大程度上由自己决定自己的钱该如何花的自由，也就是说被政府拿走花掉的钱越少越好。（国防支出依旧不在此列。）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的名言所说，人们必须拥有“选择的自由”。这也许是所有解决方法中最显而易见的了，因为对穷人的自由只字不提。（弗里德曼教授提出的异议是可以通过最低收入补贴来保障每个人最低的收入。）无可争辩的是，没有任何一种对人的压迫和对思想努力的束缚更甚于来自身无分文的压迫和束缚。我们常听到当富人抱怨他们的自由因征税导致收入减少而受限，却不曾听到因为得到可花之钱而显著提高了穷人的自由的消息。然而，富人损失的自由比起穷人所获得的自由来说，微不足道。我们珍惜自由是天经地义的。正因为珍惜它，我们才更不能以此为借口对穷人的自由视而不见。最后，所有的尝试全都失败，我们决定偏安一隅，装聋作哑。这是一种我们都无比熟悉的大众心理倾向。因为它，我们避免谈及死亡。它也使许多人选择不去想军备竞赛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可能带来灭绝性的灾难。正是出于这同一种装聋作哑的心理，我们越来越少提及穷人。不论穷人在哪里，不论在埃塞俄比亚，在南布朗克斯区，甚至在洛杉矶这般的极乐之境，我们都决定不去想他们，而是常被建议想一些开心的事情。以上就是如今我们避免念及穷人的方式。除了最后一个，他们全部都是本瑟姆，马尔萨斯和斯宾塞的继承者。罗纳德·里根和他的幕僚们显然也遵循着逃避为同伴负责这一悠久而著名的传统。而那些正在华府庆祝的哲学家们也别无二致。其一是最近炙手可热的人物，乔治·吉尔德。他的“穷人不受折磨就不会努力”的言论获得满堂喝彩。其二就是名声更甚的查尔斯·莫瑞。他盘算着：“取消针对工人和老人的全部联邦福利与收入保障系统，这其中包括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医疗服务、食品券、无业保险、工人失业保险、住房补贴、伤残保险等等。快刀斩乱麻。”按照治疗类选法，优先选择救助有价值的人，而被放弃的人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莫瑞正是斯宾塞在如今的代言人，在华府的高层圈中享受着无上的追捧。同情心及其相关的社会救助是当今时代最令人不适也是最不便的做法。但是，这是唯一一个维持着文明生活的做法。这也是最终来说，真正最保守的做法。这其中不存在悖论，因为显然，人们的不满和言论并不来源于需求得到满足的人。只有当我们尽可能满足最普遍的人的要求，我们才能保存和扩大社会与政治的平静。这应是所有保守者所渴望的。201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