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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一、秦汉史简述（秦制与周秦之变）二、周制介绍三、儒、道、墨、法四、儒道之争五、汉儒之变化六、“礼”的变化七、“有为”和“无为”之争八、西汉时经济政策九、汉代的社会管理十、汉代的吏治十一、汉代基层设置十二、中国古代行政设置（君权相权、分权集权）十三、汉魏之变1）儒里化趋势、以礼入法2）社会基层组织3）选拔人才4）货币使用秦汉史（清华-秦晖）1秦汉史简述秦汉时代的研究基本依赖于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因为很少有野史或个人文集流传下来。要作出新的研究主要取决于地下简牍的出土重视秦汉时代的原因：秦汉时代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方面占有重要地位（China基本认同为“秦”的转音；汉民族也是在汉帝国时形成）（越南将华人分为华族、艾族（客家人）、明家族（明代移民））世界历史上的三大轴心文明：古希腊时代、印度列国时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将汉代与古罗马帝国放在一起研究，是史学界一个热门的领域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谭嗣同自秦汉已废封建（古汉语用法，意指奴隶），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康有为（与谭嗣同的观点截然相反）毛泽东与康有为一样褒奖“秦制”，但康看到的秦制是“自由平等”，而毛看到的是“先进阶级专政”和“镇压反革命”。毛与谭都把“秦制理解”为强权与暴力，但谭斥此暴力为“大盗”，而毛誉此暴力为“革命”和“镇反”，并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同样的事实判断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谭与康的判断是否是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周时有主人、附庸之分，而秦时臣民皆皇家奴，但有受宠与否之分（主人对附从或尚知爱惜，因附从属于己也。而受宠奴之虐待其他奴也，有狐假虎威之横暴，无损及己物之顾惜，其虐或百倍）秦汉史----周制介绍孟子对周制的评价：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左传对周制的评价：率其宗氏，机其分族，将其类丑周的建构特点：血缘色彩浓，国人交往半径小周朝族群的重要因素：血缘纽带的结合，宗族亲情父权的伦理关系（周时天子之尊是伦理性的，不具有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天子对下面的诸侯不能随意任免）秦汉史（清华-秦晖）2（韩非子认为：臣之于君也，非骨肉之亲也）伦理产生的原因（经济学上看）：信息对称、重复博弈（长期多次，参与者要考虑回报）周时士忠于聊大夫，聊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所以士杀掉诸侯的事情屡见不鲜，其原因就在于此（崔杼弑齐庄公）（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六德》）亲亲高于尊尊（伍子胥灭楚国），儒家一个正常命题。这命题被法家所反对孔子“尊王”是对诸侯而言，小民并无尊王义务，孔子周游列国不朝周，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吉田松阴等认为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不忠”，事实上孔子本意就只是诸侯要尊王，孔子不是诸侯，也不是大夫，与周天子没有关系，只需要忠于自己直接的主人即可。这时候讲的“忠”与秦始皇之后讲的“忠”是完全不一样的伦理社会重视伦理关系，性善论就比较流行。性善出于小共同体血缘亲情共同体越小，权利和责任就越容易对应，就越不需要制度来约束，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一种伦理秩序西周实行井田制，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到底是一场私有化运动还是国有化运动？实际上，秦对土地的管制远远高于周时，秦晖教授认为井田既非国有亦非私有，而是族群社会中的“族田”。所以商鞅变法瓦解了周制的根源孔子的“述而不作”：只传承而没有创建古文经家认为，儒家的开创者应该是周公，孔子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是一个伟大的布道者。