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文明冲突

论汤因比的文明冲突理论及其给我们的启示内容摘要:当代杰出的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史学的集大成者。他将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试图通过对不同文明的深入比较,对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进行分析和诠释,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汤因比的思想一反西方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念，企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历史形式的发展及其意义，揭示人类文明运动的轨迹。其文明冲突论与亨廷顿的有所差距，通过对二人的比较可以更好地了解汤因比及其思想，对我们了解文明冲突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关键字：文明形态文明文明兴衰文明冲突在现代西方史学界，文化形态史学是一种试图对历史进行宏观研究的重要的史学流派。以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为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近几年来随着科技的异化，信仰的空虚，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文化与文明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学在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也日益凸显。汤因比的思想一反西方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念，企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历史形式的发展及其意义，揭示人类文明运动的轨迹。文化形态史观认为：文明是历史运行的基本单位，是具有生长周期的有机体，不同文明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从而可以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一般规律。文化形态学作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一、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一）文明——文化形态史观的基本单位历史研究的单位是什么？西方史学的传统思潮习惯于以断代和民族国家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或主要对象。汤因比试图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个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从文明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察历史，把国家仅仅看作是文明的生命中相当次要的和短暂的政治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国家正是在文明的怀抱中诞生和消灭的”，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就是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是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它往往包括数个同样类型的国家。从文明的角度研究历史相对于只局限在某一国家民族内研究历史，是一个进步。据文化形态的同时代、等价的可比性原则,汤因比反对历史进程的直线论,也反对欧洲中心论。他指出把文明看成是直线发展的错觉，可以说是把人类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处理得太简单化了。他将西方文明置于21个文明中,力图把西方文明作为与其他文明等价的同类进行评述。汤因比对人类历史进行的比较研究，克服了历史研究的狭隘性，把所研究的个别事物纳入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而为更好的综合创造了前提。（二）“挑战——应战”的文明互动模式挑战应战说是文化形态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汤因比对文明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说明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因。汤因比把文明的诞生，或者说是文明的强烈迸发归因于人类社会对外界挑战的成功应战，由此阐发了“挑战一应战”的文明互动模式。他认为,每一个文明都可分为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四个阶段。汤因比认为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是二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挑战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环境的挑战，一种是人为环境的挑战。汤因比分析了第一代文明的起源，得出了文明的产生是对一种特别困难的自然环境进行成功挑战的结果。文明诞生后，仍然需要按照挑战与应战的模式进行生存竞争。这种生长过程有两个方面：在宏观的“外部的物质环境或人为环境”的应战中生长，以及在微观的“内部的人格或文明”中自决性生长。文明的生长是指这个文明有了“日益增强和日益积累的内部白决能力或自我表现能力”，即这个社会的社会实质有了日益增强和日益增多的“升华”现象。文明的衰落是由于文明本身丧失了自决能力,不能对一系列的挑战再作出成功的应战。主要原因在于原来的胜利造成了对领袖的崇拜,对制度和技能的崇拜,使人们停止了应战,陶醉于已有的胜利。文明解体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分为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者，少数统治者创造统一国家，内部无产者创造统一教会，外部无产者组成军事集团。解体的过程是不断交替出现动乱和集合，是有节奏的，正常的节奏是：动乱——集合一—动乱——集合——动乱——集合——动乱。人类一旦进人了文明，其历史便发生了质的飞跃，文明发轫期的那些最初挑战带来了其后无穷无止的挑战，人类文明总要在对这些挑战的应战和征服中不断前行。成功的应战征服了一些挑战，于是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片新的未知领域，从而又遇到了新的挑战。那种为文明所特有的能动机制就总是以“挑战一—应战”的模式表现出来，不仅表现在普遍意义的文明中，而且表现在特定文明的彼此关系上。随着文明的深入发展，人类文明的容量越来越大，内涵越来越复杂，各个子文明之间的差异也在不断加深。不同的事物只要接触就会相互产生影响，同理人类不同文明只要交流就会表现出“挑战一应战”模式。汤因比把文明之间的接触分为时间和空间上两种：一种是同代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另一种是不同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在汤因比看来，这两种接触不管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用“挑战一—应战”模式都可以很好地加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文明之间的接触对于后来文明的影响、改造甚至于决定它的命运都可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虽然这两个单位之间的联系可以用“挑战一应战”的模式加以说明，但更多只是表现在了后世文明对于先前文明挑战的单方面应战上面。同时代文明之间的接触也符合“挑战一应战”模式，而且由于它们都是现存的，都有主体能动性，所以它们之问的接触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单向的，两个互动的文明都会既向对方施加影响，同时也会对自己受到的影响加以适应，能动地改造自己。因此从这方面来说，同时代文明相互间的接触可以更好、更全面地展示“挑战一—应战”模式的深刻内涵。由此可见，“挑战一应战”模式在人类文明史中自始至终发挥着重大作用，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也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二、文明忧患论汤因比生于盛世，长于乱世，特定的时代与环境使他的思想中形成忧患意识，并贯穿其一生。