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的形象分析

五、《哈姆莱特》解读（一）主要角色与剧情介绍（略）（二）思想意义：《哈姆雷特》通过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及其帮凶的冲突与斗争，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与英国在新旧交替时期的黑暗丑恶现实之间的矛盾，揭示了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者的尖锐斗争，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痼疾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的社会弊病。展示了文艺复兴后期迷惘失望的社会心态，肯定了人的尊严、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力量和人世间的生活，以及对美好的人性与未来的和谐的世界的向往；肯定了人文主义这些理想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同时提出了一个社会必须改造的重大问题。（三）哈姆莱特形象分析“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下面提供几种解读方式，供参考：诠释1（最为普遍的和基本的）：哈姆莱特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时代中（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具有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才情，同时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形象。其性格上最突出的特征是忧郁，敏感，勤于思考，善于剖析，易于冲动。其思想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快乐的王子”（在威登堡大学时代）——“忧郁的王子”（以“启幕”开始）——“延宕的王子”（“戏中戏”前后）——“行动的王子”（“复仇的王子”，宫廷比剑前后）的曲折复杂的过程。哈姆莱特是丹麦的王子，他在威登堡大学念书时，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加上地位至尊，哈姆莱特成了个怀抱理想的乐观的人文主义者。正是这种乐观思想，使他将父亲看成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君王，将母亲看成圣母一样纯洁的女性。父亲是理想的化身，母亲是爱的象征，父亲和母亲的结合便是理想与爱的结合，能使这种结合得以实现和存在的世界是“美好的花园”，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那时的哈姆莱特是“快乐的王子”。但是，正当哈姆莱特快乐度日之时，冷酷的现实给了他一连串的打击：父死母嫁，王位被篡夺，朋友背叛，恋人被敌人利用，这一些使世界变得“颠倒混乱”。哈姆莱特像一夜间遭到严霜袭击的娇花，精神颓唐，痛苦与忧虑使他成了一个“忧郁王子”。在昔日的理想被击碎的情况下，他一方面激愤地诅咒这个“冷酷的人间”，一方面又深入地思考与研究生活于其间的人。严酷的现实，已击碎了他昔日的梦幻；梦幻的破灭，意味着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信念的破灭，他成了一个面对重重矛盾精神无所寄托的“流浪儿”。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造成了他行为上的犹豫（或延宕），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延宕的王子”。延宕使他成了“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最后，延宕也使哈姆莱特行动上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在孤军反抗中和敌人同归于尽，虽然达到了复仇的目的，但却没有担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留下一个悲剧的结局。哈姆莱特的悲剧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他的悲剧结局揭示了：人文主义理想的幻灭，根源在于那个混乱颠倒的时代。在资产阶级文学史上，哈姆莱特是表现个人与社会冲突，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杰出的艺术典型，是新兴资产阶级先进人物的代表，是坚持社会改造，坚持进步的英雄形象。他的“重整乾坤”的斗争确实失败了，但是，他对人生意义（“生存”与“毁灭”）的探索后继有人；他那改革社会的伟大事业还在继续。