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行人辞令之美

《左传》的行人辞令之美郧县一中周文斌摘要：《春秋左传》是一部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社会关系的重要史书。由于时代的特殊性，致使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变得尤为频繁，而且在当时的社会中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左传》在著写时便比较注重外交上的叙事，全书在外交叙事上十分重视外交礼仪的描写、外交辞令的运用，以及从中体现处一种更为深刻的外交思想、政治观念等。本文旨在总结分析《左传》中所描写的外交礼仪，运用的外交辞令，从中透视出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主要的外交思想，以及政治观念、治国之策等等。关键词：《左传》外交礼仪行人辞令叙事策略《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相传作者是战国时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传》是一部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社会关系的重要史书。春秋战国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着大分化、大改组。《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样记载：“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这样一个风雷激荡的时代中，战争显得十分频繁与激烈。据《春秋》中统计：自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间，就发生过大小军事行动483次。如此纷乱的社会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王与诸侯的关系、诸侯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紧张，于是外交活动在维护本国利益当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左传》中的外交叙事在特殊时代的影响下，成为全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版块。《左传》在描写春秋时期的外交活动中，其精到的辞令和得当的详略是历来得到人们充分赞许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逻辑的严密、道理的明晰、词采的华瞻，委实让人叹为观止。在描写这类外交辞令的同时，各种外交礼仪也得到了充分的关照和表现。通过这些形象生动的记载，《左传》将这一时期的各类外交活动生动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作者虽然表面上是历史的一个记载，实际上是希望能通过这些外交辞令的描写、外交礼仪的展现以及外交活动的详细表现，让人们从中能够深刻的理解当时的社会主要思想、主流意识和作者本人对社会的看法，以及他本人对这个动荡的“礼崩乐坏”时期的主观理想和个人对社会秩序维持和修复的努力。一《左传》中的外交礼仪探微据统计，《左传》中讨论礼出现了462次，这充分说明了“礼”在春秋时期的重要性以及当时社会中应用的广泛性。司马迁说过：“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故《春秋》者，天下礼义之大宗也。”这段话是司马迁对《春秋》宗旨的概括。《左传》作为《春秋》的释著，为《春秋》补充了大量的史料，作者也根据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加入了自己认为是春秋时期更为重要的东西，其中“礼”是作者在全书中最强调的一个社会规范法则。（一）在春秋时期，人们眼中的“礼”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不可逆反性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认为“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春秋时代人们所讲的礼属于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其实古人对于礼的看法很不一致，但礼作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之一的标志”这一点是基本一致的。《礼记》中说道：“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礼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礼是一种人性、伦理、情感化的东西，它要求人们有礼有义，这种要求对于维持统治秩序是非常有利的。于是统治阶级制订了一系列的礼仪制度，作为全社会规范标准化的言行，用以约束士大夫及人们的日常行为。它与法律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道德层面上的一种社会约束力，而法律则是一种有强制手段的约束方式。法律是统治者制订的，统治者可以不受约束，但是礼作为一种道德层面上的规范制度，是任何人都得遵守的，包括统治者，它具有一定的情感因素，是用以弥补法律上无法用强制手段来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种道德工具，它对于任何人都具有不可逆反的性质。桓公二年记宋太宰华父督弑宋殇公，以郜大鼎作为礼物送给鲁桓公，桓公将其“纳于大庙”，《左传》评价其“非礼也”。为此臧僖伯谏阻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與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食不，昭其俭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严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其赂器于大庙，以昭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其焉？”这一段谏语是《左传》对“礼”的明确说明。宗法社会的统治方式不外乎文治与武备，礼是文治中的核心，意味着等级尊卑的不可动摇性，所以要从朝仪礼到服饰各个方面加以规定。德是礼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失德谓之“邪”，非礼谓之“违”，国君虽然居于等级制度的最高层，也必须受礼的约束，对内剥削与对外攻战都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和规范的约束。（二）在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礼仪，用以维护本国的利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古以来，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总是十分严肃地对待外交事宜，对于主动上门的使节，不管是友好国家的，还是非友好国家的，甚至是敌对国家的，都应当以礼相待。