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设立特别行政区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

论我国设立特别行政区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特别行政区是指在我国行政区域内，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专门设立具有特殊法律地位，实行特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行政区域。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但又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我国现行《宪法》第3l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宪法是根本法，它巩固并确认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现在，宪法在行政区域划分中提出特别行政区，无疑说明允许特殊情况下可以有另一种制度的存在。这些制度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特别行政区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理论。“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所谓一个国家，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即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凡是属于我国领土范围内的一切地方行政区域，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都不能分割或分离出去，也不能变成任何独立的政治实体。所谓的两种制度，是指在我国一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特别行政区可以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按照传统的理论和模式，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只能允许一种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和发展。实行“一国两制”后，突破了原有模式，形成了在一个国家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是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国家制度上的一大创新和发展，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论宪法实施监督制度（这个好长啊！！！谁帮忙精简下。。成大论文了都)论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宪法实施监督制度是保证宪法正确实施而对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它是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的一项重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监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宪法监督，是指对有关涉宪活动实行的全面监督。就监督主体来说，除了宪法监督的专职机关以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公民。就监督对象来说，既包括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行政活动、司法活动，也包括公民个人的活动以及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的活动。狭义的宪法监督，是指依法负有宪法监督职能的机关对立法活动和行政活动所实施的监督。由于历史的、现实的条件不同，不同国家的宪法监督机关各有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1）由立法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些国家由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监督宪法的实施，审查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是否违宪。（2）由司法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些国家由法院解释宪法，审查法律是否违宪。（3）由专门机构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些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如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等，履行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监督机构不同，监督方式也相应地有所不同。由立法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主要采取书面审查和规范审查的方式。在这种体制下，立法机关可以自己主动审查，也可以应请求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法律规范的内容。由司法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宪法监督方式与普通法院的诉讼方式相同，既是依请求的被动式审查，又是个案审查。由专门机构监督宪法实施的，宪法委员会或者宪法法院的监督方式各有不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实行的是事前监督制；宪法法院的监督方式没有统一的模式，有的实行事后监督制，有的实行事前监督制。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在宪法监督制度的设计上，我国既不像普通法系国家那样，由司法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也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由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来行使宪法监督权。我国实行的是由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体制，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项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同宪法不相抵触，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和决定。二是，对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进行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三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和司法解释进行监督。四是，对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进行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批准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宪法还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监督是通过备案审查的方式进行的。备案。备案就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公布后的一定期限内，由制定机关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存档备查。备案是对上述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监督的基础性工作。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在公布后的三十日内按照下列规定报有关机关备案：行政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审查。审查分为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两种。主动审查就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报送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同宪法相抵触进行审查，一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将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分送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由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对报送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审查；审查意见反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然后由秘书局以常委会办公厅的名义反馈给制定机关。另一种是被动审查。被动审查有两种启动机制，一种是由法定机关提出审查要求。立法法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委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另一种是由法定机关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提出审查建议。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应当在收到需要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后三个月内书面提出审查意见。认为需要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同宪法或者法律不相抵触的，可书面告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由办公厅负责告知提出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的单位或个人。认为需要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一）人权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全部意义。人权观念的演变直接导致国家权力内容与方式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权力的内容与方式虽不同，但其体现为保障的人权的目的性是一致的。1、近代宪法的观念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使人权得到保障的。人权的保障是目的，限制国家权力是手段。如何限制国家权力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具体来说，通过确立主权在民，有限政府以及三权分立和宪法诉讼等机制来保障人权。因此，近代的宪法尽管大多数都将人权的保障条款直接写进了宪法，但它体现出来的理念是通过限制国家权力来保障人权，如何限制国家权力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具体来说，通过确立主权在民，有限政府以及三权分立和宪法诉讼等机制来保障人权。这与国家在自由竞争时期的“守夜人”角色是相一致的。2、现代的宪法的人权价值已不仅在于为政府提供正当性基础，已是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人权保障，为全社会提供了价值基础。“构成宪法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不同形式体现共同体社会的价值秩序和价值决定，建立以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13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该部分作者是韩大元教授.）因此，在新历史时期，人权保障对国家权力提出了新要求。（1）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不再是消极的，而且负有积极的义务，特别是国家“保护性义务”的觉醒。人权保障是衡量国家权力是否正当的一杆标尺。人权的保障的新需求，促使了国家“保护性义务”的觉醒。“保护性义务”在逻辑上是国家义务的一部分，即基于人权的内在制约性要求，国家应通过立法界定个人行使权利的边界来实践其保护性义务。（2）人权保障的新要求还带来了国家权力运作的新模式。在新的时期，保障人权的新要求不再强调国家权力的分权、限制，而是逐渐走向了协力合作。无论国家职能从近代的消极到现代的积极，还是国家权力从严格的分权制衡到合作，都是以人权保障为根本目的的。人权的原则构成了宪法的根本原则，它支配着宪法的其它原则。“公共权力和道德以及法律规范的产生并不是权利的对立物，而是权利观念逻辑的产物。权力是作为强权的对立物产生的，其存在的逻辑基础是为了给权利免受强权的侵害以有效地保护”。（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第205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二）人权通过基本权利这一法律形式“制度化”得到实定法的保护。1、基本权利只是人权保障的一个方面。宪法通过对基本权利的规定，把人权变成实定法上可诉求的个人的权利，从而使人权具备了可直接实现的效力。这也是宪政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多数人暴政”的弊端进行修正的精义所在。（华尔特·墨菲：《宪政主义》，张千帆译，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号.）这种微观上的保障从近代宪法上的“补充机制”变为现代宪法上的“主要机制”，即宪法对基本权利的直接规定不再是补充性的，而是直接和主要的方面。2、人权的内容是基本权利的核心，基本权利比人权的内容更为广泛。在法律形态上，人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消极的基本权利（自由权）和积极的基本权利（社会权）。而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不仅包括这两种形态，还包括人作为“市民”而享有的参政权等政治自由权利以及诉权。后两种权利是对前两者的保障。没有政治自由权以及诉权，作为人权核心的其他基本权利也没有保障。因此，也有学者称诉权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第一制度性人权，是很有说服力的。（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第205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人权通过基本权利得到了实现和保障，它也是基本权利扩张的指针。可以预测，人的主体性越强，人权观念就越发达，被要求写进宪法而加以保障的基本权利也就越多。上述宏观[第（一）方面]和微观[第（二）方面]两个方面宪法对人权的保障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个方面并不可能得到同等重视，但宪法的实践表明了宪法作为人权保障的价值法越来越深入人心，现代的宪法大多将人权的内容推到前台，并将之作为衡量国家权力的标尺，而不再仅仅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二、宪法人权条款得以有效实现的途径仅仅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人权”，并无法保证这一条款的有效实现。我国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纲领性的，这些规定要落实到人们的实践生活中，还需要一系列的中间桥梁及制度构建来完善和引导这些规定的具体实现，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可以借助以下途径实现：（一）立法保障。宪法中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性规定，从而确认了公民享有基本人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立法，通过普通法律的制定以确定从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