而今文经家则认为，孔子地位最高，是儒家的开创者族群社会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小共同体本位、性善论、权责对应青铜器作为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是不存在的，因为青铜的量太少，不可能大量用来作为生产工具，真正取代木石器促进农业发展的是铁器儒、道、墨、法传贤传子很可能是先秦古典儒家不满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而把远古政治理想化的结果。其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族群中无实质性差别“家天下”概念，与禅让制矛盾，只有在突破了小共同体本位思想的陌生人社会中才有意义，被儒家、墨家所反对小共同体解体：“长者政治”（王道）或者变成“平民政治”（共和），或者变成“强者政治”（霸道），而“强秦”、“暴秦”比马其顿更加典型周代族群政治的挑战：小共同体内部，出现个人主义的倾向（杨朱的观点）墨家提倡“爱无等差”，突破小共同体的界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看上去孟子认为墨翟的观点更加错误，但情况却是墨翟和孟子都强调道德的作用，无非是墨翟更加偏激，孟子相对温和。汉代赵歧在《孟子注疏》中则认为：“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不敢毁伤之义”（孟子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但如果父母要你毁伤，你就必须得毁，仅在这一点上孟子不同意杨朱的观点）（按照赵歧的解释，墨子认为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分子，个人意志和天下意志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并不想在杨墨两家之间和稀泥，当个中间派，认为这和走极端没什么区别杨朱认为，“拔一毛”的权利在我，由我作主；孟子认为，这个权利不在天下，也不在个人，而在父母（代表小共同体利益）。杨孟两者分歧的是谁有权利“为”的问题，而秦汉史（清华-秦晖）3墨子完全抛弃了这个问题，自然在孟子看来，就是杨近墨远了随着周制的衰亡，自主的个人主义（杨朱）与民本的普世主义就与小共同体本位的制度一齐走向衰亡，这时兴起来的是一种伪个人主义和君国主义，所谓伪个人主义就是把个人从小共同体中取出来，让其成为皇权的工具，让大家六亲不认，只认皇帝（儒家学说逐渐让位于法家学说）人对人如狼对狼----霍布士（这是西方性恶论中被引用最广泛的一句话）西方性恶论从来没有把性恶说成是人唯一的。其事实观念是，西方人认为性恶论是存在于陌生人之间；其价值观念：不促人信恶韩非则认为每个人都要算计别人，为自己考虑，所以任何人都是不可信的（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中国古代皇帝早就开始进行权利制衡，只是它制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君权，而西方的权利制衡是为了维护民权（所谓术，就是用分权制衡来驾驭群臣；所谓势，就是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按照韩非的观点，君主用臣就要用爱钱怕死的人，这样才能管住臣下（秦王贲的故事、萧何的故事）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子（竞争理论，带有进化论思想）法家关于君王安排吏治的看法：应确保大权在我，居重驭轻，强干弱枝，防止权臣窃柄、君位架空，致使法、术、势失灵而危及“家天下”。于是由性恶论、权力中心主义而导出的行政安全至上，便成为吏治的首要原则法家思想是在中国由血缘族群时代转向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转折中形成的专制皇权打破族群纽带直接控制“编户齐民”，意味着天子与诸侯间的“伦理关系”变成了皇帝与臣僚间的科层关系儒法之别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就是宗法制与反宗法的“编户齐民”之制在观念上的区别（法家将“长者政治”转化为“强者政治”，消除宗法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儒家所描写的圣人都是大孝子，而法家所描写的圣人都是一些为了治国而六亲不认的人。由此可见两家之观点迥异。