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的权谋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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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争取优先权。得了天下,做了皇上,就好比人参果到口。可是这果子不仅可口、长寿,而且今生今世吃也吃不完,它可供子嗣世代享受,以至无穷。如此说来,人生易老而人参果不老,打天下的帝王君主不可能长命不衰,那么这使帝王享用不尽的王位就得传给后代儿孙。可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这一点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同样需要运筹算计。d人世间有各色人等,而各色人等又各有各的才干。才能分为多种,或有文韬,或有武略,然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皇位继承人,那选择的标准恐怕主要是政才。比如魏武帝曹操,起初最爱小儿子曹冲。这曹冲也确实聪颖早慧,他7岁用船称象,语惊四座。9岁时巧用计谋,救了御马官一条性命,也史上留名。可惜神童早逝,这使父亲曹操大伤其心。曹冲死后,魏武帝曾一度把立嗣之心转移到文才颇盛的曹植身上。可这曹植终因缺乏“深自砥砺”的工夫和“矫情自饰”的韬略,眼瞅着这太子宝座被哥哥曹丕不费吹灰之力给抢走了。想来以曹操的聪明和机诈,不会识不破曹丕在自己面前玩弄的小小把戏,但曹操心里十分清楚,曹植虽然文才过人,可他的桀骜不驯和潇洒倜傥绝对守不住那众人觊觎的王位。曹操从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稳坐天下,必不可少的就是乔装打扮自己,要比别人做事更隐蔽,更多几个心眼,这是曹操对儿子的政才要求。而曹丕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后世许多文人墨客常对曹操不立曹植大发感慨,殊不知曹操掌握的是政治家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需要文人的理解。与曹操立嗣选择的坚定明确相比,汉高祖刘邦实在有点相形见绌。嫡长子刘盈的软弱儒文,刘邦比谁看得都清楚,作为一个创业皇帝,他本也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接班人,所以他打心里喜欢与他性格相同的赵王如意,而不喜欢曾一度打算废掉的太子刘盈。但由于他的态度不如曹操明确,手段也不如曹操强硬,再加上吕后竭尽全力阻挠,致使刘邦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这一问题处理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常常使后人不禁扼腕叹息。试设想,如果当初刘邦当机立断改立赵王如意,疏远外戚吕氏,那后来吕后的肆意专权和吕氏的篡权作乱还会发生吗?可是历史没办法假设,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这中间吕太后听从张良的主意请来“商山四皓”,为阻止刘邦改立太子起了最后的决定性作用。故事颇有意思,一并叙述于此。吕后对刘邦改立太子的想法既清楚又担心,但却不知怎么办才好。左右为难之际,有人向吕后建议,说:“张良很有谋略,皇上又很信任他,不如求他想想办法。”张良是很了解刘邦的人,他知道此事已在刘邦心中酝酿了很久,仅靠口舌争辩是不可能使刘邦改变主意的,因此他就建议吕后去请“商山四皓”。因为此时天下已经平定,于安邦治国有用的人才大都被刘邦起用,只有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由于刘邦对人轻慢无礼,一气之下逃入商山,发誓终身不做汉臣。此时如果能请他们四位出山,明确站在太子刘盈一边,那么刘邦就一定会取消改立太子的念头。吕后听了张良的话,就派人厚礼卑辞去请四皓。汉十二年,刘邦打败英布回到京城,病情一天天加重,而改立太子的念头也越发坚定。一次宴会上,太子刘盈陪侍刘邦,四皓也随太子进了皇宫。4个人年龄都在80岁以上,个个须发尽白,衣冠严整。刘邦看到这四个陌生面孔问道:“你们四个人是干什么的?”四皓一一上前报上姓名。刘邦听后大吃一惊,说:“我寻找你们多年,你们弃我而去,现在为何要和我儿子在一起?”四皓说:“陛下轻慢士子,随便骂人,我们不愿受辱,所以就隐居了。现在听说太子为人仁爱孝敬,恭谨知礼,天下人没有不愿意为太子效力的,所以我们也就辅佐太子来了。”刘邦听四皓这么一讲,只好彻底打消改立太子的念头。但事实上,商山四皓这次可真是帮了个大倒忙。毫无疑问,没有刘盈的上台,也就不会发展到后来吕后及吕氏集团的为非作歹。看来,帝王选择接班人,其标准只能是政才。没有政才,其他才能都派不上用场。中国历史上出过不少有名的才子皇帝,像南朝梁氏诸帝,唐明皇,特别是那以写诗填词而著称的南唐二主,都是因为其文才、诗才而妨害了其政绩。