他在《考验中的文明》一书里提到，如果西方垮台了，会不会使整个人类社会随之崩溃呢？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一部分居于极端重要地位的少数人所遭到的危机，也必然就是全世界的奇灾异祸。汤因比认为优越的环境并非产生文明的根本，这种挑战的实质是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威胁，人在忧患中才思进取图存，文明得以产生，这与中国传统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相似。因此无论文明的起源与生长，压力存在激发忧患，文明方能昌盛。“挑战与应战”的原理实质上是把社会的内因与外因结合了起来，观点独特，致思深远，令人佩服。可以说这一原理是忧患意识的积极发挥。汤因比始终关注着西方文明的衰落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的途径。1.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在遗著《人类和大地母亲》里提出人类是地球母亲的女儿，可是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已经达到了一旦被滥用就足以毁灭地球的地步。因此人类应学会共处，则就是同归于尽的忧患意识。2.强调人类世界的统一。他极力倡导世界一体化建立全球的世界政府，认为如果不尽早实现政治统一，人类肯定是不能继续生存下去的而将进入混乱状态。汤因比关于文明衰落与解体的思想是对文化形态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并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指出，文明并不像有机体一样必然走向死亡，决定文明命运的是人们的自决能力，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有别于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三、文明冲突论的比较研究(一)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文明形态论的派生。这一理论的提出出现于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刊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在其新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他的理论又得以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潮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的基本矛盾将不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经济状况的差别，人类今后最大的分歧及冲突将主要源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歧异。亨廷顿的观点是西方世界对冷战后全球政治及国际关系发展状况所作解释之一种，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与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有一脉相承之处。他们都是认为世界不是单极化发展，而是多元的，这些文明都在沿着各自的轨道向前运行。但囿于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他们观点有很大的不同。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提出的文化形态理论，注重历史的宏观综合研究，提出了文明起源与生长的“挑战——应战”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推动了比较方法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强调历史研究要注意社会现状，这有助于学术研究中对一定社会形态全面而具体的认识。汤因比对历史研究的基本立场有以下两点：1、历史研究的确切范围应为各个社会的整体。他认为，正是社会而非国家才是历史研究所应对待的“原子”或“基础现象”。所有历史中的文明社会，或文明社会的历史都是平行的和彼此相应的，是独立发展的个体，这和斯宾格勒的观点一致。2、汤因比则用文化主体的自我决定和自我整合来代替那种生物学意义上有机生命规律。文明的发展或生死，全在于文明人或精英集团创造性的回应能力。他更崇尚展现主体自身特质和创造的宗教情感与道德力量对于文明进步和摆脱危机的巨大积极作用。（二）文明冲突的比较研究文明之间是否必然导致冲突，这也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汤因比的研究表明，文明之间相互接触，发生冲突和保持和平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不是传统地描述政治、经济、军事事件，而是另辟蹊径，从文化、文明角度阐释人类历史。他通过把握历史脉络，比较各种文明，揭示其兴衰的动因和历程。汤因比的独创在于历史研究方法的整体性(如把同类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新颖性(如将文明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单位)。他提出的“挑战与应战”的分析模型，辩证解释每一种文明都是在挑战、应战中发展的，成功应战的结局就是文明的繁荣，而文明的停滞、衰落乃至消亡，是因为其创造力的丧失。他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必须面对挑战，逃避不是出路，落后就要挨打。他运用“创造行为报应”这一概念，对个人、制度和技能的崇拜现象进行分析，解释文明衰落的原因，颇具新意。关于文明的冲突，汤因比以“西方文化优势”的形态说：“文明间的冲突惟一有意义的结果是带来和平”，即“西方统治下的和平”。在汤氏跟中，其他文明不是死亡，就是解体、僵化，西方文明是唯一没有解体症状的史明，因而西方文明有着无比的优越性。汤认定西方社会的经验(控制自然界的能力及加速社会变革)是文明历史中没有先例的。和汤因比如出一辙，亨廷顿认为战后西方“处于权力顶峰”，“西方的军事力量是无敌的，除了日本之外，西方在经济上没有面临任何挑战。因此他反复强调西方文明的领导责任，认为：“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是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独有的，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为了维护这种文明，西方文明就必须与非西方文明发生冲突。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观”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是以文明作为基本立足点来展开研究的。只是在汤因比的理论体系中，文明被视为人类历史的真正载体，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历史。由此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观被看作是思辨历史哲学。在对西方文明前景的共同的忧患中，汤因比与亨廷顿又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历史学家，汤因比表现出了较宽广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身为西方人，他对西方文明怀着希望，并祈求有奇迹出现，“我们今天独自挣扎向前，在我们的周围全是些垂死的文明了，说不定死神把我们的文明也会置于绝路，但是我们并没有面对任何凶恶的必然。”他甚至批判了西方中心论，“我认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是明显的主观主义；这会误解现实，由于它歪曲了现实，因而也就使现实变得不可理解。”他规劝西方人应该及时采取平等立场放眼看世界，世界不等于欧洲，也不是欧洲的延伸，在西方文明之外，还存在着五彩缤纷的异域文明。他还以历史学家的长远眼光预见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对中国文明在历史上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寄予厚望，希望用儒家的传统文化来拯救、医治已远远超越了那种狭隘的民族心理。尽管全人类共同文明的轮廓依然模糊不清，但是“挑战一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