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教案

小说是个古老的名词，在我国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历经唐传奇、宋元的话本小说，小说发展到明清时期，无论是从数量质量、题材形式、创作人数都达到了我国小说发展的顶峰，小说也日益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一．简要概括古代小说发展的原因。（1）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中的“饰小说于县令”其中的“小说”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小说，这个小说是指街谈巷语琐碎之言。（2）神话与传说：小说的萌芽阶段，小说渊源。《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文间》等不过这些只是小说的影子。（3）六朝之鬼神志怪书。刘义庆《世说新语》《笑林》等记载的都是一些奇人异事。（4）唐传奇。大部分学者认为小说成熟与唐朝。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元稹《莺莺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白行简《长恨歌传》其中的杰出代表，对元曲有直接影响。（5）宋话本和拟话本。话本、拟话本就是说书人用的底稿和古代人将说书人所讲的内容记录下来的东西。其中宋太宗年间四大类书之一、李昉编写的《太平广记》就是宋冲的小说总集。（6）明清顶峰时期。神魔小说《西游记》许仲谢《封神志》；人情小说《金瓶梅》《续金瓶梅》《玉娇梨》《红楼梦》《隔帘花影》；讽刺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警言小说“三言二怕”；侠义小说及公案小说，《文康儿女英雄传》石玉昆《三侠五义》《俞樾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清末的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小说发展概况，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鲁迅在北大执教十年而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里面也有详细的记载。二、明清小说发展的原因。（重难点）我国古代小说是不被重视的，小说被认为是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的，在文化上贬低它，在道德上厌恶它，在艺术上忽视它。但他在明清时期却能逆流而上，达到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1、政治上明清时期长时期的政局稳定，仁宣之治康乾盛世，没有经历长久的分裂割据状态，为大规模文人骚客能够为小说创作提供条件；明末政治腐败，在文化上却没有采取极端的专制主义，对于通俗文学，统治者本身也是很喜欢的，如明宪宗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明武宗还是小说《金统残唐记》的热心读者,万历皇帝耽视小说,以至时人批评曰:“神宗好览《水浒传》,或曰,此天下盗贼萌起之征也。”[26]官方对“诲淫”、“诲盗”的小说、戏曲也准刊行、演出,无意中充当了小说倡导者的角色。司礼监经厂首先刊印《三国演义》,武定侯郭勋与都察院于嘉靖年间分别刊印《三国演义》、《水浒传》;南京国子监——当时的最高学府之一——也刊印了一部《三国演义》。天都外臣即兵部侍郎汪道昆说,《水浒传》自郭勋刻印后,“自此版者渐多”,“雅士之赏此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27]。上行下效,嘉靖以后,官员文士阅读收藏小说,蔚然成风。憨憨子《绣榻野史序》称其经过书肆时,“见冠冕人物与夫学士少年行,往往诹咨不绝”。我们知道,娱乐是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感情的一种形式,随着消遣娱乐成了一种追求,“文学失去了神圣的、神秘的色彩,它不再为自我欺骗服务(有别于讲经),而是成了纯粹的毫无掩饰的‘虚构物’,对这种虚构物,人们可以发生兴趣,但不必相信”[28]。据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有关小说、戏曲的禁令,明朝中央法令12条,地方法令7条;而清朝中央法令多达106条,地方法令也有73条;明朝所禁书目仅《剪灯新话》、《水浒传》两种,而清朝所禁书目可多了:道光时湖州知府禁“淫词小说”达120种,同治时江苏巡抚增至300种。联系明中叶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对其文网之宽松便不难理解了；明清时期的文化高压政策，科举制度等，使得文人在十一之余转而从事小说创作。2、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经济上明中期经济上，明中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比较发达，尤其是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许多工商业城镇和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扩大，文学需求量大量增加；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为大量小说家提供了物质保障，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必须追求精神营养。这是明清时期文学能够繁荣的根本原因。《马斯洛心理需求理论》3、思想文化心学的发展理学的潜意识作用明末文人结社书院教育等都促进了小说的繁荣顾炎武李贽黄宗羲的启蒙思想（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的萌发也对小说的创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儒学的转向,即心学的兴起,及其所开启的文化通俗化的潮流。在思想文化领域,明太祖“即位之初,首立大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29],强调“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30]。明成祖时特命儒臣胡广纂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等,颁行天下,为士子求学、出仕的必读教科书。“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知须躬行”[31]。程朱理学在明初一统天下,维系着貌似安全统一实则呆板僵化的文化秩序。明中叶以降,心学兴起,它以心为良知,既将主体作为道德的根源,又看作一切价值的赋予者,主张做人当致力于自我的完善与扩张,而不必拘泥于典训、拜倒于偶像。心学发端于陈献章,大张于王阳明。王阳明反对程、朱将“理”与“心”分开的思想,主张“心即是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倡导“致良知”。隆庆年间,王氏之恤典被追补,心学初步得到朝廷的承认而广为传布,严重动摇了朱子的权威地位。嘉靖时,以王艮所传衍的“泰州学派”,以及以王畿为代表的“王学左派”,阐发了王阳明对抗程朱理学的思想,倡导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异端”学说。