本来是个不错的文人、艺术家,却偏偏强人所难让他去做皇帝,这岂不既害了国家社稷,又害了他本人。如此想来,我们还是认为曹操做得对。他本人是个多面手,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选择接班人的眼光和标准更显示出他超出常人的智慧。2.棋看两步稍懂弈道的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有远见的帝王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在立嗣问题上常常想得很多,他们不仅虑及子辈,而且对孙辈也常常打定算盘,晋武帝司马炎就是如此。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是个白痴,智商极低,在皇帝位子上闹出不少笑话,历史上最有名的是,臣下向他报告说某地因遭荒年百姓多被饿死,他却反问百姓“何不食肉糜”?这样的皇帝一遇政事便束手无策,那是可想而知的。但这白痴父亲却有个聪明过人的儿子,叫司马遹.一次宫中失火,晋武帝司马炎登高观望,年仅5岁的司马遹硬拉着皇帝爷爷躲入房中,说:“救火时仓猝之间,秩序混乱,皇上不可轻易暴露,要防备不测之事发生。”这话出自一个5岁小儿之口,可真是天生的皇帝坯子。司马炎就是考虑到傻儿子继位之后便是这个聪明的孙子继位,所以,为长远计,就决定由司马衷做皇位继承人。但是,司马炎死后,司马衷的妻子贾氏心狠手辣,由于司马遹非贾氏所生,所以贾氏先下手为强,捏造罪名,陷害司马遹致死。此后诸侯讨伐贾后,致使晋朝酿成连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西晋倾覆,晋武帝司马炎的计划未能实现。贾后干政,葬送西晋,这是晋武帝始料不及的。但他越过子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更远的孙子身上,也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了。明太祖朱元璋与晋武帝司马炎出于同样的想法,只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孙辈的想法直截了当地予以实施了。朱元璋把帝位越过包括燕王朱棣在内的众多儿辈,直接传给了孙子朱允炆,很明显这一举动不是因为一时爱憎,而是为长远打算和考虑的。尽管朱允炆仅在位4年就被燕王推翻,没能用事实证明太祖与常人立嗣方法不同的正确性,但我们仍不得不正视古代帝王为永保江山,由司马炎、朱元璋们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思路的成败由多种因素构成,而思路本身却是一个永在的事实。3.品行第一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隋文帝杨坚对立嗣问题的考虑更加周到,顾忌也更多。首先,杨坚自觉地不与宫妃们生儿育女,只是有计划地和独孤皇后生有五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妾,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邪!”之后,五子虽出同母,但杨坚坚持长幼有序的规矩,先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后来见杨勇个人生活上不像自己那么检点,后宫多女宠,就果断改立“不近女色”、生活俭朴的次子杨广为太子。当然,隋文帝杨坚的不近女色是有他个人苦衷的。据载,杨坚称帝后曾爱上后宫中一位佳丽。杨坚召幸过几次,后来这消息传到独孤皇后耳朵里。一次独孤皇后趁杨坚不在时派人杀掉了这位薄命女。文帝事后得知,他悲不自胜,单骑驰出宫门,径向荒郊野外跑去。后经尾随而来的大臣高干、杨素等人苦苦相劝,杨坚才在“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的喟叹声中重返皇宫。物极必反,有为有志者常能做出一生中最不愿做的事情,日后杨坚的轻恋情、重社稷就是这样一个情结。经过这次情感磨炼,杨坚在日后统一天下的很长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克己俭朴的个人生活准则。自然,选立太子他也坚持以此为重要尺度,废杨勇改立杨广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隋炀帝杨广身后为万人唾骂,是家喻户晓的荒淫无道的坏皇帝典型,但在他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杨广不仅不近女色,厚以待人,生活节俭,而且天赋甚高,文笔极好,统兵将将无所不能。他不满20岁时就做了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连宿将杨素都受他管辖。人是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和影响的,隋炀帝也不例外。