法家深信人性恶的原则，实际上是用现实利害来促使人们趋炎附势，“大义灭亲”其实是“大利灭亲”，最终目的是引导人们只为皇帝服务后世儒家（董仲舒）的三纲理论实际上是来自法家，因为董之前的儒家文献中并无记载这些话，反而是《韩非子》中讲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乱则天下逆，此天下之常道也”在道德上，应该做什么和有权利做什么是要分开的周秦之变，小共同体解体，出现“编户齐民”，但民众摆脱了小共同体的束缚，并没有变成近代意义上的独立公民，因为有一个大共同体（皇权）对他们进行一元化控制秦汉时不许同姓聚居，并且劳工死后的墓志瓦片上，只有名而没有姓（弱化宗族的观念）秦制特点：以吏（国家雇员）为师。选吏标准----强（勇）谨（听话谨慎）之人（人们对吏的尊崇要超过儒）法家有很极端的反福利倾向，主张不要给穷人救济。法家制度虽然成功地使秦国崛起，但却使国家利益与老百姓绝对对立化，即国家要强大，老百姓就得趴下秦汉史（清华-秦晖）4（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民不贵学则愚，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民愚，则知可以王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贫则利，民富则阴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法家思想秦的经济并不像传统说法中描述的那么强大。实际上，秦汉时期的经济状况，当时最发达的地区是关东，主要财富也是在关东，而不是关中一个好的统治者不在乎人们爱戴不爱戴，肯定在乎人们害怕不害怕他统治者关心的是如何以“法”赏罚之，以“术”操控之，以“势”威吓之法家认为治国的妙诀在于垄断组织资源，这样原子化的个人就没有办法跟统治者进行较量，同时统治者可以利用人性弱点，玩弄厚黑权术、威胁利诱、借力打力、分化瓦解潜在的反对者（“臣不敢弑君者，党与不具也”）暴秦的“强国弱民”之道固然可恶，但关东诸国不知自强也堪为殷鉴儒道之争道家（黄老）思想在西汉一度非常兴盛，道家推崇“无为而治”其实道家和儒家都希望维护西周时的道统，即宗法制度，不同之处在于，春秋时期的儒家强调恢复，道家认为周制目前还行，没必要想入非非。即一个积极，一个消极道家否定进取之心，消极地守护“小国寡民”；而儒家是把周制理想化，积极地“兴灭继绝”。道家到了战国时代（庄子），跟儒家就变得越来越对立，冲突也越来越多。因为战国时代，周制越来越不行，恢复周制必须要下大功夫，而道家的思想越来越变得要顺从秦制，而不是周制。庄周时的“无为”背后的周式小国寡民理念已不再持守，“顺其自然”日益变为顺从现实、不讲是非的犬儒主义。与法家的思想越走越近在楚国，道法之间的差距更是变小。因为汉代秦在文化上其实是楚代秦（推翻秦的人几乎都是楚人，从陈胜吴广到刘邦项羽），所以汉初黄老之学盛行一时战国末期，楚国中的亲秦派其背景就是道家思想，强调无为，顺其自然。而抗秦派则是儒家的代表，最后的结果是抗秦派失势，道家思想在楚国掌权，成为最初的法道互补道家兴盛原因：1）道家在楚地势大2）更适应“汉承秦制”的需要（汉在构建国家结构时，是不希望周制再回来的，而想把秦制继承下去，但明显法家思想已经不合时宜，被天下人所厌恶，那么在儒道两家中选择，自然道家思想更接近法家思想，更适应汉承秦制的需要）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道家的评价：“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这个评价对于老子时代的道家思想并不适用，因为老子还是有追求的（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的状态），而到了庄子时代，道家思想倒确实如司马谈所说那样，顺从现实了“无为”如果讲的是统治者要宽容，不要与民争利，这就偏向于自由主义。如果讲的是弱者对强者“无为”，这就是沦为苟且。权利对利力“无力”则意味着奴役，权力对权利“无力”意味着自由（谭嗣同就是从这点认为道家是反专制主义）秦晖教授认为，庄周时代的道家主要是一种面向弱者的学说，是一种明显的苟且之论。得势有为，失势无为。庄周作为一个智者，不愿把苟且说成是无奈，而是将其上升为一种崇高的境界，同时用相对主义来模糊现实与理想的界限（平即不平，不平即平）《齐物论》就是万物齐一，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这种境界中国人一直非常崇尚，比如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秦汉史（清华-秦晖）5（言“大”者何？谓其超越是非之俗见，是为“真人”、“至人”也---庄子）（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道家矛盾化解为虚无的表现：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得糊涂，玩世不恭后世就认为道家的思想是法家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