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动新一轮改革的历史进程

撬动新一轮改革的历史进程孙立平（1955年5月出生。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习近平博导）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是想象；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希望。----题记改革的关键是势分析历史进程，有时候更需要看重势。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认识和把握刚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首先从上一轮改革初期的两件事情说起：第一件是“改革四君子”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个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是4个30左右岁的年轻人。他们研究倡导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在政策研究乃至决策圈里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名声和影响力。有一次，河南省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开会，听到他们的发言，便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河南去调研、出主意。于是，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提出建议。事后，省委书记即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朱嘉明任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省外经贸委副主任。要知道，那时候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另一件事情是理论务虚会。当时的背景是，文革结束，社会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求改变现状，甚至改变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旧体制。社会中变革的动能在酝酿，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一次撬动旧体制的思想动员。于是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于1979年初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会对于当时改革的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旧的思想仍然是强有力的禁锢，当时的表达就是两个凡是。而且，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已经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显得相当被动。会上，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和官员，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在与会实力人物的支持和社会中舆论的呼应之下，理论务虚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思想氛围甚至社会的走向。理论务虚会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提起这两件事情，是想说明那时的改革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开始的。那是一种基于深层、发自内心的变革冲动。为了变革，勇于承担，宁可付出代价。尽管外在的约束还没有完全逝去，但内在的冲动塑造着自由的灵魂和社会的走向。正是这样的一种势，一种上上下下的合力，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启动了改革的进程。看今天的改革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眼光，如何形成改革的势，至关重要。当然，今天所面对的局面与30多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形成改革的势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30年前很不一样。要说明当前改革的势，需要从这轮改革的历史脉络说起。今天这场改革的启动，是在上一轮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之后。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上一轮改革之初，人们往往将一些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化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其中的复杂性，并没有想到。比如说，当我们说改革的时候，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是在从一个起点走到一个终点，在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改革就是从起点不断走向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当时从逻辑上说，我们只能想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成功就是最后到达终点，建立起新的体制；失败就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退回到旧的体制。所以，每当改革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心历史往后倒退。但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其实，从后来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都有可能停顿下来，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了。不但是停在那里，而且把我们通常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而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中国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第三种结果。由此说来，过去30年的所谓改革时代，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间的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和体改委撤销并入发改委。前一段，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当然，整个90年代的改革其实就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甚至是走样变形了。在此之后，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文件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已经很少了。在有些领域中，特别是在法治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不但如此，如前所述，那些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因素，开始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市场因素也在发育，但实质上是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进行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同时，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法现在似乎被用滥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基于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正如以前我们多次说过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有人总是说，他们是想倒退。其实，倒退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就行，对他们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维稳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开始形成。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进行上面的历史回顾是想说明，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而看改革的势，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思路。如果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对目前这轮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个体制对象，你要改的旧体制是什么？那么，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思路。一种是，仍然将改革的体制对象确定为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那个旧体制，即改革前近30年的旧体制。如果这样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续或深化。这样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改革的许多重要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上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权贵体制也确实与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定位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忽略近些年来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体制性因素的问题。另外的一种认识思路，则是将本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定位于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新体制”，即这里所说的权贵体制因素。如果这样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虽然与上次改革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但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已经不完全一样。对改革的体制对象进行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轮改革前的旧体制，以再分配经济和权力集中为特点。但经过30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这样界定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可以有如下两层含义。第一，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时间我讲“弊政”造成的四大灾难，即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就是由这个权贵体制因素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真正意义上的的改革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而旨在掠夺民脂民膏的伪改革却层出不穷。这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于是，社会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乱象迭出。为了缓和社会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只能一方面走火入魔式地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打压民众权利，进行所谓维稳。今天的这场改革，应当成为对这种弊政的系统清理。这些问题都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问题，改革的对象应当从这样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维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已经成为这次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其中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有可能导致在这个层面的拨乱反正。第二，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现实的阻力。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这种权贵体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往都绕不过这堵墙。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现在整个社会对这堵墙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在当前的左右争论中，左右之间，互为仇雠，甚至有点不共戴天之势。他说往左走，他说往右走，其实，只要有那堵墙横在那里，那条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华的“左派”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如果从这样的一种脉络来看本轮改革，呈现给我们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形象。第一，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策，意味着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攻坚克难，无数次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二，要真正启动这场改革，必须推倒既得利益格局这堵厚厚的墙。可以说，反腐败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说，过去这一年多时间的反腐败，已经开始使这堵墙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尽管在打破僵局之后，路会怎么走，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是什么路都没有的，什么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说过，总的感觉是历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确切地说，还不是加快了，而是从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关键是要形成推倒这堵墙的势，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这个势的起点在哪里？就在反腐，通过反腐撼动既得利益格局。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它途。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关方面现在对面对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深圳时的讲话，李克强在前年11月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他们二位后来的一系列讲话，都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固化，因为利益格局的固化已经使体制内丧失了变革的动力。在三中全会之前的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用了一个说法，要冲破利益格局的藩篱。李克强同志也讲，现在看，触及利益格局比触及灵魂还难。应当看到，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进步的阻碍作用，整个社会正在开始形成基本的共识，尽管由于以前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个共识还是杂乱而模糊的。在现实中，这次改革显然是将反腐败作为打破僵局具体的突破口。要看到，这个权贵集团经过20年的经营，已经根深蒂固，具有极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于结构，甚至也来自他们正在构筑的体制。而且这种体制已经营造出一种浓重的沉闷而守旧的社会氛围。我一开始讲的两个例子可以表明，80年代那是一种什么氛围，整个社会是一种变的冲动，甚至愿意承担风险和代价。当时河南省委能破格使用两个30多岁的人，如果像今天的干部一样，一种不出事就行的心态，为了保官不愿意承担任何代价，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这20年的经营，20年的奖励与惩罚，20年的教育，20年的堕落，现在已经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势。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是从反腐败入手，撬动这堵墙。当然，也正如不少人已经指出的，这次的反腐败带有很强的运动式的特点，王岐山同志也明确地承认，这次的反腐败是从治标开始的。但我要说，运动式反腐，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势。关键的问题是，横在前面的那堵墙现在开始松动了，变革有了启动的可能。对于过去这一年的举措，特别是反腐败，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有效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形成的对那堵墙的冲击，是开始撬动那堵墙。那堵墙出现了松动。由此，历史开始了。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不久前，美国政治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发表关于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报告，其中，将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列为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第三位。报告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重要领导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力度超过以往20年。但中共仍然面临艰巨的政治考验，若有重大失误，可能危及改革和政权。改革过大过快可能在党内引发不满，既得利益群体若利益受损，可能反应激烈；但若改革力度过小，又会引发公众不满和抗议。这个警醒，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关于当前这场改革的进展，现下人们还有不同的判断。但从目前看，人们议论的主要还是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一些举措是否得当？当然，这样的讨论是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