文帝杨坚选立杨广为继承人,无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隋炀帝后来断送隋王朝,并不能因此就断定隋文帝杨坚择非其人,隋文帝在立嗣问题上仍然显示出他不同于常人的心术。立嗣问题上,古代帝王们常常把品行放在第一位,这在我们这个道德冠天下的国度里实在是不争的事实。此种事实完全应该当做一般现象对待,所以例子便不用多举了。4.排除宗室之外的威胁皇帝选立太子,对入选对象有种种要求,因为这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基业问题。但立嗣也往往受各种条件制约,有心计的老皇帝不仅注意太子本人的自身条件,而且对太子身边的顾命大臣也要选配得当。一个好汉三个帮,将来太子要掌管天下,身边的忠臣良将智多星虽不能少,但对有可能对幼主造成威胁的也必预先除之而后快。像唐太宗李世民,起初把长子李承乾立为太子,谁知这李承乾继承娘舅突厥氏的粗鲁野蛮的种性,剽悍不驯,他在几乎所有场合都穿突厥服,行突厥礼,说突厥语,行为放荡不羁。后来竟发展到勾结叔叔元昌等人密谋造反,事发后被贬为庶人,徙往边地黔州。除李承乾外,唐太宗喜欢的另一个儿子是李泰。贞观二年,唐太宗封李泰为越王,扬州大都督,十一年加封为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之后,唐太宗又给过李泰许多荣誉。照常理发展,在李承乾被废后,李泰的立嗣当不成问题。可是半路上又杀出程咬金,李泰虽然聪明英武,但耐心差了点儿,没等到帝位到手,就犯罪被贬为东莱郡王。两次立嗣失败,对唐太宗打击颇大,于是由刚强转柔弱,这次他改立的是以宽仁著称的九子李治。唐太宗立嗣标准的改变,颇能说明前面“品行第一”中讨论的问题,选才和选德可以并行不悖,但事实上,选才易出背叛者,选德又导致无能者执政,这真是帝王择嗣的二难。以太宗的为人,他所喜欢的应是“英果类我”者,而李治的懦弱在立嗣之后不久就被太宗发现了。但经李治的舅父、老臣长孙无忌的劝说,李治最终还是做稳了太子。太宗不再易储,又要稳保帝业,所以他就不能不在辅佐大臣身上下工夫。想来想去,觉得宠臣李世工于心计又忠于朝廷,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这李世绩原来并非唐室旧部,他原本也不姓李。《隋唐演义》里的徐茂公,就是后来的李世绩。徐茂公原名徐世绩,曾是瓦岗军首领翟让的部下,翟让被杀后转隶于李密。后来李密投降大唐,而徐世绩看出大唐乃天命所归,就再次跻身做了唐室的顺臣。他之所以被唐太宗看作是辅佐李治的最佳人选,这与他本人善察时变大有关系。比如他能洞察李氏父子的为人特点,并且很好地处理自己与新旧主人的各种关系。李密降唐不久,“其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都是李世绩的辖区。李世绩这时派人到关中去见李密,将这一大片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口记录一同带去,请李密献给李渊以示归附。李渊听说这原来是李世绩“不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盛后的第一次见面礼。第二次是李密因反伏诛后,李世绩依然奏请收葬,并且“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李世绩在归唐之后敢于斗胆表示对背叛新主的旧主致哀悼思怀之情,却赢得朝野一片赞誉和李氏父子的称许,这是李世绩事前希望得到的。果然,李氏父子对他不但不疑,反赐姓李,倍加重用。李世民更多次表示对李世绩的宠信。一次,李世绩生病,为给李世绩治病,太宗李世民竟剪去自己蓄留多年的大胡子以作药引子。由此显示出来的君臣之恩,真应该说是无以复加了。李世民厚待李世绩,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算计。他知道太子李治于李世绩无任何恩义,况且李治生性怯懦,没有铁鞭驭马的气派和胆识。而历史上旧主谢世权臣谋反的先例有的是,像蜀魏延反刘禅,东魏高欢死而侯景投梁。唐太宗李世民也生怕自己归天后,软弱的李治驾驭不了功高望重的李世绩。稳江山而必须扫清的一个障碍。5.爱屋及乌皇帝选储立嗣时,皇后与皇帝的关系因素也十分重要。像东汉光武帝刘秀,易储前先易皇后,易皇后成为下一步易储的一个明确信号。原来,光武帝刘秀在起兵反莽的第二年,就娶了家乡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之后,刘秀被绿林军首领刘玄派往河北安抚收编地方武装,遭到自称是皇室后裔王莽的通缉,逃到信都(今河北冀县)。当时天下百姓对新莽政权不满,怀念汉室。刘秀为败王莽,前往争取占据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真定王刘扬,这刘扬乃是汉景帝的七世孙,且拥兵10万。但刘扬向刘秀提出条件,就是刘秀与其甥女郭圣通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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