通过“悲”所引起的“快感”，将永远激发人们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哈姆莱特一类人物远离人群，孤军奋斗的弱点，也能启迪人们从中吸取教训。诠释2：哈姆莱特的形象是现实人生的写照。威廉·赫士列特认为：“我们就是哈姆雷特。这个戏具有一种先知的真理，这是高出于历史的真理的。谁若因自己或别人的不幸变得多有思虑和忧郁，谁若是带着一副沉思的皱眉，以为自己‘受了过多的太阳光照'；谁若曾看到白天那盏金红的灯被自己胸中升起的愁雾遮盖得暗淡无光，因而在眼前的世界只看到一片空虚，其中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事物；谁若是领受过‘失恋的痛苦，衙门的横暴，埋头苦干的大才被作威作福的小人一脚踢开'；谁觉得他的思想消沉下去，哀愁象病魔那样缠着他的心，他的希望受到摧残，他的青春被怪异事物的鬼魂弄得踌躇不宁；谁若看到罪恶象鬼似地在左右周旋而宁静不下来；谁的行动能力被思想所消蚀，谁若以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自己算不了什么；谁因心灵的仇恨痛苦而不计后果，谁若把看戏当作推开、挪开人生种种罪恶的最好办法，把戏当作表现罪恶来嘲弄罪恶的一种办法——谁就是真正的哈姆莱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诠释3：歌德对哈姆莱特的评价：“这个皇族的花朵，本来是娇嫩而高贵的，在国王直接的庇荫下成长起来，正义与皇室尊严的概念、善良与纯正的情感、以及他贵族出身的意识在他身内同时发展着。他是一个王子，一个天生的王子，他希望统治，只是为了善良的人不受任何阻碍，永远善良。他仪表非凡，天性纯厚，心地诚恳，他本应成为青年的模范，给人世以快乐。……“莎士比亚要描写：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身上。这出戏完全是在这个意义里写成的。这是一棵槲树栽种在一个宝贵的花盆里，而这花盆只能种植可爱的花卉；树根伸长，花盆就破碎了。“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没有坚强的精力使他成为英雄，却在一个重担下毁灭了，这重担他既不能掮起，也不能放下；每个责任对他都是神圣的，这个责任却是太沉重了。他被要求去做不可能的事，这事的本身不是不可能的，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他是怎样的徘徊、辗转、恐惧、进退维谷，总是触景生情，总是回忆过去，最后几乎失却他面前的目标，可是，再也不能变得快乐了。”（《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诠释4：别林斯基评价哈姆莱特：“哈姆莱特表现精神的软弱，这固然是事实；可是，必须知道，这软弱是什么意思。它是分裂，是从幼稚的、不自觉的精神，和谐与享乐走向不和谐与自我斗争去的过渡，而不和谐与斗争又是走向雄伟的、自觉的精神，和谐与自我享乐的过渡的必要条件。在精神生活中，没有任何抵触的东西，因此，不和谐与斗争同时也就是摆脱这种状态的保证：否则的话，人就会是一种太可怜的生物。一个人的精神越崇高，他的分裂就越可怕，他对自己的有限性的胜利也就越是辉煌，他的幸福也就越是深刻和神圣。这便是哈姆莱特软弱的意义。……“那么，这便是哈姆莱特的概念；意志的软弱，但这只是分裂的结果，却不是他的天性所造成的。从天性上说，哈姆莱特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他的愤怒的讥刺、他的一刹那的情感发作、他和母亲谈话时的充满热情的狂暴议论，对叔父的傲慢的蔑视和无法掩盖的憎恶，——这一切都证明他精力充沛，灵魂伟大。他在软弱时也是伟大而强有力的，因为一个精神强大的人，即使跌倒，也比一个软弱的人奋起的时候高明。”（《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莱特》）诠释5：屠格涅夫将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进行比较：“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什么呢？首先是表现了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堂吉诃德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哈姆莱特又是什么呢？首先是自我分析和利己主义，因而就缺乏信仰。他整个是为自己而生存，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永远为自己忙忙碌碌的；他经常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自己的境遇。“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在笑声里却有着一种和解与宽恕的力量……你所嘲笑的人，就是你已经宽恕的人，甚而是你准备去爱的人了。相反地，哈姆莱特的外表是迷人的。