如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后已”[32],注重良知于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其后,李贽远绍王阳明,近承何心隐,更是主张自然人性论和个性解放,极力批判理学的尊孔、道统、拘守名教和歧视妇女等思想,宣扬商品经济的利益原则。他不仅提出“天下尽市道之交”,还认为这种“市道之交”是合乎道德的,即便是圣人君子也有势利之心;趋利避害,追求个人享受,是人生合理的需要。[33]李贽斥责程朱理学信徒为伪道学,认为经典并非真理的来源,而是可以质疑的文献。李贽将“良知”推向了极端,以“童心”为人之本来面目,为社会价值之最高标准,提倡以“人”为本,以“己”为本,毫不妥协地捍卫着理性的自主性。万历十二年(1585),王阳明被诏命从祀于文庙,标示着王学被认可为正宗,从此取代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余英时先生指出:“与朱子反复向皇帝陈说‘正心、诚意’不同,阳明说教的对象根本不是朝廷而是社会。他撇开了政治,转而向社会去为儒学开拓新的空间,因此替当时许多儒家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既新鲜又安全的思想出路。专制君主要使‘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现在阳明却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而良知则是人人都具有的。这样一来,他便把决定是非之权暗中从朝廷夺还给每一个人了。从这一点来说,致良知教又涵有深刻的抵抗专制的意义,这是阳明学说能够流行天下的一个重要的外缘。”[34]而且,“‘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之间造成的隔阂。”[35]儒学的通俗化、社会化深刻影响了整个文化领域,为通俗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文化基础。事实上,俗文学的兴起便与心学的兴起过程相重合。江南的都市化,历史的“断裂”,以及文化的“突破”,与通俗小说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它们之间并非构成一种自然生成的因果关系。在更多的情况下,历史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大的文化氛围;士人的分化和积极参与,也是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4、科技进步，印刷技术的进步造纸技术的进步纸张价格低廉明嘉靖年间,江南丹徒县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后来又出现套色、木版画、铜活字及旧版本翻刻等工艺。由于雕版便于保存,可反复使用,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明代出版各种书籍,多采用雕版印刷,雕版印刷的技术达到了巅峰。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日益精致,明代的印刷文化走向了繁荣。明人陆容扼要概括了明初至中叶时印刷业的发展情况:“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糜,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54]明初印刷业尚不发达,通俗小说以抄本流传。洪武元年“诏除书籍税”[55],想刺激印刷业的发展。可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又规定与限制书籍的出版,以至“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印刷业较快发展始于成化年间,但出现了“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的现象。陆氏所谓的“无益”、“可厌”者,主要指两类书籍:其一是时文。当时杭州通判沈澄因刻了一部时文而“甚获重利”,于是各书坊纷纷仿效,到各私塾去挑选秀才或童生所作的时文,每篇给二至三文钱的报酬,然后汇编出版;后来,又发展到刻印各省的试题汇编[56]。其二是话本与唱本,如一度被禁毁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还有不少话本与曲词的单行本等。当时的故事书中,有许多是据宋元时的话本或唱本翻刻,也有不少是明人的新作。据嘉靖晁?的《宝文堂书目》、清初钱曾的《述古堂书目》等可知,嘉靖前流行的小说故事书,多为数千字左右的、以一则故事为单元的话本单行本;它们篇幅短小,价格低廉,内容为读者所欢迎,而形成售多利速的局面,这为阅读市场的形成、通俗文学观念的转化等作好了准备。通俗小说重新起步于嘉靖年间,自万历二十年(1592)后,特别是在天启、崇祯两朝,出版行业已经较为成熟,商业化程度较高。通俗小说的发展重新起步是在嘉靖年间,作品数量开始明显增加是在万历年间,其作品总数是前者的十倍。到明朝灭亡时,所刊印行世的小说约有一百五十余种。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印刷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私刻、坊刻的书迅猛增长。叶德辉《书林清话》载:“王尊岩、唐荆川两先生尝相谓云:‘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殆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尊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57]王、唐名属“嘉靖八才子”之列,作为“唐宋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能入其眼的书籍并不多,难怪他们会辛辣地讽刺滥刻书稿的现象。从他们的不满中可以看出印刷业的普及与兴旺。在江南,刻书印刷业最为发达,出现了专门经营搜书、刻书、贩书等一体联营的成规模的企业。当时刻书分官刻、私刻和坊刻,官刻和私刻主要刻印经史诗文,坊刻则无所限制,书商翻刻了大量娱乐性书籍,从中牟利。明中叶至清初,士人不仅参与小说的创作,还积极参与了小说的传播过程。有的直接受雇于书坊,为其编撰、校订小说。如邓志谟是个多产的作家,在建阳书坊担任塾师,同时担任编辑工作,长达二十余年。有的则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独立担当小说的刊刻、售赁。如,凌蒙初既搞小说、戏曲的创作,又兼营刻书业。谢肇膌说:“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58]士人的身份由儒士转为书坊主,这正是社会文化通俗化的重要体现。随着刻书业和纸张业在明末的迅猛发展,苏州、常熟、杭州、松江、无锡等城市成了图书收藏的中心。极负盛名者,有常熟毛晋的汲古阁,宁波范钦的天一阁,苏州孙宗濂的上善堂等。藏书家们除大力收藏图书外,还从事大型的出版活动。如汲古阁的刻书业,据清初学者朱彝尊《严孺人墓志铭》,常熟汲古阁的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锓本走天下”。自毛晋刊刻图书以来,出版就成为著名私人藏书家的重要活动。这些职业出版家主要分布在福建的建阳、苏州、南京、徽州、扬州等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59]所谓“三方”,即苏州、杭州和建阳。通过书贾的贩运,大量的书籍从印刷中心源源不断地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