《左传·宣公十七年》中的齐顷公戏客就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十七年春，晋侯使卻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帏妇人，使观之。卻子登，妇人笑于房，卻子怒，出而誓曰：‘所此不报，无能涉河。’卻子先归，是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卻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卻子虽然是残疾，但也是晋之使者，代表一个国家出使齐国，齐王不应这样戏弄一国使臣，几乎引起了两国交战。可见外交之礼是不容忽视的。礼在外交中的作用，在《左传》中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在外交事务中，礼的恰当与不当使用会使外交活动的结果截然相反。可谓礼可以覆国，亦可以护国。一些自认为强大的国家在外交中不注重礼节的使用，非礼相待，结果招致国家的灾难。恰恰相反，一些相对弱小的国家在于大国的外交活动中注重礼节的使用，以礼相待，在当时就可谓有充分的根据来说服大国，结果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保护了自己的国家。二《左传》行人辞令含蓄而畅达，曲折而尽情〈〈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前人将《左传》的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辞令之美”(“行人”即指外交特使)。《左传》中大量辞令妙品，形成了这部古代历史散文巨著的一大艺术成就.（一）《左传》辞令的基本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即使是敌国交战，在兵戎相见之际，也不失温文尔雅之态。例如齐晋鞌之战前夕齐侯与晋人的一段对话中，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却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这是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春秋时期，贵族文化高度发达，社会盛行重礼尚文的风气，大夫进谏，行人应对，都讲究辞令之美。因此人们在外交场合应对中就表现出温文尔雅的风度，表现出贵族的文化修养。（二）在论辩方式上，《左传》中的辞令往往原引典章，依理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如展喜犒师就是利用道义的力量，使齐侯自知无理而撤军。春秋时期，在正是场合，礼仍是规范人们行为和国家关系的公认准则，违礼失信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当时贵族之间、国家之间讲话都是以礼作为依据。（三）有些辞令直率有力，以鞭辟入理的分析见长，如《烛之武退秦师》中，其一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秦国利害着想，保郑对秦有利，亡郑对秦不利，反而有害。“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要越过一个国家，把偏远的郑国作边邑，管辖它是非常难的。“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你何必灭郑国去扩大邻邦晋国的实力呢？邻国实力雄厚了，就等于您的力量被削弱了——亡郑对秦不利，正面推理。“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从正面来说留郑对秦所产生的好处，进一步说明郑国不能灭亡的原因，其二是离间秦晋之间的关系，力图使秦晋联盟瓦解，利用矛盾解除郑国危机。“且君尝为晋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在这里援引事实，离解联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连用两个反问，从晋国对秦国的威胁上，用必然之理来劝说秦穆公。他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看出秦晋两国都争霸天下，秦穆公不会眼看着晋国吞并郑国，造成对自己的威胁。烛之武抓住秦穆公这个心理，机智巧妙说服其退师，“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烛之武这段说辞，含蓄而畅达，曲折而尽情，谦恭而有理，具有挽救郑国危亡，化干戈为玉帛的巨大效果。他的说辞不仅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而且更注意语言的逻辑力量、感染力量、说服力量。在游说秦穆公的过程中，毫无惧色，态度不卑不亢，措辞委婉得体，采用对比、设问、推理、援引事实、挑拨离间等手段，陈之以理，晓之以害，最终使其大悦而退军。全文不足三百字，却用简练的语言记载了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通过外交辞令，刻画了一个富有政治斗争经验而又擅长辞令的老臣形象。烛之武的分析有理有据，一层深入一层，条理层次十分清晰。且说理透彻，善于辞令，烛之武的这段说辞，举重若轻，他能揣度时事，抓住矛盾的焦点，深入秦伯的内心，把握其心理；字辞端正委婉，既坦言事实，又不刺激秦伯，也不丧失本国尊严，不卑不亢，理由充分，分寸恰当，使“辞令”呈现出雄辩的逻辑力量和强烈的感染力量，充分显示了“行人辞令之美”。此外，如郑子家以书告赵宣子说：“传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文十七年)也是真情至理，委婉中含有巨大威力，使晋人不得不屈服。他如屈完对齐侯(僖四年)，知罃对楚子(成三年)，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前人说，这是当时国史成文，作者不过编次而已，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但未必尽然，而且加工剪裁更是必然的。至于寻常记言叙事，如叔时谏县陈(宣十一年)，子罕辞玉(襄十五年)，以及“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闵二年)、“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僖二十六年)、“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宣十二年)、“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同上)、“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成十七年)等语，无不简而精，曲而达，婉而有致，罕譬而喻，富于形象性。总之，《左传》中的行人辞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气勃勃。《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因而深深影响后世史家，在中国史学上有着不朽的地位。elw.net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