……没有一个人想要嘲笑哈姆莱特，而这恰恰是对他的谴责：要爱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自己不爱任何人。“堂吉诃德想到要对付恶魔，就向有用的风车进攻，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谁在牺牲自己时，首先要估计和权衡自己这一行为的一切后果、一切可能的益处，那么，这人未必能牺牲自己。哈姆莱特就绝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他不会去和风车搏斗，他不会相信巨人……而且如果他们确实存在的话，他也不会袭击他们的。……即使真理本身具体地呈现在哈姆莱特面眼前，他也是不敢担保这就是它、是真理……“堂吉诃德深深地尊敬一切现存的秩序、宗教、君主、贵族，然而他又是无拘无束，承认别人的自由。哈姆莱特对国王朝臣大加詈骂，实质上他却是暴躁的好压制别人的人。“哈姆莱特有时狡诈，甚至残酷。请回忆一下他给国王派遣到英国去的两个宫臣使节安排的死亡吧，请回忆一下他杀死波洛涅斯时所说的那番话吧。……另一方面，我们在诚实而真挚的堂吉诃德身上也必需指出他爱好那种半自觉的、半天真的诡骗，爱好自己欺骗自己，这种爱好差不多常常是一个热情的人的幻想所特有的。“哈姆莱特常因细小的失败而意志消沉，抱怨不已，而堂吉诃德呢，被囚船上的罪犯打得遍体鳞伤，不能动弹，还丝毫也不怀疑他的事业的胜利。“堂吉诃德们在寻找，哈姆莱特们在探讨。但有人会问我，如果哈姆莱特们对一切都怀疑，甚么也不相信，那他们怎么能探讨什么呢？对此我要反驳：由于大自然巧妙的安排，完完全全的哈姆莱特们，正如完完全全的堂吉诃德们一样是没有的，这只是两种倾向的极端的表现，是诗人们安置在两条不同道路上的标杆，人生所追求的但永远也达不到的两个目标。不应忘记，哈姆莱特身上的自我分析的原则造成了悲剧，同样，堂吉诃德身上的热情的原则造成了喜剧，而在生活中完全的喜剧和完全的悲剧是很少遇到的。”诠释6：哈姆莱特是美好人性的化身：与堂·吉诃德比较：奥菲莉娅赞誉作为“快乐王子”的哈姆莱特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哈姆莱特天性高贵仁慈，正直上进，博学多才，能言善辩，集美德美才于一身，是美好人性的代表，与忠诚、勇敢、慷慨、无私、平等、仁爱、善良的堂吉诃德不分轩轾。但二者又大相径庭。哈姆莱特愤世嫉俗，怀疑一切。他所遭受的变故毁灭了他的美好天性、他的信仰、忠诚和真挚，除了相信霍拉旭对他近乎拜神的崇敬，他什么都不相信。他从怀疑父亲亡魂开始，到怀疑母爱、爱情、友谊，最终怀疑人性善和社会秩序。哈姆莱特并不缺乏重整乾坤的能力，他缺乏理想和信仰。在这一点上，哈姆莱特仿佛是梅非斯特的诗意版。堂吉诃德恰恰相反，他一无所有，只剩下信仰和忠诚，好比是浮士德的喜剧形式。所以，哈姆莱特的美好天性，是养尊处优的“一朵娇花”，被风霜摧折之后，剩下的只是颓败和虚无，是“器”的境界。堂吉诃德的美好天性是生生不息的自然本身，是“道”的化身。两人的死亡结局一样，而蕴涵不同：堂吉诃德虽败犹荣，哈姆莱特则打了个平手。但都令人遗憾：堂·吉诃德的悔悟削弱了其斗士精神，哈姆莱特的锄奸纯属偶然，他根本没有很好地发挥其战斗力，只是徒然地牺牲了自己。诠释7：哈姆莱特是脆弱人性的代表：与眉间尺比较哈姆莱特的脆弱表现为：其一面对伟大使命时徒然发出悲叹而非行动：“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其二表现为错失大好复仇时机的“延宕”；其三表现为最终复仇行为的被动。被动削弱了他的斗志和勇气，面对生死角逐，他惶惑而无奈，甘愿受命运摆布：“随它去。”而哈姆莱特的“延宕”，又不仅仅是其个人行为，而是普遍人性在生命个体上的示现。眉间尺是鲁迅小说《故事新编·铸剑》中干将莫邪之子。干将为楚王铸剑，剑成被杀。眉间尺秉性与哈姆莱特一样仁慈，一样具有为父复仇的愿望和决心，一样性格脆弱无力承担复仇使命，一样不怕牺牲，一样与对手同归于尽，玉石俱焚，消灭了敌人而未保全自己。眉间尺的“优柔”与哈姆莱特的“延宕”，同属人性的弱点在紧要历史关头的表现。眉间尺几乎就是哈姆莱特的中国版。二者的区别在于：眉间尺作为中国蒙昧时代尚未成熟的乡村少年，鲁迅通过“灭鼠”、“遭遇楚王”、“逃亡”等情节强调其仁慈脆弱。哈姆莱特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王室储君，有深刻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也因此构成其“知”与“行”的矛盾，反而增加了复仇的阻力。他们的悲剧命运体现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诠释8：哈姆莱特是自我分裂的代表：与拉摩的侄儿比较恩格斯称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是“辩证法的杰作”，其中塑造了“拉摩的侄儿”这一性格矛盾对立的形象，恩格斯认为是“分裂意识”的典范。他才华横溢，却玩世不恭；富于理性，却自甘堕落；见解深刻，却寡廉鲜耻，是一个集“高傲与卑鄙、才智与愚蠢”于一身的“怪物”。在命运的打击下，哈姆莱特的性格猝然裂变，与拉摩的侄儿一样，信仰与怀疑、仁爱与厌世、责任与脆弱、机敏与延宕、理性与疯癫……在他性格中并存，使他难以